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的「國父思想」課，講師姓陳，眼鏡框上沿有一橫寬邊，扮得面容幾分老沉。第一次上課，老師一一點名，並以看相的姿態品評同學。叫到我的名字，老師看著我，發現甚麼似的說：「喔！我看見你們班的第一個法官了！」

我的大學以如此斷命為序幕，實情發展卻完全脫軌演出。

進法律系那一年是1982的秋天，之前的北一女生活，完全被浸泡在瘋狂的愛國教育裡。操場邊，立著比人高比公車長的標語牌，「愛國必須反共‧反共必須團結」，看板兩邊還有兩朵梅花圖案，每天遠遠的、默默的、慢慢的、一滴一滴的，往大腦灌水泥漿。

高一有一次作文練習，因我從高雄到臺北就讀一女中，所以在簿子裡寫了「我是外地生」，離家思鄉，可以體會大陸變色、被迫離鄉的痛云云，竟硬生生被谷姓老師用紅墨水毛筆，在「外地生」三個字上畫兩條線，旁邊加上「大陸人」三個字。現在想起來，頗為傻眼；我籍貫不屬大陸，幾代祖先在一個叫「番仔庄」的村子生養，應是漢化平埔家族，與中國幾乎沒有任何因緣，只有一位堂姐夫是所謂的外省人。但當時，我肯定也沒有疑惑或忿忿。

時代大風這樣吹，班上大風也這樣吹，我內心的大風也這樣吹，「要做時代女青年」的氣氛瀰漫，聯考志願只填法政社會科系。結果，同學50幾人，有7人踢著正步似的，一起進了法律系。

彷如佛門弟子三句不離「阿彌陀佛」，法律系的主流口頭禪是「維護正義」，多數同學好像都義無反顧投入這個偉大理念的懷抱，我卻顯得困難重重，熱情不足。法律系的學生把法官或律師奉為正義化身，但我老覺得這兩個職業，每天與黑暗周旋，來到面前的，非殺擄，即爭吵，對社會的功能，是消極止亂，而非積極開拓美好。當時，我認為去行政機關做事比去法院有建設性。

大二開始，回到徐州路法學院上課，同學紛紛就戰鬥位置，抱著六法全書和一堆教科書往法圖念書去了。法律服務社也是熱門去處，可以跟隨學長學姐，從實際的案子精進法學知識，熟練司法實務操作。法服那個房子，對我來說，卻始終是路邊的一棟房子。我對法服的認識只有一件；法服的指導教授邱聯恭有日本作風，剛直守法，他從法學院小門過紹興南街，絕對繞遠路走斑馬線，而不像大家抄直線，直接穿越。

對未來，同學準備律師和司法官考試，少有徬徨。而我，一直疏離在系外，成績偶有紅字，還補考過。同學到法圖K書，我卻只跟館員小姐聊天，到地下室書庫去胡亂翻發黃的TIME雜誌。看蠹蟲折磨老書，吃出小條小條洞洞，是待在法學院最新鮮刺激的事。

於是，我變成法律系的非主流學生，好像留在總區，沒跟著搬過去似的。在總區，總有許多更有趣的課。

高中一年級下學期開始，我經常在清晨昏倒。青春不知愁，日子一天一天過，昏倒跟鬧肚子痛差不多，過了也忘了。但是，大一剛開學，被一位高明的臺大醫生判定是癲癇之後，心情跟猛轉小提琴弦栓一般，琴弦緊到欲斷。醫生說，病本身不致命，吃藥控制即可，但要防範昏倒在不適當的地方，例如泳池裡、尖銳的石頭邊、騎車的路上。生命突變成不確定，死神似乎已來到門口。猛來的憂慮如刀，抵住我的咽喉，我忽然喪失說話的意願。有一個禮拜的時間，我一個人在椰林大道和教室之間穿梭，沒跟任何人說半句話。

有一天，人類學系的同學推薦我去上方瑜教授的國文，這堂課開給工管系（當時是法學院商學系工商管理組），和我原本的衝堂，因不願錯過方老師，所以翹了幾乎整個學期法律系國文課。

方老師午後第七、第八堂的課，過午我已經在等。普通教室後方有一棵大樹，樹幹不瘦，我記得曾經坐靠在樹下等，看著書，不知不覺以樹為枕，悠悠睡著。我現在這樣追憶方瑜老師的課，雖然已是快30年前的事，內心依然如春風拂葉，激動而愉快。

方老師那時愛講莊子。傳說中的彭祖好長壽，但靈龜五百年才算一個春天，靈龜長壽嗎？不，上古有一棵樹以八千年為一秋。老師引導我們去想莊子所說「沒有比夭折的嬰兒更長壽的，而彭祖是短命」的道理。

我內心「哇」聲連連，隱約頓悟了「相對」的概念。世間沒有絕對的大和絕對的小，人活120歲是一輩子，小蟲朝生夕死，何嘗不是一輩子。若我明天即死，18歲的生命就是可憐短命嗎？高壽98就比較值得高興嗎？不不不，世事無絕對，若我不「執著」一端，不掉進某些文字或概念的牢籠，我就得到心靈的自由，就能無處而不自在了。甚至，我願意的話，何不把一天想成三天，一小時切成兩小時那樣來認真努力，壽命不也變長了。我開始常常告訴自己，順其自然，這樣、那樣都好

之後，整個大學時代，我對內心世界的追問，更甚其他。曾去旁聽郭博文教授的哲學概論、王文興老師的小說選《異鄉人》，也興味盎然讀著鈴木大拙、佛洛姆、傅偉勳、黃光國等人講禪的書。有外校學長借禁書給我，所以，也激動讀了巴金、蕭紅和老舍的小說。羅素那篇「為什麼我不是一個基督徒」，在我的回憶房間裡，也占著大椅子；羅素讓我學到一個字“SKEPTICAL”（懷疑的），對所有飄過眼前之事，固然有直覺有情感，但對結論，我下得很慢，常忍不住從南從北從天從地從山從海從古從今從我從他的角度，東看西想。

對於念書，始終像一隻羊，埋頭吃草，動作緩慢，沒有方向，沒有計畫，卻也不著急。有一天，站在法學院公告欄走廊，蘇姓女同學翻我的背包，問我：「又在讀甚麼？」她知道我身在法學院，心在文學院；反正，背包裡總有一、兩本非法律的書。

不過，文學院中，未旁聽過半堂歷史系的課，現在，我卻連年在寫臺灣歷史的書。人生轉折變化，奇妙如此。

回首來時路，我一直順著自己的心過每一天。從跑政治新聞、離開職場、閉戶研究政商家族的臍帶與裙帶關係、結婚養兒、居家寫政治評論、埋在圖書館找臺灣史資料，看似不順理的一步接一步，卻自在成章，沒有勉強，都依當下心的方向，高興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這一切都源於方瑜教授的國文課，人生似乎從那一刻重新生氣勃勃出發。

有一天，我將像路邊小花小草枯萎，那一天到來之前的目前為止，每天我好像都過得挺高興，自我感覺超良好。印象中，不曾跟方瑜老師說過半句話，但她是我在大學最感謝的老師，她的大一國文課也是我在臺大最喜歡的一堂課，讓我當非主流法律系學生當得很自在。

陳柔縉小檔案

陳柔縉是作家，常見專欄和著書。1986年法律系司法組畢業後，未走主流的司法道路，進入《聯合報》和《新新聞周刊》，當記者，跑政治新聞。為探究威權政治本質之一的「關係」，辭職著書，寫出《總統是我家親戚》（本書後增修版改名《總統的親戚》），是瞭解臺灣社會階層和政治關係的經典之作。最近幾年，連續寫出臺灣歷史的相關著作，更開拓一般人對臺灣史的視野；《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曾獲《聯合報》非文學類十大好書、新聞局最佳人文類圖書金鼎獎，《宮前町九十番地》曾獲《中國時報》開卷中文類十大好書、誠品達人選書第一名。目前以發掘日本時代臺灣社會生活為研究主題，相關著書有《囍事臺灣》、《臺灣摩登老廣告》，最新作品將於11月底出版。

圖說

圖１：在大一迎新會上。

圖２：和法律系同學在法學院合影。左邊兩位也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學。我是右邊那一個。

圖３：1982年文學院學代會印給新生的參考書單，法學院就沒有這種有趣的東西。

圖４：小檔案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