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生物化學研究室設立

在悶熱的台北平野上，密密麻麻的油菜花鋪天蓋地般綻放，掀起一陣陣黃色的波浪的昭和11年（1936）4月下旬，我第一次踏上台北這塊土地，4月30日收到了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助教（隸屬生物化學研究室）的人事命令。

當時醫學部才剛創立不久，除了醫學部長三田定則教授之外，就只有解剖學的森於莬教授到任，而我們的生物化學研究室是第二個成立的研究室。因此，我收到的人事命令，也是繼解剖學的中山知雄助教（後來擔任日本大學教授）之後的第二位助教。

　　　教授：富田雅次教授（京都大學畢業，前長崎大學教授）（圖1）

　　　助理教授：井關敏則教授（長崎大學畢業，前長崎大學助理教授）

　　　助教：福田凌（長崎大學昭和10年畢業）

　　　助教：今村博之（長崎大學昭和11年畢業）

            　中島學（負責元素分析）

   　杉浦孝（負責機械儀器）

 

圖1：富田雅次教授。圖取自臺大醫學院網站。

 

這六個人就是創立初期生物化學研究室的全部陣容。當時，醫學專門學校的醫學化學研究室雖然空出了兩個房間給我們使用，但機械儀器等設備卻是空無一物，甚至連打掃器具到置物櫃等物品，都得花上好幾天四處採購。在最初的兩、三個月裡，還不到能夠進行實驗的階段。

然而，我們的教授是以胚胎生物化學研究剛榮獲「帝國學士院賞」（圖2）^[1]、名不虛傳的富田教授，可不是那種會坐視不管、靜靜等待的人。他立刻召集了所有人，下達了全力創建研究室的嚴厲指令。我們所有人每天、每天都揮汗如雨地在市區內奔波，搜羅實驗必須的儀器和機械，並急忙採購化學藥品。大約在半年後的9月左右，我們才總算到了可以開始做實驗的階段。

當時的教授還很年輕，自從到臺灣赴任以來，他便抱著轉換心情、渴望完成一流的研究的雄心壯志，因此，雖然教室的設備未臻完善，但他早晚都用「這也想做」、「那也想試」來激勵我們，那段忙得不可開交的一年，就這樣如夢一般飛逝而過了。

圖2：昭和11年（1936），富田雅次獲「帝國學士院」榮譽，報載他和移川子之藏赴日領獎消息。新聞刊於《臺灣日日新報》1936-06-03夕刊，版次n02。

 

那時候因為我的研究課題是從胰臟中萃取出γ-胺基β-羥基丁酸（GABOB），每天清晨5點起床，騎著腳踏車去屠宰場收集豬牛的胰臟開始，研究室裡我的工作就是用酒精或乙醚來處理這些檢體，除此之外還兼顧肌肉乳酸的研究，所以在這大約兩年半的時間裡，我忙到分心看其他事的時間都沒有。

醫學部的學生升上了二年級、三年級，研究室裡也開始有許多學生進進出出。特別是犬童同學等人，很難能可貴地常來幫忙研究工作，因此直到現在，我至今仍然記得他們，就像他們是研究室的一份子一樣。回想起至今四十多年前教室當年的模樣，真的讓人無比懷念，心中也湧起一陣陣暖意。如果現在能再去走一趟，當年由我親手悉心維護的儀器設備、置物櫃以及書籍等，應該還有很多都完好地保留在那裡吧。 

教授和助理教授兩位都是極具天賦的運動員，在網球方面的造詣更是達到了媲美專業選手的水準，所以每天下午5點過後，只要天氣好，大家經常到教室隔壁條馬路斜對面的總督府網球場去打網球。如今，這些往事也都成了令人無比懷念的溫馨回憶。 

 

井關副教授應召的事

就在那段日子裡，對中國戰事的局勢逐漸變得緊迫，眼看日本軍隊就要進駐華北與華中地區，有一天，事情突然發生了。井關教授突然收到了召集令的紅單，就連他本人似乎也相當動搖。教授那素來嚴謹剛直的臉上，緊緊地抿著嘴，在我們的歡呼送別下走出了校門──那一幕至今仍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記憶之中。 

所幸幾個月後，教授便獲准返回並解除了召集，能再度回歸平靜的研究生活，真是一件令人無比慶幸與欣喜的大事。 

 

學位論文

就這樣過了四年半，在教授和助理教授兩位老師的指導下，期間雖然也曾被訓斥、被緊盯著進度，但總算到了把整理好的論文提交給教授會的階段。某天早上一醒來打開報紙，我驚訝得目瞪口呆，報紙上竟然刊登著我的照片，並以「醫學部首位新醫學博士誕生」為題（圖3），在頭版頭條以三欄的大篇幅，報導了我學位論文審查通過的消息！ 

一進到教室，竟然已經有三名新聞記者在那裡等著，隨即被圍著進行採訪，真是讓人感到 驚喜。在那個年代，如果是留在日本本土，論文審查通過之類的消息，頂多是在報紙角落以五個字一行的形式出現，這真可說是唯有在臺灣才會發生的奇事啊！直到現在，我時不時想起這件事，依然會忍不住一個人偷偷竊笑。

圖3：臺北帝大醫學部成立五年後首次博士學位論文審查，共有三位：寄生蟲學講座橫川定教授的學生盧萬德、生化學講座富田雅次教授的學生福田凌，以及藥理學講座杜聰明教授的學生陳景松。其中兩位是臺灣人。新聞刊於《臺灣日日新報》1941-10-26夕刊，版次n02。

 

小兒科學教室轉向^[3]

在生物化學研究室服務了四年後，按照我個人的意願，決定轉往小兒科學研究室發展。起初是擔任不支薪的副手，直到昭和15年（1940）4月6日，我正式收到擔任小兒科學研究室助教的正式人事命令，這才開始領取每月63圓的薪水。 

　教授：酒井潔老師（東京帝大畢業）

　助教授：村上勝美老師（東京帝大畢業）

　講師：魏火曜老師（東京帝大畢業，現任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

　助教：廣津武夫（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

　助教：弓削五郎（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

　助教：福田凌（長崎大昭和10年畢業）

除了上述成員外，再加上季（應為「李」之誤）朝欽、朝時聰^[2]、蘇南標、葉柄（應為「炳」之誤）哲、張文陳（應為「診」之誤）等幾位本島出身的老師們，是共有三十多人以上的大家庭^[4]。

當時正值軍國主義風氣極為盛行的時代，雖然臺灣出身的人之中有許多非常優秀的人才，卻很難獲得正式官職，很多人都選擇了自行開業。或許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我明明是個新來乍到的新手，卻超越了許多資深的臺灣出身者直接當上助教，這讓我感到坐立不安。

恰好就在那個時候，第一屆的畢業生三浦恆祐和中原光雄老師等人也進入了教室。現在回想起來，這真是奇妙無比的緣分，讓人感到無限的懷念。 

我於昭和16年（1941）被任命為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講師，隨後在昭和17年（1942）3月，奉命擔任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的小兒科學教授。然而，隨著昭和20年（1945）8月日本戰敗投降，這一切都宣告結束。不過，在昭和21年（1946）4月被遣返回日本前的這十個月期間，我收到了中華民國臺灣省立醫學院教授的聘書，成為了一份珍貴的紀念，直至今日，我的醫師執照背面都還蓋著當時的印章。（醫專教授，於東京都開業）（原文出自《東寧會四十年》，頁145-147。松古哲男編。1978年3月1日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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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富田雅次（Tomita Masaji）（1889-1967）

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醫學系，1937年從長崎醫科大學來到臺灣，開授了臺北帝國大學第一個「生化學講座」，1941年接任臺北帝大醫學部部長，大學講課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Morgen, Morgen, nicht Heute.（明天、明天，只是不是今天）」（德語）用以鼓勵學生不要把今天能做的事情推遲到明天。^[5]

1939年第15屆日本生化學總會在台北舉行時擔任會長。1942年兼任第4任醫學部部長，同年因病請辭，離開臺灣。

富田雅次長期從事胚胎發育過程中的生物化學研究，目的在於釐清卵內儲存的養分如何被胚胎利用，以及胚胎組織如何由這些物質逐漸形成。在當時的生化學界以化學分析方法系統研究胚胎發育過程者極少，富田的特色在於定量分析孵化各階段的化學成分，比較卵內容物與胚胎組織的變化，以及研究多種動物胚胎，尤其對海龜卵及蠑螈卵等材料進行研究，在當時具有開創性。

圖4：富田雅次獲獎論文內容與理由。

 

根據1936年帝國學士院賞頒授理由，摘錄如下：長年致力於胎生化學研究，以家禽（雞）、爬蟲類、兩棲類及頭足類等動物的卵為材料，系統探討胚胎發育過程中的物質代謝變化，分析蛋白質、脂肪、醣類、含氮化合物及無機鹽等成分在孵化期間的消長，並定量測定胚胎體內新生物質的形成。他首創以化學分析方法追蹤卵內容物的消耗與胚胎組織生成之間的關係，建立兩者的定量連結，為胎生化學研究開闢新途徑。其研究進一步發現雞蛋中的葡萄糖會隨孵化逐漸減少，而乳酸則顯著增加，並透過注射實驗證實兩者之間的代謝關聯；同時對尿酸及相關含氮代謝物的生成機制提出重要見解，增進對鳥類胚胎氮代謝過程的理解。這些成果揭示了胚胎發育過程中能量轉換與物質代謝的關鍵機制，發現多項前人未曾注意的新現象，對胎生化學與發育生物學的發展具有開創性貢獻（圖4）。^[6]

圖5：廣畑龍造教授。1922年來臺，開啟了臺灣醫化學的研究。圖取自徐思淳〈臺大醫學院生化學之傳承〉，《景福醫訊》2013年8月第30卷第8期第8頁。

 

一般咸認臺灣生化學科始於1922年廣畑龍造教授（圖5）於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時期開設的醫化學。而富田雅次的研究反映了1930年代臺北帝大醫學部與理農學部已開始運用近代生物化學方法，研究胚胎發育與代謝問題，顯示臺灣當時已參與國際前沿的發育生化學研究。這類研究後來也成為現代發育生物學、胚胎學及分子生物學的重要源流之一。

富田教授的生化學講座和廣畑教授的附醫化學教室，在戰後合併為生化學科，然直到1963年才獨立為生化所。

富田教授最為人所稱道的是在他擔任醫學部部長任內，為維持校園自主，拒絕軍方借用赤十字病院。然軍方仍不斷施壓，富田雅次藉故返日，托病請辭醫學部長要職。^[7]

 

註：

[1]富田雅次於昭和11年（1936）以「胎生化學に就ての研究」獲「帝國學士院」（今稱「日本學士院」）頒發的是「大阪每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寄附東宮御成婚記念賞」（簡稱東宮御成婚紀念賞）。這是由《大阪每日新聞》與《東京日日新聞》（現今《每日新聞》的前身）捐款設立的臨時性學術獎項。該獎項旨在紀念昭和天皇（當時的皇太子裕仁親王）與良子女王（香淳皇后）於大正13年（1924）的成婚。該臨時獎項後來被整合至日本學士院的常態學術獎項。

該年臺北帝國大學還有另兩位學者獲獎，一是言語學講座教授小川尚義，以「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獲恩賜賞；一是土俗•人種學講座教授移川子之藏以「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獲帝國學士院賞。https://www.japan-acad.go.jp/japanese/activities/jyusho/021to030.html

[2]可能是作者記憶有誤，關於二戰前後臺北帝大小兒科團隊成員當中的臺灣人，沒有出現過朝時聰的名字。而季朝欽應為李朝欽，張文陳應為張文診。另外，被譽為「臺灣小兒科發展的舵手」陳炯霖教授1941 年帝大醫學部畢業後，隨即進入附屬醫院小兒科教室服務，銜接帝大與臺大，是小兒科重要的傳承者。

[3]臺北帝大時期小兒科主要的研究是夏季熱，產出許多博士論文：廣津武夫「夏期熱之臨床觀察」，「夏期熱患兒之血液檢查」；李朝欽「夏期熱患兒之鈉、鉀代謝」；蘇南標「夏期熱患兒之糖代謝」；張文診「夏期熱患兒之自律神經」；賴博文「夏期熱患兒之氯代謝」；鍾有成「夏期熱患兒之皮膚溫」；陳炯霖「夏期熱患兒之臨床觀察、患兒之食量及睡眠」等。參陳炯霖〈光復前台大醫院小兒科之回憶〉，出自《臺大醫院百年懷舊》，65頁，1995。

[4]根據小兒科前輩陳炯霖和許瑞雲的回憶，1938年3醫學專門學校酒井潔教授升任為臺北帝大教授，同年4月在附屬醫院設開小兒科。因戰事，陳炯霖提早三個月於1941年12月畢業，當時小兒科由酒井潔教授和村上勝美助教授主持，成員有廣津武夫、弓削五郎、島田勇、福田凌、李朝欽、蘇南標、賴博文、張傳生、葉炳哲、鍾有成、陳炯霖。日人中原光男、三浦恒祐、石恒幹等應召入伍，許瑞雲和吳安瀾隨後加入。

同年5月赤十字病院新設小兒科。1941年7月魏火曜擔任赤十字病院小兒科醫長，次年轉任，該職由福田凌博士接任。參陳炯霖同上，許瑞雲〈台灣光復前的醫學教育及我的回憶〉；出自《臺大醫院百年懷舊》，66-67頁，1995。

[5]摘自臺灣醫學會網站，https://www.fma.org.tw/fweb/fma_his01a.jsp

[6]富田雅次獲獎論文內容，取自日本學士院，https://www.japan-acad.go.jp/pdf/youshi/026/tomita.pdf

[7]參林吉崇《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110-111頁。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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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譯者

吳智琪，臺大圖書資訊所碩士，現任職於技嘉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