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的研究圍繞在一個核心問題：在數位平台成為資訊流通主要管道的時代，新聞業、公共媒體與公民社會，如何在平台規則中維持公共價值？我與台師大林玉鵬助理教授曾研究公共廣電與串流平台的競爭，也關注數據行動主義如何讓環境資訊進入公共討論，目前我的新的研究方向則聚焦在AI技術在新聞影像生產中的應用與挑戰。這些研究讓我逐漸意識到，無論是環境資料、新聞內容或是文化內容，一旦進入平台體系，它們的「可見性」與「存續方式」往往不再由內容生產者或公眾決定，而是取決於平台的演算法、商業模式與治理規則。

Nick Srnicek提出的「平台資本主義」與 Shoshana Zuboff的「監控資本主義」提醒我們：平台不僅是資訊中介，更是數據抽取與剩餘價值積累的機器。新聞內容、讀者行為、社群互動都被轉化為可計算的資本，而公共性在這過程中逐步被稀釋。這種現象，也正如經濟學者Yanis Varoufakis在《雲端封建時代》一書中所言，是一種新的「科技封建主義」（techno-feudalism）。它提醒我們，平台社會的挑戰，並不只是科技發展過快或媒體轉型困難，而是權力結構的改變──當數位平台取代傳統資本家，成為新的「封建領主」，我們便可能在不知不覺間，成為它們領地上的「雲端佃農」。於是，我們面臨一個新的結構性矛盾：新聞的社會功能在於保障公共討論，但平台的商業邏輯卻將公共性轉換為私有化的「可見性資源」。這種張力，正是今日新聞產業與民主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關鍵課題。

平台掌握內容生殺大權

在傳統資本主義中，資本家靠著投資生產、雇用勞動者、銷售產品來獲取利潤。但在科技封建主義中，平台的核心收入來自「雲端租金」——任何想要進入其領地的企業與個人，不論是販售商品、傳遞資訊，還是分享照片，都必須遵守平台規則，並為此付出成本。對新聞媒體而言，這種租金未必是直接的金錢支付，而是更隱性的依賴與讓步：必須為了獲取演算法青睞，改變新聞的寫法、標題、影像比例，甚至選題方向。

這樣的依賴關係在國際上並不罕見。澳洲政府2021年推出《新聞媒體議價法》，要求Google和Facebook與本地新聞機構分享廣告收入。Facebook的回應是暫停澳洲用戶分享或查看新聞連結，甚至封鎖政府機關的官方粉專，讓公共衛生訊息一度中斷。加拿大在2023年通過類似法案後，Meta同樣宣布封鎖新聞內容。這些事件清楚顯示：平台對資訊流通擁有近乎壟斷的權力，甚至可以直接關閉某一國家的新聞入口。

臺灣新聞業的被動與掙扎

在臺灣，新聞業與平台的關係雖未走向正面衝突，但依賴程度同樣驚人。數位廣告市場高度集中，Google和Meta長期分食超過七成線上廣告收益。許多媒體投入大量資源經營Facebook粉專、優化搜尋排名，卻往往因平台演算法的細微調整，觸及率隨時可能腰斬，與閱聽人的連結也瞬間斷裂。更嚴重的是，為了迎合「流量邏輯」，新聞選題逐漸淺化，快速消費、標題吸睛的短篇內容成為演算法偏愛的對象，而需要長時間調查、核實的深度報導則難以維繫。平台分潤機制的不透明，使媒體在經營上缺乏可預測性，只能不斷調整以配合「看不見的規則」。

跨界連署：學界與新聞專業的自救

當新聞產業的困境逐漸惡化，學界與業界也不再只是旁觀者。2025年6月，一場由全臺傳播科系教師、新聞從業者與公民團體共同發起的連署行動，迅速集結超過1450人聲援。我們在臺大新聞所舉行記者會，要求政府正視平台壟斷結構，加快推動《媒體議價法》，並設立「新聞基金」，由跨國平台提撥廣告收益，用於改善新聞勞動條件與支持深度報導。

這不僅是一場政策倡議，更是一種學界自覺。研究者的加入，顯示新聞公共性的危機已超出媒體產業本身，而是攸關知識社群、民主社會的結構性挑戰。正如臺大新聞所教授林麗雲所警告：「當平台拿走七成廣告收益，新聞卻只能靠業配與標案苟延殘喘，長遠來看，第四權的功能將被侵蝕殆盡。換句話說，若政府選擇袖手旁觀，就等同默許新聞專業的消亡。｣

青年世代：新聞有價的公共呼聲

在這股浪潮中，青年世代也展現出難得的自覺與行動力。8月，臺大、政大、台師大與輔大新聞傳播科系學生組成「新聞議價法倡議行動小組」，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要求立法者加速通過《媒體議價法》，並將「新聞基金」納入制度設計。與其說這是一次政策倡議，不如說是一種世代宣示。學生代表指出，如果新聞長期受制於平台演算法，只能為了流量寫出吸睛的標題或接業配維生，新聞專業與民主基礎將同步流失。他們強調，「新聞有價」不只是價格問題，而是新聞能否持續監督權力、維護公共利益的根本條件。青年世代的介入，讓這場辯論不再只是產業或學界的聲音，而是跨世代的社會共識：要守住新聞的公共性，就必須制度化保障新聞的生存空間。

國際比較：平台反制與國家治理的拉鋸

國際經驗提供了臺灣重要的警示與啟發。澳洲在2021年率先通過《新聞媒體議價法》，迫使Google、Meta與新聞業談判，成為全球第一個成功讓平台付費的國家。然而三年後，Meta卻宣布不再續約，理由是「使用者在平台上對新聞興趣減退」。這個說法充滿疑點：新聞能見度下降，往往是演算法刻意「去優先化」的結果，而非單純的用戶選擇。Meta將責任轉嫁給受眾，卻隱匿了自己在資訊分配上的結構性權力。

面對這種「出爾反爾」，澳洲政府並未退讓，反而進一步主導成立「社群媒體與澳洲社會聯合委員會」，建議對大型平台課徵特別稅（big tech tax），並推動設立新聞基金，以支持獨立與地方媒體。這展現了政府在數位治理上的積極角色：即便面臨科技巨頭的壓力，也必須透過監管機制來矯正市場失靈，守住公共資訊的基礎建設。

加拿大的經驗則提供另一面向。該國在2023年通過《線上新聞法案》（Bill C-18），嘗試增加談判透明度並保障中小媒體，但Meta以全面封鎖新聞連結作為反制手段，直接將新聞排除在平台之外，對公共討論造成衝擊。這顯示單靠「議價」並不足以改變平台霸權，反而容易讓平台以技術手段「關門拒客」，加深社會對資訊的依賴與脆弱性。

從澳洲與加拿大的案例來看，關鍵並不僅在於立法本身，而是制度設計是否能夠真正保障公共價值。若缺乏獨立、透明且具公共性導向的基金機制，議價法極易淪為大型媒體的分配遊戲，甚至加速市場集中化。相反地，若政府有足夠決心與政策創新，便能將平台應付式的「合作」轉化為制度化的公共責任，並為新聞業建立更強韌的未來。

議價法與基金制：爭取公共價值的契機

在這樣的背景下，臺灣近年開始討論「新聞議價法」。核心概念是要求大型數位平台與新聞媒體進行議價，合理分享因新聞內容而產生的收益。這個方向看似簡單，實際上卻牽涉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設計：一種是讓媒體與平台直接議價，另一種是建立「基金制」，由平台依一定比例繳交費用到公共基金，再由第三方委員會分配給媒體。

我在參與雜誌公會委託的研究案時觀察到，產業內部對這兩種模式的差異。大型媒體集團普遍傾向直接議價，因為它們握有較大談判籌碼；中小型媒體則更看重基金制，因為這能保障它們在議價市場上不被邊緣化。基金制還有一個重要優點：可以設定資金用途，例如提升記者薪資待遇、支持調查報導、促進新聞多樣性，確保公共資源回到內容品質與勞動條件改善上，而不是僅用於彌補營運赤字。

國際經驗顯示，若沒有公共性強的制度設計，直接議價容易造成資源分配不均。澳洲議價法上路後，九成以上的分潤流向少數大型媒體，獨立與地方新聞幾乎分不到錢，反而加速了媒體市場的集中化。臺灣若要避免重蹈覆轍，基金制應是重要考量。

平台治理與公共價值再想像

議價法的討論，其實不只是媒體產業內部的經濟分配問題，而是平台治理的一部分。平台透過演算法決定什麼內容能被更多人看見，間接左右了公共議題的排序與公共討論的品質。當平台偏好娛樂化、情緒化、即時性的內容，理性辯論與深入分析就會被擠出公共視野。

因此，新聞的公共價值必須重新被定義。它不僅是媒體的生存，更是民主社會多元資訊流通與監督權力的保障。這需要制度設計將公共利益明確寫入資金分配與平台治理規則中。基金制在這方面具有潛力：它可以將平台因壟斷數位廣告而取得的超額收益，部分轉化為公共資源，支持弱勢媒體與創新內容，並改善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條件。

奪回數位公共領域

當我們回到開頭所提出的問題──在平台邏輯主導的資訊環境裡，誰能被看見，誰又註定被忽略──答案顯然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公共領域的政治經濟結構。科技封建主義的本質，在於將資訊流通的基礎設施私有化，由少數跨國平台壟斷可見性與分配權。新聞業在這套體制中，既是內容的生產者，也是被宰制的附庸資本家。

要打破這種權力不對等，必須同時從三個層面入手：透過監管確立平台透明度與社會問責，讓演算法的黑箱成為可以被檢視的公共議題；透過新聞議價法與基金制，確保新聞分潤真正投入公共價值與新聞勞動的保障；並讓公民參與平台治理，使資訊流通的規則不再是少數企業的獨占權。

在平台早已成為公共討論主要場域的今天，新聞業的掙扎與反擊，不只是產業的生死存亡，而是民主社會能否維繫多元、開放公共領域的關鍵。唯有當「被看見」不再完全取決於平台的演算法，而是來自公眾對新聞公共性的共同維護，我們才能避免數位公共討論淪為少數平台領主的私人花園，並真正守住一個屬於所有人的公共領域。（本專題策畫／新聞所林照真教授＆資管系蔡益坤教授）

蔡蕙如小檔案

本校新聞研究所副教授，英國羅浮堡大學傳播與媒體研究博士。研究專長涵蓋新媒體與公民參與、新聞產業轉型與新科技、公共廣電與平台治理，以及大眾文化研究。長期關注數位平台對新聞勞動、公共媒體與民主社會的衝擊，並結合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探討數位化環境下的公共價值與制度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