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家族四代與臺大的淵源，要從我祖母的父親說起。外曾祖父張山鐘先生1908年畢業於臺北總督府醫學校，迄今正好一個世紀。總督府醫學校後來併入成立於1928的臺北帝國大學，正是臺大醫學院的前身。外曾祖父在臺北病院和屏東病院歷練之後，回到故鄉萬丹開設「東瀛醫院」服務鄉親，醫術遠近馳名，後來取得臺北帝大醫學博士。地方上甚至流傳，張醫師家裡那口古井的水喝了就可以治病。雖然我沒有見過外曾祖父，家中長輩說起他的一個故事卻令我印象深刻。從前有病人長途跋涉到萬丹，因為沒有錢不敢看病，只敢在夜裡偷取井水喝，外曾祖父發現了，除了免費給予治療，還贊助旅費幫助病人回家。也許因為這種廣結善緣的行事風格，國民政府推行地方自治後，外曾祖父受到鄉親推舉當選了兩任的屏東縣長。

我的祖父戴炎輝也是屏東人，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高雄第一中學，並進入臺北高等學校就讀，是鄉親眼中的青年才俊，而我的祖母張緞是家中長女，畢業於臺北女子高等學院，兩人結成連理屬於一段佳話。祖父遠赴日本東京大學攻讀法學士，畢業之後克服了對臺籍人士的許多刁難而通過日本政府高等文官考試，原可在日本謀官發展，但祖父選擇回到高雄執業律師，協助鄉親處理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法律問題。光復之後，祖父曾短暫擔任潮州郡守及地方法官，但是衷心學術教育的他選擇轉入臺大法律系任教，後來至司法院服務並以院長退休。其實祖父年輕時喜愛歷史，攻讀法律之後也醉心法制史的研究。因為幼時進入私塾學習四書五經，中學時又勤讀《史記》、《漢書》，國學素養深厚，才能在唐代法律的研究上超越日本學者，以著作《唐律通論》獲頒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光復之後臺大法學院圖書館的陰暗角落裡有一批殘破的清代檔案，原是臺北帝大的收藏，因蟲蛀水浸無人問津幾乎變成廢紙，祖父看到了卻如獲至寶。這個號稱清代三大地方檔案的珍貴史料，可以上溯到乾隆時代，一頁頁展開來就將近6,000公尺，在還沒有影印機與電腦的年代，祖父傾10年之力修補整理，並且依據其內容是淡水廳與新竹縣的政府公文書，命名為「淡新檔案」。許多蟲蝕水漬闕漏之處，是祖父參酌考證之後再加以褙裱補寫才維持完整。當時臺灣教育研究經費有限，更外覓美國大學的研究合作，製作微縮影片永久保存。時至今日，淡新檔案與祖父研究其中的判例而著之《清代台灣之鄉治》，都是臺灣本土研究裡的重要史料。目前淡新檔案已在臺大圖書館進行數位化，以利後進學者永續研究。

祖父母從50年前起便一直住在南昌路上的臺大宿舍，那是建於1920左右，古色古香的日式平房，在其內養育子女有6人後來進入臺大就讀。我的大伯戴東生是臺大法律系畢業，之後進入銀行界服務，並以副總經理在臺北市銀退休。二伯戴東雄也是臺大法律系畢業，德國Mainz大學法學博士，返回臺大法律系任教之後繼承祖父的民法專長，後來擔任過法學院院長。小時候每碰到開學期間我就常在祖母家幫忙搬祖父與二伯合著的《親屬法》和《繼承法》2本教科書，由此推測銷售量不錯。祖父與二伯也先後擔任大法官，接力地為臺灣的憲政基礎努力。三伯戴東原是臺大醫學系畢業，日本新潟大學醫學博士，在臺大醫學院任教是新陳代謝疾病的權威，也擅長醫療行政管理，參與了成大醫院的籌畫創建。繼而在臺大醫院東址大樓完工後接任院長，延續了外曾祖父籌建醫院懸壺濟世的志業。從臺大退休以後，三伯沒有因為成為所謂的「老人」就閒下來，出任國家衛生院老人醫學組的主任，為臺灣迎接高齡化社會的工作鋪路，現轉任臺北仁濟總院院長，籌畫社區性的老人醫療照顧。大姑戴壽美是臺大商業系畢業，美國紐約州立大學Binghamton分校會計碩士，後來移居西雅圖與姑丈都任職於波音飛機公司。二姑戴喜美是臺大園藝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Madison分校碩士，姑丈蔣承堯也是臺大電機系畢業，現居洛杉磯。我的父親戴怡德是兄弟姊妹裡最晚進臺大的，就讀化工系，畢業之後赴美取得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化工博士，研究結晶程序，師承美國結晶大師McCabe及Rousseau兩位教授。返臺之後先在中山科學研究院從事程序研發工作，後來轉入臺大化工系任教至今。

父親那一輩總共7個兄弟姊妹，3個留學後旅居美國，4個兄弟在臺灣發展，養育出我們這一代，又跟臺大發生許多關係，先是小時後每一家都輪流在南昌路的臺大宿舍與祖父母三代同堂生活。大伯的長女戴芬如是臺大社會系畢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碩士，現居紐約從事醫院之社服工作。二伯的女兒戴瑀如是臺大法律系畢業，與其父同為德國Mainz大學法學博士，回國後在銘傳大學法律系任教，又加入編寫最新版的《繼承法》教科書，作者簡介欄成了三代同堂，實屬難得。兒子戴楠青是臺大造船系畢業，目前在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攻讀建築博士。三伯的長子戴柏青是臺大地質系畢業，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地質博士，後來進入ExxonMobil公司從事石油探勘，在這個油價飛漲的時代，他那上山下海的工作顯得格外重要。女兒戴珮青是臺大農藝系畢業，美國德州大學Galveston分校微生物學博士，和柏青都定居在休士頓市。次子戴槐青從高雄醫學院畢業後，前一段時間也在臺大醫院泌尿科服務。我自己則是臺大化學系畢業，不過念到一半就想跨足神經科學領域，目前在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神經細胞裡的蛋白質分解，試圖了解造成老人癡呆症與帕金森氏症的腦部蛋白質堆積要如何分解。弟弟戴松青則是臺大電機系畢業，大學念到一半發覺自己很想設計東西，而且越大越好，目前在美國費城的賓州大學攻讀建築碩士，追逐他的設計大夢。

細說家族四代與臺大的緣份，從外人的眼光看來，也許會覺得有點不尋常，莫非我們家裡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這恐怕要問我的祖母比較合適，因為印象中祖父都在專心治學，家事是祖母在操持。我自己也有想過這個問題，有一次旅行住在堂姊家，看到她為了2個可愛的小女兒忙得不可開交，我好奇地問她以前祖母有7個小孩要怎麼養，還要養到每個人都適性發展。堂姊說，祖母想必有一套辦法，讓每個小孩都自發做到自己最好的程度。至於那是什麼辦法，我們也說不出所以然。但我知道，祖母並不特別注意成績，因為我從來沒有聽祖母詢問孫輩的成績，就算考到建中、北一女、臺大還是出國比賽，也沒有發紅包獎勵。對於人格生活教育，祖母雖然不會疾言厲色，但底限一點也不隨便。有一次家庭聚會，祖母不在場，妯娌之間聊起婆婆來，一位伯母說，祖母對媳婦很客氣，沒有脾氣，該休息就休息，生活不計較，才能到90歲都保持頭腦這麼清楚。我自己觀察，一些瑣事，祖母都找兒子來交辦，不會麻煩媳婦，接到祖母的電話，都是兒子比媳婦緊張，由此我猜想，在祖母面前，子女不敢有敷衍隨便的言行。可是對於在臺灣長大的孫輩，雖然每一個都跟祖母同住過，卻不覺得祖母有刻意管教我們，回想起來可能是祖母信任兒子媳婦自己會管教小孩。至於祖父，從他在書房的背影裡，就看得出是一個道地的學者。書房裡裝滿幾面牆壁的線裝書，散發一種香味，這種書香，現代的書沒有，我去過的圖書管也沒有這麼濃郁的，撲鼻而來的就是一道思古幽情。小時後父親跟我說，這幾面牆壁的藏書，祖父幾乎都看過，現在的我在攻讀博士才知道那真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我不覺得祖父母是喜歡言教的人。祖父在日本求學時，指導教授中田薰選出《左傳》的一句話，送給他作為座右銘：「夫學殖也，不學將落。」這件事卻不是從長輩那裡聽來，是我自己Google祖父的名字時瀏覽到的。祖父的一生，認真地實踐了這一句話，卻不是用言教的方式傳授我們。也許正是因為祖父母身教的態度，讓堂姊跟我都說不上來，他們的教養子女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

祖母看重的是態度而不是成績，祖父看重的是終生的學習與成長，不會用臺大當做一把尺來衡量個人成就。我的五叔戴怡安雖然是兄弟姊妹裡唯一沒有跟著念臺大的，卻是唯一自己創業的，在美國開設過電腦軟體公司，五嬸張毓琦則是臺大社會系畢業。社會對臺大這個品牌給予相當尊崇，小時後我也覺得臺大可以跟厲害畫上等號，不過現在我倒覺得品牌不是很重要，不管在那裡念書，都代表一種學習與表現的機會，縱然每個學校各有特長，卻難說有不可取代性，還是個人的用心最重要。臺大對於我們家族每個人來說，都有著深刻而獨特的記憶。對我來說，臺大一開始比較像個遊樂園，從小在那裡騎車、打球、游泳。印象最深的是醉月湖旁的小路，學腳踏車的時候在那裡摔倒了很多次。剛進臺大，又覺得臺大像一間高級自助餐廳，看到琳瑯滿目的知識學問很想狼吞虎嚥一番，在靜下來好好研讀一門課程時，卻往往發現自己資質有限，只好勤能補拙慢慢吸收。在臺大修習的課程中，記憶最深的是廖咸浩教授的後現代小說，撰寫期末報告時，想要比較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與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去臺大圖書館，出乎意料地找到了幾本與一千零一夜有關的書，才得以構思下筆方向。去了臺大對面的誠品書店，又發現了根據原始手稿最新英譯的一千零一夜權威版本，成了我的參照對象。當下覺得身為資源豐富的臺大學生是幸福的。

側觀幾位長輩們在臺大執教，用「嚴謹治學」來形容這份工作的嚴肅性很貼切，多少優秀人才進出臺大，豈能誤人子弟。古人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回首我們家族百年來與臺大的情誼，方知前人智慧所言不虛，只要有心從事教育工作的人，都可以從這句話裡找到原動力。就一個第四代的臺大人來看，臺大幾十年來的進步與發展固然可觀，但未來面臨的挑戰也不遑多讓。整體經費與行政制度改革等大問題雖是檯面上的焦點，我覺得進步與否也必須考量個別研究者的發揮空間。假設一個人文學者，想大量參考罕見的國外文獻，是否容易取得。假設一個理工學者，想構建一套獨一無二的科學儀器，是否有足夠的技術支援。讓每個學者發揮其創意，有時候未必需要砸大錢，而是一些個別的資源配合跟彈性空間，因為沒有兩個人的創意是一樣的。另一方面，專心治學也需要安定的生活條件。在祖父那一代，有宿舍可以長住，在父親那一代，還可以趁房價飆漲前在臺北市購屋成家，到了現在，以臺北市的房價物價之高，新進教授是否可以安心做學問？面對全球化的人才競爭，姑且不說歐美，我所認識的幾位優秀臺大學長前往新加坡、日本任職學術界，待遇都高出臺灣一截。假如臺大靠的是返國返校服務的熱忱與老字號的招牌來招募新血，而不是提供有利的客觀條件，那是値得擔心的，更遑論吸引國際人才。在慶祝臺大80年校慶的此際，我們當然祝福臺大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在南昌路的臺大宿舍老家前院有棵近百年的樟樹，有一次父親對我說，這棵老樹就好像在看顧我們這個家，這麼多颱風都從來沒有動搖過。現在不管走到世界那裡，看到樟樹都讓我有家的感覺。未來我與臺大的緣份仍未可知，但不管走到那裡，只要聽人提起臺大，我也都會有家的感覺。

圖説：

圖1：1950年代初在溫州街臺大宿舍的家庭合影。圖中為戴炎輝先生與戴張緞女士。7名子女由高至矮為：戴東生，戴東雄，戴東原，戴壽美，戴喜美，戴怡德，戴怡安。

圖2：1980年代初的三代同堂全家福，猜得出來誰是臺大人嗎（提示，共有17位）？前排年紀次幼的是筆者。

圖3：筆者家人在臺大化工系之前的留影。

圖4：幾年前在加拿大哥倫比亞冰原的大輪攀冰車前留影，由左至右為筆者戴桓青，父親戴怡德，母親連鯤菁及弟弟戴松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