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楊振寧和李政道獲頒諾貝爾物理獎,他們是首度得獎的華人科學家,也因此激起年輕人效法,立志做大事。1960年代乃至70年代,很多學生以物理系為第一志願,包括在臺中一中念書的李伯皇。他說:「當時我很嚮往當科學家。有一位堂叔就是物理系畢業,在清大任教,鑽研蛋白質結構分析。可是家人鼓勵我考醫學系,因為傳統觀念上比較尊敬醫生,而且經濟有保障。」李伯皇出生在農業縣雲林,家境並不寬裕,不忍辜負父母期望,1967年,李伯皇進入了臺大醫學系就讀。

早期醫學院教育以救人為先,比較重視急重症醫療的訓練,認為對民眾健康貢獻較大,而有「內外婦兒」四大科,這四大科可說是所有醫學生的第一志願,他也不例外。與外科結緣源於五年級時,和同學加入李俊仁教授和李治學教授合作的肝臟移植動物實驗。

大學練就功夫底子

兩位李教授在1968年完成亞洲第一例腎臟移植,轟動醫學界和社會,引起李伯皇的興趣,當時他正為畢業論文找題材。應徵進入實驗室後,主要工作為腎臟移植病人的術後追蹤和動物(豬)肝臟移植實驗之監測,由於經常徹夜未眠,同學們體力不濟、相繼退出,只有他硬著頭皮苦撐。結果自然是苦盡甘來,在實習醫師階段就有兩篇論文。

不過,直到七年級實習醫師時,他才選擇外科。「我本來想選小兒科,同學都說我個性太內向,與外科走路有風,Style不合」。看來木訥寡言的他,覺得「許多疾病內科只能治標,很悶」,比較喜歡外科的「立竿見影,開朗又俐落」。其實,他的內斂與沉穩,走外科還挺合適的。

但不論專攻哪一科,他認為都要有內科的底子,所以從五年級起,就細讀哈里遜內科學,花了兩年半時間讀完,也勤於外科基本功夫的操練。1975年擔任外科住院醫師時決定專攻肝膽外科,更有計畫地廣泛蒐集相關論文,殷勤拜讀,對於解剖學、生理學等學理與開刀技巧均嫻熟於心,底子相當紮實。

良師拉拔身經百戰

60年代的臺大外科人才濟濟。指導教授李治學老師,人如其名,治學嚴謹,每週meeting監督進度,手術後仍親自記錄和查房,這都看在李伯皇的眼裡,「沒有李治學教授的嚴格指導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我」,他說:「他是一位mentor,替學生考慮很多。肝切除時他要我做第一助手半年,食道靜脈曲張急診由我開,擔心腎臟移植病例少,將來生活有問題,兩度找張簡耀教授允許我作甲狀腺手術。我去謝謝張簡教授時,他開玩笑說李治學教授是怕我搶了他的飯碗。」李教授英年早逝,然風範長存,讓學生感念終生。

當年臺大主治醫師名額少,從R2起就展開嚴酷淘汰,住院醫師要留任相當困難,他也一度茫然。到第四年總醫師時,骨科韓毅雄教授建議他轉至整型外科,因臺大醫院將成立整型外科,較有發展空間。他接受韓教授的建議,決定嘗試新領域,在總醫師下半年投入,做了很多顏面骨骨折、皮膚移植、斷指接合、唾液腺開刀等手術。看似小手術,在那個顯微儀器不發達的年代,有時為接合斷指,他從天黑坐到天亮,對體力和耐心是絕佳操練。但無論如何努力,他心裡仍不住發出聲音,「這不是你的興趣」。就在苦惱之際,借調至當時省立桃園醫院院長的李俊仁教授邀他一同前往省桃。

可是,「我也不想做器官移植」。他說,當時的器官移植是一件「大事」,包括重症醫療水準和抗排斥藥物都不夠先進,易併發後遺症,吃力不討好,「傻瓜才會去做器官移植,有人這麼說」。但197910月他還是去了,一年後回臺大臨床醫學研究所進修,在省桃服務及研究所期間,有機會主刀摘取腎臟超過百例,不僅手術技巧大為精進,也舒緩不少經濟壓力,因為在臺大臨醫所進修時,兩年全職兼任主治醫師未敘薪。

開創臺大外科大局

在臨床所畢業前一年,受派至沙烏地阿拉伯服務,一年後回國正式擔任外科主治醫師,並完成論文,取得學位。1984年,臺灣首例成功臨床肝臟移植由陳肇隆教授在林口長庚醫院完成,1985年雷永耀教授也在臺北榮總繼之,相形之下臺大醫院落後許多。此時接任外科主任的陳楷模教授決定發展肝臟移植,1986年派他至美國匹茲堡大學受訓,回國後在1989年完成臺大第一例肝臟移植手術,其後在1997年完成臺大首例兒童活體移植,2007年在越南完成該國首例成人活體移植,2012年完成院內首例血型不相容活體移植;在李伯皇領軍下,臺大後來居上,在移植醫學占有舉足輕重之地位。

這位肝臟外科泰斗,造福無數病人,也是一位誨人不倦的經師人師,樂於提攜後進,桃李滿天下。在臺大外科主任任內,運籌帷幄,為臺大建立完整的移植團隊及各領域的發展,鼓勵研究發表,開創了臺大外科的新局面。歷任臺灣移植醫學學會、消化外科醫學會、外科醫學會、亞洲外科醫學會理事長及國際消化外科醫學會副主席,積極走向世界,將臺灣肝臟外科與器官移植接軌國際,與亞洲各國觀摩交流頻繁,包括越南、蒙古、日本、泰國、韓國、菲律賓和中國等都來觀摩。

對臺灣的技術水平,他引以為傲,尤其臺灣的病人大部分都會拖延到相當嚴重才做,手術風險更高。但移植醫學在臺灣還是小眾醫學,願意走入這個領域的人不多,加上國內大愛器捐有限,看著那麼多病人苦等受難,發展活體移植是必須途徑。他表示,「每年等待腎移植的有8千人,等待肝移植的700多人。但一年500例移植當中,多為親屬捐贈,來自腦死器捐者僅百餘人,換算平均百萬人口中只有68人捐贈,和歐洲20-30人相比,捐贈率很低。文化差異是主因,臺灣人普遍有保全屍的觀念,長期還是要透過教育來改變。」,也因此對這些捐贈者他更心存敬意。

醫者心懷視病如親

他的確有獨門工夫,能「左右開弓」,被同事喻為武術家;學生震懾於神刀手的威名,私下封他為「上帝的左手」。很多病人慕名指定他開刀,期藉妙手回春。誠如他的合作伙伴、內科部許金川教授所言,這位臺大師長暱稱的「李博」、「李伯」,「最讓人佩服的不是他出色的外科工夫,而是他對病人的態度」,不論身分,都視病如親,做治療決策時,尊重病家,開刀時則全力以赴。

「對病人和家屬,我都詳細解說病情,讓他們明白,因為醫病立場不同,器官移植對病人來說,是大病。」執刀不下9千次,挑戰他的並不是手術的高難度,經常是救與不救的兩難抉擇。他舉了個例子,「有一個重度腦痲病人,不明原因肝衰竭而陷入昏迷,救活了也是問題,不容易照顧,我據實以告。她的父母很愛她,堅持要救。10年前移植成功後,家人送她去美國受教育,全心全意栽培,後來成為畫家。今年她回臺灣開畫展時回來看我,我很感動。」這讓他相信,每個生命都有其存在價值,不要輕易放棄。

還有一例探索頻道曾做過專題報導,當時是最小的換肝人,體重只有4.9公斤,因膽道閉鎖必須做移植,他說,「在當時,10公斤或1歲以下是高風險群,祖父母反對,但媽媽堅持捐肝,救了孩子一命,5年後,這孩子靜脈曲張出血又做了第二次移植。母愛很偉大,她後來還出書分享心路歷程。」行醫多年,他深深體悟到,醫療不只是醫療,對一個家庭乃至社會人心影響很大,所謂患難見真情,人性的真善美在苦難當中表露無遺。

也許這就是他之所以享受其中、「樂此不疲」的原因,他拯救生命,給人希望,也得到回饋,被病友的愛所感染,成為支持他終生獻身臨床醫療的最大動力。2014年,他獲頒醫療奉獻獎,表彰他在移植醫學專業上的傑出成就以及對社會的貢獻,實至名歸。

 

李伯皇小檔案

1974臺大醫學士,1986臺大臨床醫學所博士。1987美國匹茲堡大學醫學院外科器官移植部研究員。歷任臺大醫學院外科教授、主任,臺大醫院外科部主治醫師、主任,2013自臺大退休,為義守大學特聘為講座教授。曾借調至義大醫院任執行長,於雲林縣政府顧問時促成臺大設立分校。專長肝膽外科、器官移植、一般外科。親自主導腎移植個案超過500例,肝移植近350例,肝癌切除手術超過3千例,在臺灣的肝臟手術及移植領域執牛耳,2014年獲頒醫療奉獻獎。

 

圖說:

圖1:大二參加醫療服務隊,在蘭嶼。

圖2:大學7年級(前排右2)與室友在醫學院「醫師之像」前合影。

圖3:與恩師李治學教授(左1)、李元麒教授(中)及日本研修醫師同遊太魯閣。

圖4:臺大醫院援沙醫療團醫師,攝於沙烏地霍埠醫院。前排左起:李伯皇、張天鈞、湯月碧,後排左起:林其和、賴鴻緒、曾永輝、楊泮池、陳世乾。

圖5:20071128日於越南河內市法德醫院完成成人活體肝臟移植,團隊攝於手術室。

圖6:2008年,臺大移植團隊40周年合影。

圖7:於義守大學醫院協助建立器官移植團隊。

圖8:病友包錦蓉新書發表會。

圖9:小檔案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