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中的文化寶藏
位於臺大校總區舊總圖西翼的「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是校園裡一座珍貴的文化寶庫。這裡收藏了超過五千件臺灣原住民的文物與影音資料,更保存了從日治時期便開始累積的臺灣各地史前遺址文物,以及少數來自中國大陸與世界各地的標本,兼具極高的研究與教育價值。
在目前對外開放的民族學展示廳中,展出了臺灣十六個原住民族和平埔族群的物質文化。展品種類琳瑯滿目,從織品、獵具、服飾、菸斗、容器,到巫具、陶器、石雕、木雕,甚至連獨木舟都有,是臺灣目前最重量級的原住民文物收藏之一。其中,排灣族望嘉部落的「阿盧夫岸(望嘉舊社)佳邏夫岸頭目(馬扎扎依藍)家雙面祖先像石雕柱」,以及佳平舊社的「金祿勒頭目家四面木雕祖靈柱」,更在2015年被正式登錄為臺灣原住民族的「國寶級」古物。
臺大人類學博物館。收藏超過五千件臺灣原住民的文物與影音資料。
跨海歸來的「伊能特藏」
在眾多館藏中,有一批特別傳奇且珍貴的文物,那就是臺灣原住民研究先驅──伊能嘉矩(1867-1925)所採集的標本。這批文物在館內的編號為158號到408號,共約300件,也是博物館最早入庫的靈魂藏品。
這批文物的身世相當曲折。它們原本是伊能在臺灣進行野外調查時親手收集的,1906年他返回日本時,便將這些文物一併帶回,成為個人的私人收藏。1926 年3月,當時的「臺北帝國大學」(臺大前身)還處於籌備階段,剛被任命為土俗人種學(民族學)講座的移川子之藏教授,特別遠赴日本岩手縣遠野地區,拜訪了伊能嘉矩的遺族,並考察伊能生前在家鄉修建、用來存放臺灣收藏的「臺灣館」。
在1928年臺北帝大正式成立前夕,校方透過臺灣總督府東京出張所,向伊能的後代買下了這批珍貴的手稿、藏書與原住民器物。這批文獻與器物,便成為臺北帝大創校之初最早的臺灣研究特藏。當時,器物部分由土俗人種學講座助手宮本延人負責整理,成為講座標本室的核心收藏;而圖書與手稿等文獻則送往圖書館,這便是後來學術界通稱的「伊能文庫」。

〈臺灣蕃族相貌圖〉這張臺灣原住民相貌圖是伊能嘉矩根據鳥居龍藏的黑白照片委託畫師繪製的。這張〈臺灣蕃族相貌圖〉曾於1900年在巴黎的「萬國博覽會」展出,後於1929年入藏臺北帝國大學,現為臺大人類學博物館的館藏。見臺大博物館群編著,2014《標本•文物•我們的歷史》。台北市,臺大出版中心。
伊能的臺灣調查軌跡
這批原住民器物之所以如此重要,可以從幾個面向來看。首先,伊能嘉矩是第一批帶著民族學視野進入臺灣的研究者。他雖然沒有受過正規的學術訓練,但憑藉著苦讀自學,加上曾任記者、擁有豐富的訪談經驗,又曾旁聽東京帝國大學坪井正五郎教授的人類學課程,對異文化抱持著極大的研究熱忱。
1895年底,伊能以陸軍雇員的身分抵達臺灣,隨即轉任總督府文書科。他以總督府基層官員的身分,展開了長年的調查工作。作為臺北總督府的職員,伊能雖然有機會查閱官方收集的臺灣歷史文獻與行政檔案,但這也限制了他進行長期、遠距離田野調查的自由。除了1897年為了制定原住民教育政策而進行的全島大調查、1900年的短暫南部考察,以及1904年跟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南下視察外,他的調查大多是利用短暫的假期或閒暇時間進行,區域主要集中在距離較近的臺灣北部與宜蘭地區(陳偉智2014:23-24)。
目前臺大人類學博物館中,確認由伊能採集的標本共有274件(原住民相關約250件)。雖然收藏範圍涵蓋全臺,但各族的標本比例並不均衡。其中以泰雅族(21%)與雅美族(16%,現稱達悟族)數量最多,其次是當時所謂的「平埔族」,也高達13%。在後來官方認定的原住民九族框架中,有八個族的標本被收入,但當時不在伊能分類系統中的賽夏族與邵族,就沒有文物入藏;而人數眾多的阿美族與布農族,也分別只收集到11件(3%)與3件(1%)。
在這些收藏中,雅美族的文物部分可能來自他人的轉贈,並非伊能親自採集。相反地,分布在臺灣中北部淺山與宜蘭地區的泰雅族與平埔族,因為交通相對便利,藏品的種類最豐富、數量也最高。特別是多件被分類為「平埔族」的文物,因為是在1900年前、文化急速轉變前夕所及時搶救下來的,時至今日,已成為臺灣平埔族群文化復振運動中,不可或缺的關鍵資源。
世紀末的分類學與歷史遺產
伊能嘉矩收集的藏品種類非常龐雜,從食具、服飾、生活器具、農具、武器、家屋壁板,到馘首儀式器具、宗教信仰器物、交換媒介、樂器及菸斗等嗜好物,應有盡有。他收藏的原則,很可能是模仿19世紀末英國皇家人類學會的經典田野手冊《人類學摘要與問題「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中的物質文化部分所列的項目,再依照臺灣的現況進行調整(胡家瑜1998:40-41)。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當時的伊能還沒有現代人類學「文化整體論」的概念(也就是將一個社會的各種習俗與物件,視為一個互相緊密關聯的系統)。相反地,他是透過觀察文物的外在特徵,將它們分門別類,像排隊一樣列舉比較。他似乎相信只要持續收集、累積,文化的輪廓自然就會清晰。
至於這些不同類型的器物與部落整體社會文化的深層關係,他很少進一步探究。相反地,他時常套用當時流行的「演化論」框架,將不同部落的文物,依照材質的精細度、工藝複雜度或貨幣的使用方式,排成一個「從原始到文明」的演化模型,用來印證現代文明的優越性。
今天我們重新審視,雖然伊能當年依賴的理論觀點在現代頗具爭議,但他對文物進行的描述與分類,卻是臺灣歷史上第一次用「自然史」的科學眼光,將不同的族群部落視為某種生物學上的分類,進行有系統、細緻的學術探查。他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變遷紀錄,以及豐富多樣的文化遺產。
這些歷經了戰爭破壞、不同時代學術詮釋,甚至所有權爭議的人類學博物館藏品,正跨越不同的時空繼續與我們對話。而它們的歷史意義,也因為我們今日的關注與解讀,變得更加豐富而鮮活。(本期專題策畫/臺灣文學研究所黃美娥教授)
參考書目:
[1]胡家瑜(1998)。〈伊能嘉矩的台灣原住民研究與物質文化收藏〉。收於胡家瑜、崔一蘭主編,《臺大人類學系伊能藏品研究》。台北:臺大出版中心,頁37-71。
[2]陳偉智(2014)。《伊能嘉矩:台灣歷史民族誌地展開》,台北:臺大出版中心。
[3]臺大圖書館(2014)〈特藏資源:台灣研究資源「伊能文庫」介紹〉,https://www.lib.ntu.edu.tw/cg/resources/Taiwan/Ino/ino.htm(檢索日期:2026/6/13)
林開世小檔案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館長。1999年取得美國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後,先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2010年起開始在臺大人類學系任教。2016至2019年曾任人類學系系主任,並於2017年起擔任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館長至今。
學術專長為文化理論,人類學史,政治法律人類學以及比較殖民主義研究。研究的田野區域為漢人社會,特別是宜蘭開發史以及屏東縣的漢人與原住民的接觸地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