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的《校友雙月刊》登載了張天鈞教授的文章＜英國詩人濟慈與日本藝術家竹久夢二──天才與結核病＞，我讀了非常興奮，不免想起我初讀到類似文章時的經驗。這已經是40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我正在上「19世紀歐洲思想史」，老師提到英國詩人Coleridge吸食鴉片的事，連帶說到當時有許多文學家患了肺病，好像如果不患肺病，那就算不得是深刻的作家。

說起來，對這件事有興趣的學者的確也不少。例如任教於北愛爾蘭Ulster大學的Katherine Byrne在前年就出版了一本書，題為《肺癆病與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想像》（Tuberculosis and the Victorian Literary Imagination）。這本書我還沒有看到，但可以想見一定十分精彩。

人類很早就已經注意到有一種病，它的特徵就是咳嗽不止，食慾不振，導致身體日形消瘦、大量咯血，精神無精打采、甚至多愁善感，終於虛脫而死。古希臘人或以色列人都曾經注意到這種病。例如《希伯來聖經》（《舊約聖經》）的＜利未記＞26章16節就這麽說：「我必命定驚惶、叫眼目乾癟、精神消耗的癆病、熱病、轄制你們」。這裡的「癆病」原文是shachepheth，英文翻作consumption，意思與中國人所知道的「癆病」非常接近，所以當初翻譯聖經成為中文的人會這樣翻譯。

「癆」這個字早在《說文解字》就已經出現，但是清楚認識到它是一種病，並把上面所說的病況稱為「癆病」，大概是唐代才開始。然而，就是宋代對「癆病」的認識還是不甚了了。《急救仙方》一書有＜總論傳癆＞，注意到它有傳染的特質，但是認為這種病是一種心病，所以提出的治療方法也十分神秘，不能嚴肅看待。研究醫學史的人認為元代以後才出現比較系統的治療方法，可見在近代以前，我們可以說中國醫學已經知道它與肺臟受到破壞有關，有傳染的危險，並主張要用營養來「補虛」。

近代醫學對這個病的清楚定義──原因、病情、以及特性等等──是19世紀中葉以後的事。而治療它的藥卻要再等數十年，因此這個病在許多人心中就變得特別恐怖，特別是它有傳染的特性，比之黑死病，毫不遜色，更由於肺癆從診斷到病死，往往拖得很久，所以對家人、朋友都造成很大的負擔。病人的身體和力氣日益衰弱，志氣長期消沉，不時產生幻覺，夢魘，恐怖之處實在難以想像。

工業革命以後，它的影響開始加劇，特別是19世紀之後，空氣污染成了肺癆廣泛流傳的主因。例如過去我們都認為倫敦是所謂的「霧都」，聽起來非常浪漫，令人引發很多的想像。其實，這完全是拜工業所賜，所謂「霧」，不外就是今天所說的霧霾。20世紀下半以後，因為人類對空氣污染有了深入的認識和警覺，知道要立法限制工廠的排氣，這才使得倫敦從「霧都」脫身。1952年冬天，整個倫敦被籠罩在暗霧中的景象逐漸不復再見。1985年英國首相柴契爾訪問中國，與趙紫陽見面，在寒暄時，趙紫陽說倫敦是霧都，柴契爾馬上回說現在的倫敦已經不再是了。兩個人的想像顯然完全不同。這就好像有名的服裝公司「倫敦之霧」（London Fog）如果取名為「倫敦霧霾」（London Smog），恐怕就沒有人買它的衣服了。

19世紀的英國人也有吸食鴉片的習慣。更為嚴重的當然是肺癆病。抽鴉片能把人帶到另一個境界，被認為是達成文學想像的手法，因此開始有人寫作頹廢、迷惘、幻覺一類的現象，甚至有人認為病態美才是真正值得體驗的文學意境。18世紀還在啟蒙時代的時候，已經有人提倡說一個有肺病（癆病）的人是一個更為優雅、高尚（refined）的人，因為他們對周遭的環境比一般人還要敏感。1748年Samuel Richardson寫了一本很長的小說，題為《克拉麗莎，一個少女的歷史》（Clarissa,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裏頭說得到癆病的女人會變得比較被動、容易被欺負，往往因此被男人占便宜；患癆病的男人則會變得更不可靠、心中不時在構思如何欺凌人。

到了浪漫時代，思想和文學開始注意人類的感情作用。他們認為人的天才（或美麗，天分；在法文裏，天才和魅力或精神特質是一個意思，都用genie這個字，就是英文的genius）絕對超越理性的思考，會達到一般科學所無法企及的境界。這就發展出一種說法：「患肺癆病的天才」，特別以張教授提到的詩人濟慈（John Keats）為最有名。濟慈家裏有肺癆的遺傳（應該說從母親開始就染上了這個病），最親愛的弟弟死於它。最後，他也是逃脫不了。雖然濟慈的詩並不是以頹廢、哀傷而感人，但是顯然的，他文字的瑰麗、感情的豐富以及呈現情境的想像力，的確令人讚嘆，讓人很容易感染到他的同情心，而心生澎湃，難以壓抑。下面是一兩個濟慈的名句：「想像力是一座修道院，而我是裏面的僧侶」，「地與海，疲萎與衰落，這些都是分離人的東西；但是死才是永遠的訣別」。他的＜秋天頌＞（Ode to Autumn）是他死前一年的作品。它這樣開始：「薄霧與醇香水果的季節，成熟太陽的依偎密友。你們一起計畫如何送來豐盛的收成與祝福。」而在歌頌秋日的美好之後，它這樣結束：「春之歌如今安在，唉，人在哪裏？…紅胸的知更鳥在園裏啼叫；飛翔的群燕在天際啁啾。」這就是對自然情景的心靈感受。無怪乎同時的另一位偉大詩人，拜倫會說他真是寧願死於肺癆。

浪漫時代對肺癆的想像不外就是上文所說對文學靈感的創作力來源的遐思。浪漫主義的音樂家蕭邦（Chopin）也是很年輕就罹患肺病而死（案：他的死因有各種說法，而肺病是死亡證明的診斷）。

其他的英法德小說家也常常讓小說或戲劇的人物染上肺癆：奧斯汀（Jane Austen）的小說不只是天色經常昏暗，她自己很可能是死於這個疾病（這是最普遍的猜測）。勃朗蒂（Bronte）的小說《簡・愛》裏的海倫·柏恩斯（簡在孤兒院的好朋友）得了肺癆病，一般研究《簡・愛》的學者都認為柏恩斯的原型就是作者勃朗蒂的姐姐。事實上，她們姐妹都患了在當時幾乎必死的肺癆。

19世紀後半著名的詩歌作曲家尼文（Ethelbert Nevin）也死於肺病，死時年方39歲。而與尼文大約同時的俄國作家柴科夫一樣逃不了相同的厄運，活不過44歲。他曾經說過一句流誦後代的名句：「醫學是我的妻子，文學是我的情婦」。這句話相信張天鈞教授一定聽過，並有同感。

肺病的奧秘在當時的確令人感到迷惘。19世紀是一個樂觀的時代，相信人類會不斷地進步，但是對肺病，醫學界卻一直到19世紀晚期仍無法正確地診斷它，因此它就如同美的境界或想像力的本質一樣的神秘。認為它或許是人類知識的終極界限──一個人得了癆病，就是受到自然最大的懲罰；他在人類的想像中當然扮演了特別重要的角色。

在中國文學裏，大部分的人都對癆病患者沒有太多的想像，有則嗤之以鼻，雖然明代以來，已經有各樣的記錄，顯示患癆病的人所在多有。到了明代中葉以後，小說中就有「一行說話，一行咳嗽，一時患癆病相似，氣絲絲地」這樣的話（馮夢龍《古今小說》）。但是最著名的「癆病」小說則是《紅樓夢》。《紅樓夢》是家喻戶曉的小說，我不用在這裏詳談，只是小說中，那麽多的人患了真、假癆病，也真是令人意外。像林黛玉被安排住在「癆房」，引起許多學者認為她得的是癆病，但也有許多人說不是。這是《紅樓夢》的典型「甄士隱」，而癆病也似乎帶有一點「文學性」了！

清末以來，很多記錄都顯示人們很瞧不起「癆病鬼」。對這樣的人該如何治療？魯迅在＜藥＞（收在《吶喊》）中這麽說：用鮮紅的人肉饅頭，「吃下去吧，…病便好了。」。癆病因此和中國的病合一，而傳統治療的方法就是人肉饅頭。（2015年4月14日深夜於竹北）

李弘祺小檔案

歷史系畢業（1968），當完兵後就到耶魯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並於1974年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1991年，轉到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任教，於該校榮退。2007年回到臺灣，在交通大學負責通識教育的工作，並出任該校的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同時也創立該校的人文社會研究中心。2011年起應聘到清華大學擔任講座教授。

李教授長年研究傳統中國教育史，著有《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及《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兩書都同時有中、英文版），以及其他中英文著作，內容涵蓋中西文明之交流與比較，史學之本質與目的等課題，是一個典型的讀書人。李教授曾多次回國在本校擔任客座教授及講座教授等職，也是東亞文明中心的首任主任。在香港及紐約時熱心參加校友會的活動，1992年後曾任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理事多年。

圖說：

圖１：1952年冬天，倫敦大霧時下午2點的景象。

（http://news.bbc.co.uk/2/shared/spl/hi/pop_ups/02/uk_the_great_smog_of_1952/html/1.stm）

圖２：Charles Brown替濟慈畫的肖像。

圖３：William James Neatby替濟慈＜秋天頌＞詩做的插圖。

圖４：Richard Westall替拜倫畫的肖像。

圖５：柴科夫。

圖６：餵食人肉饅頭。

（https://sparkpost.files.wordpress.com/2011/11/01300000329092124931121718074.jpg）

圖７：小檔案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