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臺灣大學創校80周年，臺灣大學喊出「八十臺大，前進百大」的口號，希望在創校80周年際，能使臺大脫胎換骨，進入世界頂尖大學的行列。《臺大校友雙月刊》為了慶祝創校80周年，開設了「臺大家族」專欄，向家中有三代以上臺大人的校友邀稿。歷史系張秀蓉教授退休後投身於臺灣醫學歷史文物的研究，知道筆者家中四代都有景福人，因此向校友雙月刊編輯推薦，邀請筆者替「臺大家族」專欄撰稿。在盛情難却之下，趕在截稿前，利用薔蜜颱風所帶來的一天颱風假，寫下此文以不負邀稿者的一番好意。

1993年恰是筆者臺大畢業20年，當時筆者是《景福醫訊》的執行編輯之一，由於拉稿不易，不如自己動筆。正巧當年筆者的外甥女蔡宜蓉也考入臺大醫學系，仔細一算，她可是我們家在臺大醫學院的第四代，因此提筆寫了一篇＜四代景福＞的文章，登在1993年10月的《景福醫訊》。由於筆者係研究遺傳學，因此以遺傳基因的角度來推測：筆者家族四代有9個人就讀於景福學園，可能是由於某一種自體顯性的「景福基因」。原本只是一篇應應卯的遊戲文章，不料有天却接到臺東一位中學校長來信，告知臺東人頗以先祖父謝唐山為榮，因為他出身臺東卑南，1904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為臺灣第一位外科醫生。從此筆者才意識到我們這個家族傳承在臺灣近代化的過程以及臺灣醫學發展史上有著某種程度的象徵與指標意義，以下是＜四代景福＞一文：

四代景福記畢業20周年　並賀宜蓉甥女入臺大醫科

謝豐舟

臺大醫學院近百年的歷史，幾乎與臺灣近代化的歷史同步，這在林吉崇教授的「尋根溯源」有了最好的見證。百年以來，臺大醫學院歷經了臺北總督府醫學校，臺北醫專、帝大醫學部、臺大醫學院四個階段，是許多臺灣子弟嚮往的最高學府，所以臺大醫學院裡面不乏父子、兄弟、姐妹檔，一度甚而有「純種」之爭議。其實進入景福之門者絕大部分莫不經歷激烈的競爭，而最能代表景福精神綿延不絕的，也莫過於這種「一門皆景福」的現象。

筆者老父近日歡欣鼓舞，因為宜蓉甥女高中臺大醫科。對於年高77而每日仍在看病人的他，宜蓉甥女進入景福之門，也正代表著他的醫學生命有了新的延續，因為算來已是我們家族第四代，第九人就讀於臺大醫學院醫科了。

景福第一代──先祖父謝唐山畢業於臺北總督府醫學校（第3屆，1904年畢業），於臺北大稻埕執業。為臺灣第一代外科醫生。景福第二代則有我的爸爸謝伯潛（醫專第2屆，1938年畢業）、叔叔謝伯津（醫專第3屆，1939年畢業）、叔叔謝伯淵（醫專第11屆，1953年畢業）。其中謝伯潛、謝伯津為同卵雙胞胎。景福第三代則有筆者本人（醫科第25屆，1972年畢業），內人林季珍（醫學系第1屆，1975年畢業），妹婿蔡明道（醫科第23屆，1970年畢業），最新的第四代則為蔡明道之長女──蔡宜蓉。另外，嬸嬸謝陳卻及姊夫黃輝雄也分別出身於臺大婦產科醫局及耳鼻喉科醫局。

筆者開創臺灣婦產科遺傳學，近年來遺傳學的發展已至「基因」層次，也許我們可以從這個家族樹(pedigree)來找找「景福基因」。當然第一步就是家族樹之分析。從筆者之家族樹來看，因為「就讀於景福」這個phenotype是每一代都顯現，而且男女都有，更有趣的是，兩個同卵雙胞胎都是景福人(concordance)，這顯示在景福基因的表現上，遺傳的成分極濃，也許「景福基因」是以自體顯性(Autosomal dominant)的方式在這個家族內遺傳。

臺大醫學院內還有不少代代相傳的例子，希望有人收集更多的景福家族樹，配合現代的DNA分析及linkage study，也許真的能把「景福基因」的locus決定，並進一步加以cloning及sequencing。

臺大醫科畢業族譜

第一代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

1. 謝唐山（1903）──醫學校3屆

第二代　臺北醫專

2. 謝伯潛（1938）──醫專第2屆

3. 謝伯津（1939）──醫專第3屆

4. 謝伯淵（1945）──醫專第11屆

5. 傳炎森（1953）──醫科第6屆

第三代　臺大醫學院

6. 林季珍（1975）──醫學系第2屆

7. 謝豐舟（1972）──醫科第25屆

8. 蔡明道（1970）──醫科第23屆

第四代

9. 蔡宜蓉（1999）──醫學系第27屆

How old is Taida?

「四代景福」廣義而言，可以說是「四代臺大」，因為臺大11個學院中以醫學院歷史最為悠久。在1928年帝國大學成立之前，先有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以及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是為臺北帝大醫學部的前身。先祖父謝唐山是1898年就進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就讀，1904年畢業，比1928年臺北帝大成立還早上30年。也就因為將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納入廣義的臺灣大學，才能產生「四代臺大」的家族，假若硬性地將臺大的歷史自1928年4月25日臺北帝大開校起算，則我們只算得上是三代臺大人，若照我們在學時的算法，臺大的歷史要從1945年11月15日的國立臺灣大學算起，則就只剩二代臺大人了。

世界上的大學莫不以創校年代悠久自豪。且不提已有800年歷史的劍橋、牛津，日本的早稻田大學正要大事慶祝開校125年。臺大假若真要由1945年國立臺灣大學起算，則開校至今只有63年，比「政治大學」的55年可說相去不遠。

今年臺大新生入學講習新增了「新生書院」的部分，由資深教授與新生分享在臺大求學的經驗，筆者也有幸受邀對醫學院新生分享經驗。當時筆者提出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要選擇臺大？」答案是：因為Our history and our diversity。臺大的歷史，依照近2年校方正式的說法應該是從1928年4月23日臺北帝國大學開校起算，因此臺大是有80年的歷史，而臺大有11個學院、59個系、153個研究所，校地占臺灣全島面積的1%，所以臺大可以說是：The only real general university in Taiwan。假若像某些人所主張，臺大是始於1945年11月15日的國立臺灣大學，那麼臺大往日於一些光榮就不屬於臺大了，譬如1932年臺大完成亞洲第一個成功擊破原子核，距離在歐洲的世界首次成功擊破原子核，只差2年。我問同學：「國立臺灣大學」的「國立」到底是那一國？同學們的答案可是五花八門。

筆者的意思是臺大的歷史多久，只有回歸事實才是正途，臺灣大學就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那一所完整綜合大學，加上它的前身。故意的扭曲不僅不符合大學求真的精神，也傷害了臺大的聲譽。無可避免地，隨著時代的演變，臺大會加入不同的元素，但後來的元素不應排除既有的元素，因為這些不同元素的融合，才構成了臺大人以之為傲的diversity。

歷史重現

1898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現今臺大醫學院），辦理第3屆入學招生考試。當年臺東籍的謝唐山和孟天成在師長及親友的鼓勵下，前往臺北應試，結果雙雙告捷。修習五年後，兩人並分別以第一及第二的優異表現，震驚杏林，更讓臺東人引為無上的光彩。謝唐山於1907-1909年曾於滿州營口同仁醫院任職，為臺籍第一位赴滿洲行醫的醫生。

謝唐山畢業後服務於臺北市林本源博愛醫院，也是全臺第一位本土外科醫師。稻江首富的長子李景盛愛惜其才華，將年方18的女兒如玉許配給這位年方29的「內山兄哥」。婚後，謝唐山在臺北市太平町四丁目十五番號（今延平北路2段）開設順天醫院。除了懸壺濟世之外，謝唐山也擁有高度之社會地位，從其參與過的重要時事，更可知謝唐山於大稻埕具有相當高度之名望。除了曾贊助日治時期重要的臺灣博覽會外，亦於1930年以臺北醫師會會長身分，發表對於醫藥減價運動之聲明。

臺灣總督府為了帝國之近利，而以虛應臺灣人民吸食鴉片的態度提出「新特許方針聲明書」，以及所謂的臺灣島「鴉片漸禁論」。如此實是殖民帝國為掩飾臺灣鉅額鴉片收益所採取的手段。謝唐山以臺北市醫師會長身份原擬送鴉片政策建議書給當局，對總督府的鴉片新特許令提出反對，以作為嚴正抗議。然因醫專校長崛內次雄出面勸阻，且為避免被視為政治事件，殃及相關人士而作罷，但仍顯示當時臺北市醫師公會亦背負社會公義的使命及責任感。謝唐山除於1930年任臺北市醫師會長，亦受任為臺北市會議員，並於1934年擔任臺北市協議會員，以及1935年太平町第三區長，由此均顯示謝氏背負社會公義的使命及責任感。

自1927年「臺灣民眾黨」成立後，臺灣民族自決運動逐漸受到各界響應。其中，臺灣醫療活動的要角即是大多數診所醫師。他們將個人關懷，從單純的醫療行為推及於患者己身、家庭乃至於整個臺灣社會的故事實不勝枚舉，例如：醫界反對當局所提出的鴉片新特許令，即是一例。充分展現「上醫治國、中醫治人、下醫治病」之精神。

2007年3月的杜鵑花節，在臺大校方的贊助下，於臺大總圖書館多功能廳舉辦了「太平町四丁目－大稻埕順天外科醫院的故事」特展。2008年3月8日上午11時李嗣涔校長親自主持開幕典禮，展期由2008年3月8日至4月6日。此展係以謝唐山在太平町四丁目（現臺北市保安街）的順天外科醫院為主軸，展現當年大稻埕地區臺灣近代醫學發展的盛況。臺大校方舉辦此一特展，以彰顯臺灣大學對斯土斯民的感念。

「日治期間，是臺灣醫療體系全面西化的關鍵年代。若說十九世紀的殖民主義是一種全球化，臺灣的殖民醫學發達，或許可視為臺灣被編入西方醫學體系的重要過程…。」《臺灣醫療400年》。由臺灣第一位完成正式西方醫學教育的臺籍外科醫師──謝唐山所創辦的「順天外科醫院」，就在橫跨殖民主義與自由經濟的時代氛圍下，見證臺灣西方醫學制度的演進，同時也真實記錄了大稻埕地區繁華起落的歷史記憶。此一建築的古典型立面仍甚完整，已經臺北市政府指定為歷史建物，擁有其所有權的建設公司有意將其捐贈給臺灣大學成為醫學博物館，加入成長中的臺灣大學博物館群，現已行文臺灣大學由臺大評估中。

南臺灣的婦產救星

謝唐山雖為聲譽卓著的外科醫生，但因受李家拖累，負債累累，因此其次子謝伯潛放棄臺北帝大醫學部的入學資格，改讀就學時間較短的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以減輕家庭負擔。1938年畢業後，於臺大婦產科醫局研究5年並學習臨床技術，獲得臺北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與妻謝傅淑娥離開家鄉，到臺南市開業。夫妻兩人，胼手胝足，在臺南市成功地開創婦產科醫療事業，挽救了無數瀕臨於死亡邊緣的孕產婦，可說是當年臺南縣市、嘉義及高雄地區的婦產救星。

筆者自小在父親的婦產科醫院裡，看到鄉下人來生產時，把家裡供奉的神像也請出來“保庇”。在40年前的臺南市，附近鄉鎮幾乎沒有婦產科，孕婦有問題，都集中在家父的診所；往往診所裡外都是各式各樣的神像，香煙繚繞，就像是一座香火鼎盛的廟宇。這種特殊的醫療景觀，反映了從前生產對孕婦而言真正是一道鬼門關。當全身浴血、面白如紙，奄奄一息的孕婦被七手八腳地抬進來，昏迷不醒地躺在病床上不停的抽搐，家父、家母為了照顧孕婦，往往終日不眠不食。這就是我兒時的經驗，較諸今日生產，真是天壤之別。

前幾年慈濟發生過「一灘血」的爭議，其實以筆者小時候留下的印象，當年在臺南家裡所見的不是「一灘血」，而是「一大盆血」。因為當時物資缺乏，沾血的手術紗布不能丟掉，必須放在大水盆中清洗之後，再加消毒使用。於是只見一大盆血水中飄浮著許多染血的白色紗布，由家母逐條清洗，以備消毒再用，「一大盆血」的情境，至今還如在眼前。

重回臺大

筆者自小功課不錯，在無憂無慮的情況下進入了臺大醫科，畢業後進入臺大婦產科當住院醫師。也許是因為太優秀，第二年就提早畢業，轉入省立臺北護專繼續婦產科工作。1978年受歐陽培銓主任之邀，重回臺大婦產科擔任講師，在臺大的醫療、教學與研究工作中渡過了30年的青春歲月。

筆者身為家中長子，理應回家繼承父親如日中天的診所業務，父親也有意開辦一家具有規模的現代化婦產科醫院，由我來將他的醫療事業發揚光大。不過也許是有形無形之中，感受到父親當年未能進入臺北帝大醫學部就讀，成為教授的遺憾；他當年的同儕有不少成為臺大醫學院的教授，如陳登科、邱仕榮，我終究鐵了心腸選擇留在臺大醫學院。在高度競爭，爾虞我詐的白色斜塔中奮戰了30年，秉持著「上醫醫國」的宗旨，完成了不少開創性的工作。「上醫醫國」，不是叫你去從政、去選總統，而是「讓一種疾病消失或減到最少」。在我自己30年來的行醫歷程，總是抱著這樣的基本心態，一項一項地去做。由於環境的需求與機緣，倒也完成了幾種疾病「上醫醫國」的工作：包括B型肝炎的周產期預防、唐氏症與地中海貧血的產前篩檢、先天性缺損的產前診斷、乳癌早期診斷。值得一提的是，筆者與陳皙堯教授於1984年合力創辦了臺灣醫用超音波學會，開創了今日臺灣超音波醫學蓬勃發展的基礎。

2008年是臺大80周年，也恰恰是我任教臺大滿30年。前面20年致力於臨床挑戰的克服，近10年來開始自修遺傳學、發育生物學、神經科學等基礎生物科學，開設相關課程，並致力於推動臺灣大學的跨科際合作，催生了臺灣大學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系統生物學與生物資訊研究中心。我雖然是個醫生，但做為臺大的教授，我認為我自己是“educator first, scholar second, physician third”。事實上。這三種工作我都同時在做，不過基本上我還是從「教育」出發，透過教育同時進行「研究」與「醫療」的工作。除了婦產科之外，我更是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分子醫學研究所、臺大工學院醫學工程研究所、臺大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臺大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等4個學院6個教學單位的合聘教授。我是少數在臺大臨床醫學研究所合聘的臨床學科教授，因此帶領就讀該所的醫師研究生（MD graduate student）也是我主要的教學工作之一。自1998年以來，我已經有14位臨床醫學所MD-PhD研究生畢業，而碩士班研究生也已有12位畢業，這些碩士生分別在三個所：1.臨床醫學所在職碩士班（6人），2.分子醫學所遺傳諮詢碩士班（4人），3.醫工所碩士班（2人）。

最近這3年秉持著「大師教大一」的理念，親自參與大學部的教學，例如醫學系的普通生物學。有鑒於專業教育的根本是大學教育，而大學教育的根本是通識教育，因此也開設「從現代生物學了解人類行為」的通識課，今年已是第3年，每班修設學生多達200人，不過在使用教學網站以及助教協助下，此一通識課已經相當上軌道。我將李嗣涔校長邀我寫給臺大學生的電子信，加上我自己所畫的臺大校園速寫，結集成臺大真好玩一書做為通識教育的教材。

這2、3年來，臺灣大學正悄悄地開始了一次renaissance(＝rebirth)。不同於過去的一味強調科技，校園裡人文思考逐漸受到重視，各種藝術活動此起彼落地出現在校園的各個角落。

有別於臺北藝大、臺灣藝大等藝術學校的是：臺灣大學可以著力的不是純粹的藝術呈現，而是「藝術」與「知識」的結合。做為一個最高學府，知識就是臺大的財富。將知識藉由藝術的形式呈現給社會，不僅能夠像藝術學校那樣推廣「美育」，更可以藉由藝術的表現方式，將知識更有效地傳遞給社會各階層。有了知識的內涵，「藝術」的深度可以更形提升。從2006年起我扮演策展者(curator)的角色致力於推動「臺灣大學杜鵑花節藝術祭」(NTU Azalea Art Festival)

從2006年的「杜鵑花生物醫學與神經科學影像競賽」、2007年的「臺大杜鵑花節錯覺展」、2008年的「哥本哈根」舞臺劇到2009年的「Darwin 200」，臺灣大學杜鵑花節藝術祭的輪廓已漸成形。相信不出幾年，「臺灣大學杜鵑花節藝術祭」必將成為臺灣大學的寶貴無形資產。

第四代

1993年入學的外甥女蔡宜蓉已完成學業及訓練，並畢業於臺大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現在一方面擔任小兒腎臟科主治醫師，一方面在博士班繼續進修。其夫婿林彥宏為宜蓉醫學院同班同學，現為臺大醫院心臟科主治醫師。筆者二女兒謝曉芙也於今年進入臺大醫院復健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

結語

回顧往事，四代景福的第一代謝唐山從東臺灣的窮鄉僻壤，趁著日本接管臺灣，臺灣近代化浪潮的啟動，成為臺灣第一代的西醫，開啟了臺灣現代醫療的大門。第二代則歷經二次大戰空襲逃難、蔣介石接管臺灣、惡性通貨膨脹、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年代，幸而能靠著醫療專業，在南臺灣建立不錯的療事業，安身立命。第三代歷經了臺灣脫離黨國體制、解除戒嚴、民主化、自由化歷程，在專業上則開始運用現代醫療科技，如超音波、基因診斷，使臺灣醫療邁上先進國家之路。第四代則面臨全球化的影響以及臺灣民主化倒退的威脅。四代景福家族這百年來的遭遇其實也正是臺灣大學所經歷的時空環境，這其中的酸甜苦辣，也是臺灣大學做為一個 institution所經歷的磨練。令人驚嘆的是，一個家族的歷史與一個大學的歷史，竟然是如此地休戚與共。

臺大80年的歲月中，有不少家族其歷史與臺大的歷史重疊。四代景福從1989年到2008年，這110年的歷史長河涵蓋了比臺大80年更長的時光。不過四代景福家族的成長與延續，其主要的能量還是來自臺大，在臺大我們學到了知識、得到了技術、實現了夢想。雖然四代景福只是千千萬萬臺大人的一小部分，但臺大其實也是千千萬萬校友個人生涯的總合，可說臺大成就了臺大人，而臺大人也成就了校友。

臺大在臺灣可謂得天獨厚，吸取了不計其數有形無形的社會資源而成長壯大，臺大除了在知識上的教導功能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成為臺灣社會的良心。近年，來臺灣政經情勢不斷變化，臺大最重要的使命可能是高舉Integrity的火炬，成為臺灣社會的良心，畢竟當臺灣的政府、國會、司法、媒體都已失去公信力，臺灣剩下的可能只有能夠秉持其根本精神--Autonomy, Independence, Freedom的臺大來維繫臺灣社會的信心。

過去我們的教育在黨國思維的影響下，造成了今日臺大人治國，但是卻極度缺乏integrity的信念與實踐，以致演成近日三聚氰胺事件中臺灣主權、健康、經濟全盤皆輸的局面。臺灣理論上已經民主化，但黨國幽靈似又將重現，不僅個人的自由將受到威脅，臺灣大學的學術自由也有可能將再受到箝制。臺灣的民主自由正面臨危急存亡之秋，臺大的方向與堅持要何去何從，恐怕是在臺大慶祝80周年之際所最應思考的問題。筆者心中最壞的情況(worst case scenario)是：臺灣人民全力支持並寄以厚望的臺大人，竟是斷送臺灣民主自由的推手。

上完了醫學系新鮮人的普通生物課，坐在共同教室那三棵老松樹的樹下，清風徐來，遠山嫵媚。望著來來往往，談笑風生的年輕學子，不自覺年輕了10歲。遠處傳來傅鐘的聲響，想來馬修•阿諾德所描寫的牛津大學：「牛津！那如夢似幻的尖塔」可能正是這種氛圍吧！整個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堅信牛津大學是英國民族的肚臍。臺灣大學做為臺灣民族的臍帶，想來也非言過其實！

 

圖說

圖1：謝唐山（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3屆1903畢業）。

圖2：臺大醫科畢業族譜。

圖3：太平町四丁目特展簡介單張。

圖4：謝伯潛（攝於25歳，1941年）。

圖5：謝伯潛的畢業證書。

圖6：謝伯潛醫專畢業合照。(1938年於臺大醫學院門口)

圖7：謝伯潛（後排右2）與婦產科醫局成員（1942年於臺大醫院正門合影）。

圖8：謝伯潛全家合影。筆者（最右）時年6歲。

圖9：謝伯潛使用之開腹手術器械組。

圖10：謝伯潛在臺南市之診所。

圖11：謝伯潛與子謝豐舟在家中施行手術後留影（1984）。二位女孩為謝豐舟之女。

圖12：謝豐舟與臺大醫學系六年級學生於二號館進行“喝咖啡說英文”。

圖13：謝豐舟施行超音波導引羊膜穿刺。

圖14：臺大杜鵑花節藝術祭活動海報。

圖15：（由左至右）林秀珍、謝豐舟、林彥宏、蔡宜蓉合影於臺大醫學院正門。（攝於2008.10.3）

圖16：謝豐舟所著《上醫醫國》一書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