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類學的原住民研究，始自日治殖民治理需求的調查與分類，戰後初期延續帝大傳統，後逐漸轉向知識建構，同時出現「保存文化」使命感，有更多田野搶救工作和豐厚民族誌資產。1970年代隨著社會民主化，重視「在地知識」，對殖民式分類提出反思。1990年代原住民運動興起，臺灣原住民從單純被研究對象轉為合作者與研究者，關注焦點轉向土地、認同、自治等議題，並建構原住民族知識傳統與方法論，成為人類學知識體系的一環。

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講座成立於1928年，由移川子之藏教授主持。成立之初即對臺灣原住民部落進行全面調查，於1935年出版《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他也以此書獲1936年日本最高學術機構頒發「帝國學士院賞」。

戰後，在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凌純聲與衛惠林等前輩的領導下延續與深化，奠定專業化的學科發展基礎；兩位先生分別在科學民族誌和社會結構分析提出先驅性概念。而戰後第一代人類學者陳奇祿院士，專研原住民與東南亞民族的物質文化調查與記錄，提倡臺灣研究，作為文建會首任主委，他也是落實人類學文化概念於國家政策的推手。

1970-80年代，原住民文化研究從「研究他者」逐漸轉為「由內而生的自我知識建構」。李亦園院士提倡社會科學本土化，推動人類學與社會學、心理學的跨學科整合。黃應貴教授以布農族研究為實證基礎，從田野經驗出發反思人類學理論，賦予原住民族知識主體性。

1990年代以後，隨著原住民運動興起，多元文化認同受重視，學者開始與原住民合作研究，原住民族成為知識的共同生產者。更透過博物館作為交流與協作平台，推動文化復振。2000年至今，研究走向後殖民、跨領域與原住民知識傳統建構以及與南島語族的國際連結。

臺大人類學百年，映照出「去殖民化與知識共構」的轉型歷程，反映了人類學自身的全球學術潮流，更成為原民運動的「知識夥伴」，在國家政策、文化復振、國際連結上發揮影響力，深具社會實踐意義。

本期專題特刊移川子之藏於1935年出版之經典《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一書序文，以及黃應貴在《返景入深林》以人類學者經驗來探索學術與社會實踐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