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當我譯註完19世紀瑞士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的經典名著《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Ein Versuch）後，特別寫下一篇長文＜寫給故鄉的書＞作為本書的導讀。文章最開頭引用了布克哈特寫過的一句話：「對故鄉癡心頌讚之餘，另有一樁本質完全不同、但任重道遠的國民義務：就是將自己培養成有見識的人，以追求真理與親近熱愛文化作為人生第一要務」，以此點明這位史學家的思想之所以恆留典範的原因。
不像一般所認為，備受尊崇的學者往往是跟隨者眾，布克哈特一生非常淡泊。19世紀末期，歐洲各地國族主義張狂、德國軍國主義聲勢尤其甚囂塵上。在瑞士巴塞爾（Basel）大學任教的布克哈特，原受邀到當時歐洲最著名的高等學府－柏林大學－接任最高榮譽的歷史學教席，但他卻婉拒，選擇留在自己家鄉巴塞爾教書。他不斷透過大學課堂的授課以及各種市民講座，在瑞士飽受強鄰壓境之苦的年代，陪伴自己家鄉子弟與同胞，安靜而有深度地認識各種歷史、文化、藝術。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在1860年出版時，印製了750份，卻花了9年才售罄。因此，布克哈特一直要等到1869年才有機會為初版做修訂。日後，這本書也讓他成為舉世推崇的史學大師。然而，在生前，布克哈特真正面對的，其實是自己家鄉同胞對知識學問的熱情並不如自己所期待，就像辛苦寫就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並沒有在當時的瑞士社會得到廣泛迴響那般，他心裡對此有不少挫折並不難想見。然而，即便如此，他仍一本初衷，默默地在自己家鄉認真教學、認真準備各種對社會大眾的演講。從沒有想過要以短線操作的方式，領一時風騷。
在布克哈特心中，學習歷史如果能讓世界更美好，不是因為我們可以依據特定史觀、或特定學者的著作來改變世界。而是在具有高度啟發性與反省深度的歷史教育陶冶下，讓社會上有越來越多人願意認真看待人文思考對建構健康社會的重要意義。換句話說，這個世界之所以能產生正向的改變，不是任何學者或特定學說思想透過政治力的催化，在短時間內，產生了強勢的影響；而是因為許許多多的個人在開放式的教育啟蒙下，樂於將自己發展成具有獨立理性判斷力的人。在他心目中，一個社會如果不斷地只想在短時間內藉由特定強人領導，來得到所謂「快又有效」的答案，但國民卻沒有養成理性討論的習慣與能力，最終都只是在自掘墳墓。因此，對布克哈特而言，一個社會是否能喜歡知識文化、喜歡討論對談，攸關這個社會是否能建立優質的公民主體性。眼見自己同時代的學者常常以國族主義為號召，從史學、政治學、生物學、醫學…各種角度，提出不少自我崇高化、但卻不斷壓制異己的「學問」，布克哈特在深感不以為然之餘，決定發揮「異議知識分子」的文化良知，來與主流學界那些熱衷操弄意識型態的學術風氣抗衡。
然而，布克哈特的作法不是拉高聲貝來對抗；反之，他從不以「權威」的姿態著書立說。就像《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的書名所示，他提醒讀者，這只是他個人在從事歷史詮釋時的一種嘗試，或只是他個人對某些特定歷史面向所做的思考。因為他不認為歷史學者有權宣稱自己的詮釋是終極定論，所以他給了這本書一個不尋常的副標題：「一本嘗試之作」，以此告訴大家，他對義大利文藝復興勾勒的歷史圖像，不是「唯一的真相」，而是作為大家更進一步從多元角度觀視、討論的思考分享。
布克哈特這種做法，在19世紀「科學式史學」（scientific historiography）一心追求「真相只有一個」的年代，完完全全是異議之論；但卻對20世紀下半葉與21世紀的現代史學，帶來相當可觀的啟發。最近剛來臺灣訪問的著名義大利文藝復興史學者Carlo Ginzburg（1939-），就曾談到自己對歷史書寫的看法：
我一直努力追求，希望將自己研究過程中感受到的不確定性，透過書寫的文字表達出來。也就是說，我試圖去刻劃自己感到猶豫的地方，好讓讀者可以自行做判斷。歷史寫作應有志於去呈顯歷史書寫本質上具有的「民主性。這裡我所謂的「民主性」是指，應該允許從外部來檢證所提出來的論述是否合理；但同時也提供彈性與空間，讓讀者參與得出結論的過程、以及一起思考可以得出哪些結論。
(It has always been my ambition that the uncertainty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should come through in what I write – I try to portray my own hesitation, so to speak, to enable the reader to make his own judgement. Historical writing should aspire to be democratic, by which I mean that it should be possible to check out statements from without, and that the reader be a part not only to the conclusions arrived at but also the process that led to them.)[註]
布克哈特喜歡將自己寫的書視為是提出自己的見解，供大家繼續思考、討論的做法，也明顯見於他過世前一年（1896）悄悄寫下的一本小書：《從魯本斯而來的一些懷想》（Erinnerungen aus Rubens）。這不是一本有關17世紀上半葉享譽全歐的畫家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藝術成就的介紹專書。布克哈特在臨終前一個月特別交代想為他出版此書的外甥Carl Lendorff，等到他過世後再將此書出版。他輕描淡寫地說出自己的心意：「這本小書在巴塞爾多多少少還可作為餽贈的禮物來銷售。」
餽贈什麼樣的禮物？面對19世紀末，歐洲四處瀰漫著劍拔弩張的時代不安，布克哈特選擇魯本斯作為自己最後寫書的題材。他挑選了魯本斯生命中一些特別有啟發意義的面向，來跟家鄉同胞分享自己的臨別感懷與贈言。布克哈特沒有擺出大老之姿來訓示後輩，更沒有要大家記得他曾經做出什麼貢獻、或寫過什麼有名的書。他也沒有去談大家在講到魯本斯時常講的一些重點：例如，與基督新教對抗的「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或17世紀羅馬教廷大力提倡的「巴洛可藝術」（Baroque art）。反之，在《從魯本斯而來的一些懷想》這本小書裡，布克哈特跟大家談，何以享譽全歐的魯本斯會放棄到大都會或強權統治者宮廷發展的大好機會，寧可選擇回到自己家鄉－今天比利時的安特衛普（Antwerp）－安居創作；而魯本斯在故鄉定居，對安特衛普而言，又有什麼意義。
魯本斯活躍的時代正是歐洲「宗教戰爭」頻仍的亂世。來自各國的強權爭勝者紛紛以捍衛正統信仰為名，遂行軍事與政治上肉弱強食、殺戮併吞之能事。不少以正義之師為號召吸引眾人投奔的崢嶸要角，最後卻讓大家失望地看到，他們不顧蒼生安危，只顧伸張己利的顢頇。這是歐洲史上令人驚懼的一頁：以宗教為名、以軍事政治擴張為實的「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布克哈特正是以三十年戰爭為背景，談魯本斯與家鄉安特衛普的關係。
在16世紀末之前，安特衛普因為境內有一條可以直接入海的雪爾德河（Scheldt），成為西歐最重要的海港城市以及數一數二的富裕商業城市。然而，到了1585年，荷蘭人封鎖住雪爾德河入海口，以至於安特衛普必須將國際貿易大港的地位拱手讓給新興起的阿姆斯特丹。
失去國際大港與經貿大城的地位後，安特衛普人口流失不少，但並沒有因此完全一蹶不振。當地居民努力將自己的城市轉型為藝術文化重鎮，在三十年戰爭尖銳對立的詭譎時代氣氛裡，盡可能維持中立。儘管市民之間對政治與宗教的看法存在不少歧異，但仍懂得齊心支持讓魯本斯這些有高度創造力的藝術家在此安居、自由創作，並為安特衛普培養了不少傑出的藝術後進，可以不斷爭取到重要的國際委製訂單，繁榮安特衛普的經濟與文化。
布克哈特在《從魯本斯而來的一些懷想》裡特別提到，當時法國宮廷畫家在創作時，一切都必須依照權臣黎希留樞機主教（Cardinal Richelieu, 1585-1642）的喜好創作，因此魯本斯不願意到他們的宮廷服務。此外，魯本斯雖是天主教徒，但不喜歡受制於教會設下的重重規矩，因此他也不喜歡到擁有龐大教會資源、但卻不斷被許多「教會權威」管束的大城工作。他寧可安居在自己家鄉，自由自在地作畫。正因為魯本斯看重藝術創作應該表現不受拘束的心靈自由，他雖為天主教會創作了不少作品，卻能超越當時新舊教各自堅持的偏狹意識形態，讓自己的藝術成為跨越時空限制的永恆之作。
鼓勵被強鄰環伺的小國國民應該有開闊的見識，懂得以文化創造的主體性與積極活力，來擺脫在政治上不斷依違於不同強權之間的扭曲與困境，是布克哈特留給瑞士美好的遺贈。在他過世後，人們經歷了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巨大傷亡，這時大家才真正了解到，他當年寧可淡泊，也不願跟隨狂飆的國族主義起舞；寧可以異議知識分子之姿，堅持歷史學不該為任何意識形態服務的史識確實深富智慧遠見。
有時我不免自問，花這麼多心血譯註、研究布克哈特，究竟在他的著作裡學到了什麼？答案當然不會是對特定歷史現象的詮釋觀點，因為布克哈特向來看重的是多元觀視。那麼會是什麼呢？我想，可以用他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書裡所寫的一句話來概括：「如果我們對義大利當時那個沸沸揚揚的時代認識不清，我們對歐洲人走過的心路歷程認識就不完全。」從《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到《從魯本斯而來的一些懷想》，布克哈特治學一直在關心，亂世裡，政治爭奪之外，文化如何仍能似錦繁花般被開創出來？這與他自己身處的時代有關；這更與他關心自己的瑞士家鄉作為一個小國，在動盪的時代裡如何穩住腳步，以深厚的人文價值打造長遠的和平幸福有關。
雖然世界上沒有完美的政治、也沒有完美的社會，但看到瑞士今天成為全世界最均權的國家之一，瑞士社會也喜歡透過公投與對公投議題的討論來解決社會上各種爭議，布克哈特應該會有會心的一笑。他看重開放式的討論；他看重公民社會應該放下意識形態的尖銳對立，追求重視人性尊嚴意義的社會共識。看到鄉土之愛能與普世價值攜手並進，而非與誤導人走向戰爭傷亡的國族主義共謀，他應該會有幸福的感受。
儘管在過世半個多世紀之後。
註：Gundersen, Trygve Riiser, “On the dark side of history. Carlo Ginzburg talks to Trygve Riiser Gundersen.” Eurozine.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2003-07-11-ginzburg-en.html.
花亦芬小檔案
臺大歷史學學士，德國科隆大學藝術史碩士、博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中古晚期至近現代宗教史、社會文化史與藝術史跨領域研究。曾獲國科會優秀年輕學者獎以及臺灣大學全校教學優良獎，2012-2014年任《臺大歷史學報》主編。2014年與史學界朋友共同成立學術部落格及臉書專頁《歷史學柑仔店》（http://kam-a-tiam.typepad.com；https://www.facebook.com/historyforumtw），推廣「公民史學」，目前讀者群已超過兩萬人。譯有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7初版，2013年第二版）。著有《藝術與宗教—義大利十四至十七世紀黃金時期繪畫特展圖錄》（臺北：輔仁大學，2006）、《林布蘭特與聖經—荷蘭黃金時代藝術與宗教的對話》（臺北：三民書局，2008），以及論文20餘篇。自2015年起，經營個人臉書部落格《花亦芬專欄》。針對本文所述德國參訪內容，即將出版《歷史現場的歷史記憶：柏林＆德勒斯登》一書。此外另有一本關於宗教改革500年的寫書計畫在進行中。
圖說：
圖１：筆者譯註之《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書衣。
圖２：瑞士與德國於2006年聯合出版評註版的《從魯本斯而來的一些懷想》（Erinnerungen aus Rubens）。
圖３：魯本斯位於安特衛普的家與畫室（Rubenshuis, Antwer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ubenshuis#/media/File:Anvers_Maison_Rubens.JPG
圖４：Peter Paul Rubens. 《戰爭的後果》。1637-1638. Palazzo Pitti, Florence.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e/ef/Los_horrores_de_la_guerra.jpg
這是魯本斯在「三十年戰爭」期間所畫的重要代表作。布克哈特認為，魯本斯想透過這幅畫表示，那個時代因為人文關懷完全被踐踏在地，因此長期陷入戰亂。
圖５：Peter Paul Rubens.《從十字架上卸下耶穌聖體》（Descent from the Cross）, 1614.
Onze Lieve Vrouwkerk, Antwerp Cathedral.
圖６：（小檔案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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