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上了研究所的學生，大多會遇上seminar 這個字，一般的瞭解是這是一門研討課；老師帶學生們對一個主題作問答式的討論。上課時不以老師演講為中心，而由交換意見，反覆批判，從各樣不同的角度辯證地瞭解它。

在seminar裡，交談或對話成了上課的中心方式。從西方的教育歷史來看，這樣的教學普遍認為是從蘇格拉底開始。柏拉圖《對話錄》好幾篇都讓我們認為是蘇格拉底發明了這種教學法。^[註]這當中以＜饗宴篇＞（symposium）最為有名，可以看作是它的典型。在一個名叫亞噶頌（Agathon）的人的家裡，蘇格拉底的學生們相繼發表他們對「愛」（希臘字作eros）的看法，稱頌它的高貴，美好，乃至於在教育上的重要性。有趣的是他們的發言主要是圍繞在男性之間的愛，我們可以稱之為pederasty，而不單純是homosexuality。大家相繼發言之後，蘇格拉底也發言，結束這場思想的饗宴。

重要的是蘇格拉底最後的發言是以兩場問答的方式來進行的。第一場是他自己對亞噶頌的問答，從層層否定亞噶頌的意見中引出蘇格拉底自己所要宣誓的理念（愛是對所嚮往的善的瞭解或警覺）。第二場是蘇格拉底藉一位高尚的仕女繼續進行對話，從而演繹出愛的真諦就是對善與智慧的憧憬，同時點出愛能產生幸福或興奮的快樂。

問答或對話因此成了西方人對所謂的symposium的想像，而且成為一個重要的教育方式。自然，既然稱為「饗宴」，飲食或至少酒就變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symposium一般應該是有飲食或點心招待的。在今天，當然飲食招待已經不是研討會的必要元素。稱為symposium的往往是比較小型的學術會議，由專長類似的學者專家們參加，輪流主講。

請一位學者來學校演講，我們今天一般稱為講座。不會有點心招待，就是講完了，教授們去聚餐，其他的聽眾或學生也不會被邀請去參加。所以與symposium不相同。這種教學形式的英文字應該是colloquium。Colloquium這個字源自拉丁文，原意很簡單，就是談話，因此要到了16世紀以後才逐漸在高等教育圈流行起來，通常指邀請不同的專家來演講。時至今日，已不限於講座，而廣泛地指所有的研討課。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個通俗用的研究院的課程，與seminar幾乎是通用，比symposium還不拘形式，甚至於不强調反覆討論的必要，更完全沒有提供咖啡或點心的考慮。

中古歐洲的高等教育沿襲基督教興起前後的教育哲學，接受羅馬人從古希臘學來的所謂三科（trivium）及四科（quadrivium）的教育，並進而學習修辭學，以及神學作品。教學方法因此也沿襲古人的問答方式。例如中古劍橋大學的教學便是由教師講解課本内容，而學生於聽完了一定數目的演講課之後，可以申請考試，由他們從所學的書本中提出一些問題，然後與比他們高班的同學們口頭辯論（disputations）。辯論成功，就得以取得升級。口頭辯論因此是中古歐洲教育很重要的學習方法，辯論的技巧及方式很多，所以就有各樣的名詞來定義它們，例如sophemes（邏輯的誤用），inceptions（資格考試），determinations（對亞里斯多德自然學的口試），priorums（根據亞里斯多德《分析論前集》的口試），postiorums（前書的《後集》）等等。這些技巧令人想起中國人重視文字的考試，因此對於文章的寫作方法也產生很多不同的名稱，到了明代大舉使用八股文考試，這種情形達到了高峰。中西文明之異同多少可以在這裡看出來。

中古歐洲的大學沒有正式使用colloquium這個字，不過重視口頭的辯論或交流當然是它教育方法的重心之一。

西方口頭辯論的傳統到了18世紀時，又展現在出名的沙龍文化。沙龍是啓蒙時代貴族所喜愛的知識活動。「沙龍」與現在學者常常提到的「會話」（conversation）息息相關。說起來，「會話」和魏晉清談有幾分相似。兩者和文學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魏晉清談是中國文學和文學批評發展的重要催化劑。沙龍一樣重視文學欣賞，强調文學所能締造的禮貌、誠真及優雅的格調和品質。不過，不同於中國傳統的是西方的沙龍談話題目不限於文學，也常常討論科學問題或新知。

沙龍往往由女士主持，而婦女也大量參與這樣的活動。18世紀的許多名作家或科學家都有非常聰明的伴侶或夫人。例如化學家拉瓦錫（Antoine Lavoisier），他的夫人鮑爾襗（Marie-Anne Pierrette Paulze）不僅替他翻譯英文科學書，讓他參考，也幫忙把他的實驗器材畫成非常有用的插圖，更參與修訂他所寫的化學教科書。伏爾泰的情婦夏珶曄（Émilie du Châtele）則翻譯牛頓的巨著《數學原理》成法文。這些女士們把沙龍文化提高到極為精緻、高尚的活動。事實上，我們可以說沙龍在相當程度上取代了當時日漸沉淪的大學，成為知識再造與交流的中心；同時並成了無法讀大學的婦女們吸收知識的場所。

顯然的，沙龍是18世紀所謂「會話」活動的溫床。中古及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教育進入18世紀開始沒落，因此沙龍的形式打開了新局，也開始了平等參與的局面。19世紀初，洪堡（Humboldt）提倡而開始了現代大學，知識的傳遞變成了正式認可的觀念。雖然宗教或人文教育的通識性質還繼續，不過早期的、非常拘謹而形式化的口頭辯論也漸漸被現代大學的論文、報告或寫作所取代。沙龍應該在這個轉化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順便講一下中國傳統。從孔子以來，憑藉口舌之便一直受到排斥，而孔子與學生的對話也成了早期教育的重要特色。漢代經師的教育也大多採用少數人的問答。但是在魏晉南北朝時代，由於佛教傳入，對大眾講經變成非常重要的社會教育手段。慧皎《高僧傳》就有許多善於演講的僧人的記載。他認為一個好的倡導師必須能有四種技巧：聲、辯、才、博，因為「非聲則無以驚眾，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採，非博則語無依據」。我們今天依然可以讀到大師演講時，儀式隆重和言說精彩的記載。

後代思想家演講出名的有如陸九淵。但是朱熹則重視問答。不管是演講或對談，聚眾會講是他們都喜歡的教學方法。朱張、朱陸或鵝湖的會講都是膾炙人口的教學活動。除了吟詩作對，欣賞山水之外，他們會談的時候，應該是混合演講和辯論而進行的。這樣的傳統到了明代漸漸演化成書院的會講，不僅日期有一定，活動期限（大約3、4天）、點名，乃至於進退作息也都有詳細規定。王陽明還主張休息時可以吟誦歌詩。東林會講特別有名，顯然，對話、會話及公開演講都一起出現。不過我懷疑東林學者演講真的能吸引上千人來聽，不是他們不善於演講，而是這樣的活動在前近代的社會是相當罕見的，當時與他們關係比較好的傳教士也都沒有記載。

中國的科舉對於演講乃至於常用的會話或答問方式卻產生了不良的影響。在重視公平、公正的考試中，完全沒有口試，它的影響可想而知。這是中西教育傳統上非常值得重視的差異。（2014年10月12日）

註：事實上，大部分學者都認為這場「饗宴」是柏拉圖自己的想像和創作，雖然有一些事實的根據，但内容及意見絕對是柏拉圖想像的結果。本文主要是作為一般的教養讀物，因此寫來不求完全合乎專精學術的研究結果。

李弘祺小檔案

歷史系畢業（1968），當完兵後就到耶魯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並於1974年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1991年，轉到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任教，於該校榮退。2007年回到臺灣，在交通大學負責通識教育的工作，並出任該校的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同時也創立該校的人文社會研究中心。2011年起應聘到清華大學擔任講座教授。

李教授長年研究傳統中國教育史，著有《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及《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兩書都同時有中、英文版），以及其他中英文著作，內容涵蓋中西文明之交流與比較，史學之本質與目的等課題，是一個典型的讀書人。李教授曾多次回國在本校擔任客座教授及講座教授等職，也是東亞文明中心的首任主任。在香港及紐約時熱心參加校友會的活動，1992年後曾任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理事多年。

圖説：

圖説1：Anselm Feuerbach畫＜饗宴＞

圖説2：義大利的古希臘殖民地有關饗宴的壁畫。Greenworlder 攝

圖説3：Jean François de Troy畫＜[沙龍]閲讀莫里哀的詩＞

圖説4：＜Chateau de Talcy的大沙龍＞。Patrick Giraud攝，取自Catherine Delors部落格。

圖説5：Jacque-Louis David畫＜拉瓦錫伉儷＞

圖説6：＜14世紀巴黎大學上課情形＞，出自Grandes Chroniques de France, 現藏於Castres市立圖書館。

圖説7：＜鵝湖會講＞http://ehushanweng.blog.sohu.com/209820495.html

圖説8：洪堡與柏林大學。Friedrich Petersdorff攝

圖説9：Volkov-1現代的所謂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