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5月初接受德國外交部邀請，赴德國參加為期一週的密集參訪活動「與德國對話：終戰七十週年回顧德國如何處理二十世紀史」開始，整整一年，筆者埋首在與德國兩次轉型正義相關的浩瀚歷史資料裡。雖然歷史研究有浩繁的文獻要爬梳，然而，從書堆與電腦螢幕往外望，寫書這一年的時光裡，我們的社會同樣也是沸沸揚揚。

當我啟程前往柏林，在飛機上就規劃著，為臺灣寫一本有關德國如何走過兩次轉型正義的書。當時，我無法確知，臺灣是否有機會在近期內推動轉型正義上路；但是，我知道，我們的歷史教育與公民社會需要這樣一本書。因為臺灣應該學習如何妥善處理歷史創傷，不要因為政治認同不一，讓舊的傷口繼續傷害我們好不容易開始萌芽茁壯的公民社會。

一個需要進行轉型正義的社會，本身就是個滿載創傷的社會。1967年西德心理分析師米雪莉西（Alexander 與Margarete Mitscherlich）夫婦在他們出版的《無力哀悼》（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一書裡指出，一個對過往創傷（此書尤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德國留下來的創傷）無力哀悼的社會，會影響到的，不僅是當事者自己的世代，而且會繼續影響到後世子孫。因為當大家對發生過的重大歷史悲劇噤聲，別過頭去不想（或不敢）釐清真相，後代子孫在這樣的環境裡成長，不知不覺中學到的，就是不要相信自己真實的感受。

畢竟當一切都被遮掩得四平八穩時，追問真相可能只會惹來麻煩。然而，粉飾太平果真可以給社會帶來和諧嗎？麻煩就在，一個不相信自己真實感受的人，也不會相信別人真實的感受。而一個從小在自己生活環境裡無法領略坦白地「就事論事」是可貴價值的人，長大以後很難相信，棘手的事是可以透過「就事論事」，逐步找到解決之道。因此，當社會有進行轉型正義的必要、但大部分的人卻裝做沒事，沒有探尋真相的勇氣，最後大家得到的，不是社會真的在「時間療癒一切」的默然之中自行走向和解；而是得到了一個互信基礎薄弱的社會。

雖然德國在轉型正義上所做的努力與在實質上所獲致的成果，為人類歷史留下許多寶貴的經驗；但筆者想寫的，並不是一本要講德國轉型正義做得有多成功的書。畢竟，當轉型正義工程開始上路，就像打開潘朵拉的盒子那般，過去會以大家雖然有些熟悉、但卻不知究竟盤根錯節與晦澀扭曲到何等地步的身形不斷、不斷地冒出，來到我們身處的現在。然而，德國轉型正義的經驗可貴之處也正在於，為了深化民主，他們勇敢地踏上「改變傳統思維」（umdenken）與「從傳統路徑改道」（umkehr）的歷程。透過勇敢地正視那深不可見的黑暗過往，將民主與人權價值不斷深植在戰後重新立國的基礎上。在這個轉型過程中，他們當然也犯了不少錯誤，但是，透過不斷指出問題之所在，務實地面對，他們也藉此將自己的民主體制錘鍊得更精實。因此，筆者在書中想呈現的重點是，德國在兩次轉型正義過程中，產生過哪些問題？有過哪些爭議？他們如何面對？如何反省缺失在何處？後續又如何尋求解決之道？誠如歷史學者Peter Graf von Kielmansegg 所說：「因為這場災難，德國才真正學會如何落實民主；因為這場災難，德國才學會如何融入歐洲國際社會；因為這場災難，德國人被迫重新定義自己。」

為了減輕讀者在閱讀上的負擔，筆者在書寫上透過不同的主題與不同人物（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生命經歷為梗概，將20世紀德國史以及德國兩次轉型正義處理的過程、及遭遇到的問題，交織成一個互相映照、彼此連動的網絡來探討。希望提醒讀者，這個網絡的形成是一個持續不斷在進行對話的動態過程。因為轉型正義不僅應該關心受難者受難的歷程；歷史記憶工作更該負起責任好好思考，如何透過歷史書寫，對極權政治所引發的「惡」進行深刻的檢視與剖析。誠如當代德國重量級的歷史學者溫可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所指出，經過希特勒慘無人道的極權統治後，過去普魯士王室御用史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提倡歷史研究應該考察「實情究竟是如何？」（“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的見解已不足用；當代史學研究更該有勇氣去探問：「為什麼事情可以被操弄到這種地步？」（“warum es eigentlich so gekommen ist”）

的確，表面上看起來科技突飛猛進的20世紀，其實也是人類被不同極權主義用各種「科學」手段史無前例大迫害的世紀。為了梳理這複雜的歷史與極權政治之間的關係，並且連結歷史記憶、檔案史料解讀各方面相關的問題，本書在討論與納粹歷史及其轉型正義的部分，選擇以德國首都柏林與德國古城德勒斯登（Dresden）這兩個城市為例，聚焦詳細說明。第一章＜在記憶傷口上重生：柏林＞探討柏林如何藉由在「歷史現場」重建「歷史記憶」的原則，推動具有反省深度與普世價值意義的歷史思維，讓自己從戰火的廢墟裡重生，也將自己打造成與倫敦、巴黎大不相同的聯邦德國新首都。第二章＜紀念園區、紀念碑、與史料展＞則透過剖析柏林及其週邊城鎮設置各種大屠殺紀念園區與紀念碑的經過，探討在從事歷史記憶工作上會遭遇到的問題，以及德國社會對這些問題的處理。史料展的部分則與目前還無法立碑紀念的爭議歷史記憶有關。例如二戰時期德國軍方與大屠殺的關係究竟該如何界定？這個問題曾在德國、甚至國際社會引發過重大爭議。本章將探討德國公民社會與學術研究對軍方的「噤聲」曾有過何種回應？他們如何自發地舉辦史料展來為日後邁向更周全的歷史詮釋做準備？這個過程中又遭遇到了哪些問題？

第三章＜錯誤歷史記憶的困局：德勒斯登＞處理的是在1945年2月中旬德勒斯登因遭盟軍猛烈空襲，旋即又困於納粹在最後垂死掙扎時故意誇大國際新聞渲染遭受慘烈傷亡，以至於留下錯誤的歷史記憶。而這個錯誤的記憶竟被號稱反法西斯的東德共產黨利用在冷戰時期號召東德人民反西方的歷史證據。長期以悲情自視的德勒斯登古城一步步陷入錯誤歷史記憶的困局，即使在兩德民主統一後，德國歷史學界積極澄清真相，迄今仍敵不過紀念德勒斯登空襲受難的場合幾乎被仇外團體一再利用作為煽動排外情緒的最佳場域。如何擺脫錯誤歷史記憶帶來的嚴重糾結，對當前德國政府而言，仍是相當棘手的挑戰。

第四章＜開放東德秘密警察檔案＞說明在處理東德共產黨極權統治的轉型正義過程中，秘密警察檔案的開放何以被前東德民眾視為最重要的工作，前東德民運人士又如何與西德資訊安全專家合作，逐步在民主法治架構下，將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Bundesbeauftragter für die Stasi-Unterlagen, 簡稱BStU）打造起來，以及檔案館開放後，為德國第二次轉型正義帶來哪些效應？引發出哪些問題？不同的人用何種態度面對檔案開放帶來的衝擊？各自因應之道為何？

除了正義／公義的平復外，「歷史記憶」在建構上，不該局限在只是去定義「什麼是我們需要的歷史」，而更應該連結到社會心靈的修復與療癒。因此，在建構「歷史記憶」的過程中，如何讓受害者與加害者都能清楚看到，因為不幸悲劇的發生，不只受害者的心靈被烙上深深的傷痕，其實加害者的心裡也有陰影。所有當事人及其後嗣都應正視自己迴避不了的這些負面心緒。

因此，本書第五章＜收拾善後，轉換悲情＞除了討論歷史記憶灰色地帶的問題外，要進一步闡釋的問題就是：與轉型正義相關的歷史事件會影響到的，不僅是受害者及其後代，也包括加害者及其後代。從德國的經驗來看，重大歷史悲劇在社會心靈上所深烙下的巨大陰影，需要三個世代的時間才能慢慢走出。換言之，如果沒有轉型正義的介入，社會不僅在政治與公共事務上會不斷被發膿的傷痕撕裂，加害者也會不自覺地被家人間某種不能互相坦誠訴說的陰霾所籠罩，無形中傷害親子互信關係與家庭教養。不願承認自己是共犯結構一員的加害者，並不會因為否認真相，就讓過去消失。反而是，不自覺地抗拒正視歷史真相的心態，會將自己和子孫捲入「自己害自己受害」的惡性循環中。

在轉型正義的工作上，臺灣雖然起步晚，慶幸的是，我們的公民社會終究在邁向成熟的過程中，民主多元價值越來越鞏固。從20世紀全球轉型正義的歷史經驗來看，臺灣民主化所走的路，不像德國、南非或中東歐是透過轉型正義來引領，而是透過公民社會逐漸成熟，來催化民主轉型，然後回過頭來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這種「慢熟」也許比較崎嶇，也錯失了讓受害者的冤屈及時獲得平反、公義得以伸張的機會。但比起一些已歷經過轉型正義、但民主價值仍有待深化的社會，如果臺灣可以好好處理各種問題，我們這幾十年來走過的崎嶇民主之路，是可以提供國際社會另一種新可能的參考。無論如何，最重要的還是，政府與公民社會要真能體認到，徒有和好的意願，沒有深入檢視過去的錯誤行為、也沒有從這些錯誤中省思如何汲取教訓好好深化民主，很難讓當前獲致的和好可以成為永續未來會長什麼樣沒有人知道。我們唯一可以做的，是在此刻當下，為未來栽下美好的種子，並用良善的價值耐心守護。

政治與司法上的轉型正義工程通常有一定的時程，會有寫結案報告的一天；但歷史記憶的書寫與建構，只會在時間長河裡不斷地面對新時代的挑戰。因此，審慎思考如何賦予歷史記憶真正有尊嚴的框架，不僅攸關公民社會是否可以擁有足夠寬闊的視野與認知高度，來了解轉型正義工程想要追求的普世價值；更攸關當我們一起走向未來時，不同社群的人都願意從自己的立場真誠地承認：跟我背景或想法不太一樣的人，也有權利說出攪擾他們內心深處的歷史傷痛；他們也同樣有權利，要求國家提供讓他們感到安心的政治、社會環境，好放下負面的歷史記憶，追求自己嚮往的美好未來。只有當我們願意互相支持，正視違反人性的威權體制給社會不同群體帶來了不同的傷痕與陰影，我們才有機會一起打造正向的歷史記憶，那是幫助我們明天可以活得更有尊嚴的記憶。

延伸閱讀：

花亦芬著，《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柏林、德勒斯登、以及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臺北市：先覺出版社，2016年8月1日全國各大書店正式上市。

花亦芬小檔案

臺大歷史學學士，德國科隆大學藝術史碩士、博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中古晚期至近現代宗教、社會文化與藝術史跨領域研究，以及近現代德國史與史學史。曾獲國科會優秀年輕學者獎以及臺灣大學全校教學優良獎，2012-2014年任《臺大歷史學報》主編。譯有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7初版，2013年第二版），以及《藝術與宗教—義大利十四至十七世紀黃金時期繪畫特展圖錄》（臺北：輔仁大學，2006年），《林布蘭特與聖經──荷蘭黃金時代藝術與宗教的對話》（臺北市：三民書局，2008），《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柏林、德勒斯登、以及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臺北市：先覺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