學人文學術的人，常常要寫長篇論文，因此必須仰賴圖書館的豐富藏書，大學圖書館就變成了文科學生最重要的家。我在臺大4年，雖然不是經常在圖書館讀書、溫習功課，但是到圖書館借書，那是家常便飯。

今天的學生一定很難了解我們當年借書程序的繁瑣。現在可以直接到架上去取書，出館門時，到借書的機器，用學生證一刷，就可以把書拿回去。根本不需經過圖書館員來核對。就是在家裡要知道圖書館有沒有自己想看的書，只要上網去查一下就可以，根本不用跑圖書館。另外，還有很多的電子書或資料庫在網上就查得到，真是方便得很。將來，許多圖書館的資料更會儲存在雲端，那就更不難想像那種方便了。

40多年前，情形完全不一樣。除了有漂亮而陳舊的圖書館以外，上面說的一切服務都還沒有。學生要借書，就得先到那上百個的書名、作者及標題卡的櫃子去查看有沒有這本書。如果有，就填寫書單，把書名和書號寫上去，讓圖書館員去架上找。總要花個20分鐘、半個小時，有了那本書了，這才在圖書證上寫好書名和書號，讓圖書館員蓋章，登記你要借這本書，蓋上你必須還的日期。然後圖書館員還要在貼在書最後一頁的還書期單上蓋必須還書的日期，這才可以從圖書館員手上取得你要看的書。

我們當時每一個學生有一本圖書證，是一個小冊子，好登記允許外借的書名、書號和外借的期限。每一本小冊子，大概夠登記200本左右。每位學生每次借書的數目有一定的限制，所以這個冊子是夠用一段時間的。我記得我讀完4年要畢業時，才用到第二本冊子的三分之二。我不算很常借書的人，不過大概也不是太懶，相信大部分的同學都只用了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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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臺大所借的第一本書是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一點，我完全記得，就好像我去美國所買的第一份報紙是世界聞名的《紐約時報》（1969年8月31日），而第一本書是《Mao Tse-tung: An Anthology of His Writings》（Mentor Book, 1962）一樣，這些經驗都是一個人成長時所必經的階段，是記憶當中的里程碑，不會不記得。

我會知道梁漱溟的書是因為有一次在臺南參加教會的冬令神學營，當時的講者周聯華牧師在演講中提到它。周牧師對於梁先生的意見作了簡單的介紹。在當年，提到梁漱溟是可以惹起麻煩的，但是周牧師是蔣介石夫婦凱歌堂的牧師，而且也只是簡單帶過，所以當然沒有什麼問題。但是這一提，倒使我對梁漱溟感到興趣起來。那時，我只在蔣夢麟的《西潮》上面讀到批評梁漱溟的話，說是在抗戰初期，蔣介石曾經邀請了一些讀書人，徵詢他們對抗戰以及種種文化問題的意見。蔣夢麟說，梁漱溟發言，内容空洞冗長，幾乎是不知所云。傅斯年聽不下去，站了起來把他斥罵了一頓，說國難當前，而梁漱溟卻只在那裡說空話，不讓他再講下去。《西潮》是一本很好的自傳，我讀的時候大概是初三或高一。它在《中華日報》連載，我每天讀它，非常認同，也非常喜歡。因此我對梁漱溟的印象就不是很好，只覺得他是一個冬烘先生。但是周聯華先生竟然也提到了他，這就使我想，或許這個人還擁有一些聽眾，至少應該了解一下他的生平和思想。

那年9月我到了臺大，可以開始借書，我就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借了出來，成為我在臺大所借的第一本書。雖然梁先生一生所作的事很多，尤其是他對中國農村改革的熱誠和實際貢獻。但是談到他對文化課題的意見，那當然是以這本書最具代表性。

我必須指出梁漱溟在這本書出第三版時，已經表示書中對儒家的解釋不周；到了第八版時，也就是他演講本書之後6年左右，他又再度表示有思慮不周的地方，除了對孔子的心理學沒有深究，更自認整本書是在「射覆」。換句話說，他幾乎是等於否定了自己的說法。但是由於他在出了這麼多版的書中，對原文並沒有更動，因此產生影響的還是這本書的原文。或許可以這麼說，這應該是梁先生所不想要看到的事吧。18世紀寫《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吉朋在自傳裡說，他的書出版以後，「就有了它自己的生命了。」不外就是這種天下作者都有的感慨。

現在坊間印行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都會收入三版序和八版序。如果讀這兩篇序，那麼豈非不要去讀這本書了？顯然地，原文才是真正影響近代中國人想法的文字，只是它已經和梁潄溟分開了。那麼它最主要觀點又是什麼？簡單地說，那就是中、西及印度的文明各有它們文化上或對生活態度上的不同：西方對於宇宙自然的態度是往前的，遇到對生活有阻擋或困難的時候，就要去克服它，解決它（「直覺運用理智」）。相對於西方，中國文明是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去接受這些困難，使它成為我們認可的一部分（「理智運用直覺」）。 至於印度文明，則是把這個生命裡已經認為不會存在的困難當作是不存在的，繼續自己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活下去（「理智運用現量」[梁先生說是一種感覺]）。這是梁漱溟的這本書最簡要的說明。括弧中的話很難懂，梁先生在三版序也收回它們。

梁漱溟這本書，實際上是要用大家不太懂的佛學思想（他的佛學是所謂的[新]唯識論）和當時流行的西方學說（像「理智」、「直覺」、「意志力」等。當時的確有不少新說已經傳入中國；傳得對不對是另一個問題）來表示中國人有自己的文明或哲學，而由於東西哲學本來就不是可以相通的，因此中國人不必去強要調解或調和。中國文明當然以儒家為代表。在他看來，西方文明的特點已經利用盡了，現在重要的是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的問題，而儒家正好提供了合時的解答。

承續梁漱溟思想的人大概都是因為他主張中國的儒家哲學可以解救人類當前的問題。後來中國重要的哲學家（或思想家）像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乃至於錢穆都接受這樣的立場，雖然他們的立論各有不同。但總括來說，他們共同之處就是要伸張中國文化的獨特性，至少也應該建立一個有別於西方的學術傳統。這樣的想法影響了中國人有多深，任何一個近30年來在臺灣受教育的人都不難看出來。

但是這種保守主義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卻並不受歡迎。梁漱溟受很多人稱讚的真正原因，寧是他在中共的政治鬥爭中所展現的知識人風骨。他的確比馮友蘭還有堅持，因此可以看作是傳統儒家士的「道成肉身」具體的代表。用現在流行的說法，他是一個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知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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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初，我有機會參加湯一介教授主持的中國文化書院所主辦慶祝梁漱溟95歲誕辰紀年會。活動先在著名的香山飯店開研討會。這個會沒有什麼特別值得在這裡寫的。紀念大會規模則相當大。主席台上有費孝通、周谷城、任繼愈等人，另外有一位是梁漱溟在山東推動農業改革時代的學生，這人80多歲，上台已扶扶撞撞，話也講得不清楚。相形之下，梁先生健朗多了。不幸，不到一年，梁先生就去世了。我當時曾與梁先生合照了一張相片。這張相片在我替復刊的《文星》寫報導這個紀念會的文章登過。可惜原相片留在美國，來不及在這裡刊登。

會後我們幾位從香港來的學者（包括陳方正、趙令揚等人）應九三學社之邀在全聚德晚餐。九三學社由周培源先生帶了幾位會員代表招待。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算是見到了不少名人。

第二天，我去探望名史學家陳智超先生。他問我來北京的原因，我告以來參加梁先生的紀念會。他用奇怪的眼光看我，問我說：「你也跟這些人來往？」這句話在我心中糾纏了很久很久。他和我畢竟是史學家。（2013年10月10日在竹北寓所）

李弘祺小檔案

歷史系畢業（1968），當完兵後就到耶魯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並於1974年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1991年，轉到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任教。2007年回到臺灣，在交通大學負責通識教育的工作，並出任該校的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同時也創立該校的人文社會研究中心。2011年退休後，應聘到清華大學繼續任教。

李教授長年研究傳統中國教育史，著有《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及《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兩書都同時有中、英文版），以及其他中英文著作，内容涵蓋中西文明之交流與比較，史學之本質與目的等課題，是一個典型的讀書人。李教授曾多次回國在本校擔任客座教授及講座教授等職，也是東亞文明中心的首任主任。在香港及紐約時熱心參加校友會的活動，1992年後曾任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理事多年。

圖說：

圖１：梁漱溟教授，1987年2月仍很健朗，隔年去逝。

圖２：我在臺大借的第一本書《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圖３：梁漱溟與毛澤東，1939年。

圖４：梁漱溟可以說是傳統儒家士「道成肉身」的代表。

圖５：李弘祺小檔案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