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任何書店，你都會看到幾十種不同的雜誌在吸引我們的注意。由於經濟發展，加上行銷和宣傳，所以現在坊間的許多雜誌很多都十分專門（例如房屋仲介或時尚產業），以吸引特定的讀者；這些雜誌似乎很滿足於吸引小數目的讀者，因爲它們的錢主要是由廣告費來的。綜合性雜誌的成長就不如這些以百貨、旅遊、時尚、或房屋買賣為主體的雜誌。

但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免不了還是要吸收有關政治、社會或經濟現況及政策等等一類的消息，而更希望知道它們對我們生涯的意義。這一類的訊息和分析一般來自綜合性的雜誌、電視、或日常的談話。的確，今天在臺灣，能提供我們一般資訊的最重要來源是電視，但是綜合性的雜誌還是不容忽視。以下分享在學習成爲一個歷史學者兼知識人的過程中，一些對我有影響的雜誌。

我從小學時就愛讀《學友》。我相信許多與我同年齡的校友們一定都會記得這本雜誌。它的確提供了我許多的知識，也使我十分嚮往外在的世界，或冒險家或孤兒們所存在的宇宙。與《學友》大約同時的兒童雜誌是《東方少年》。兩者的內容大致相同，勉強應付當年還是十分窮困的臺灣兒童們。

五、六年級之後，課外讀物漸漸多起來，從《三國演義》到《薛仁貴征東》等等，大概也算得上是讀得懂的。我的父親替我訂了兩年的《中學生》。我不知道這本雜誌的編輯們是誰，但是我覺得它們很可能與稍後我也愛讀的《拾穗》的編者們大概非常相近：他們很多都是學科技的，但是對於文學、藝術或音樂都有興趣，而且有一定的素養。他們也對近代世界的科技以及西方文明的長處有相當的認同。因此這兩本雜誌就變成我在中學時固定的讀物。例如＜最長的一日＞（當時譯作“慢慢永日”）以及＜南太平洋＞就是最先在《拾穗》讀到的。當時，我父親也偶爾會購買英文原版的《讀者文摘》，我是很希望也可以讀它，但是我的英文有限，無法看得懂。幸好後來我在耶魯讀書時，一位同學笑說：「它的文章長短正好合適在每次上厠所時讀一篇」，纔讓我解除了多年的遺憾。

現在常常被人提到的《自由中國》，老實說，我當時真是完全沒注意到。從小我的家教就是思考世界性的問題，對於本地的政治現況因此缺乏興趣，也因此一直要到大學畢業或去美留學之後，才留意到它的重要性。反而我常常看的是《文星》。這固然是因爲《文星》雜誌有李敖，文筆犀利，而且膽敢肆意批評中國文化（多於政治現況），但也是因爲《文星》介紹了許多新的、西方的思潮。這些思潮對我產生許多影響。我對存在主義、艾略特（T.S. Elliot）、雅斯培（Jasper）的認識都是從《文星》開始的。對一個主修歷史、心智正在成長的年輕人來説，《文星》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我日後對西方文明及思想繼續保持興趣，就是在這個時候奠立的。

1969年，我到耶魯大學去讀書。耶魯的大學部當然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學校，而耶魯的研究院則更以文、史領先其他的學校。我在耶魯時，歷史系正好如日當中，有超過80位的教員，而整個大學還有許多其他治歷史（例如經濟史、社會史、哲學史、宗教史）的著名學者，所以我受到的影響真是難以估計。我除了受到包默（Franklin Baumer）及凱佩德（Peter Gay）的教誨之外，也曾去旁聽佩立鏗（Jaroslav Pelikan）的基督教教義史，都受到相當的啟迪。有趣的是凱佩德和佩立鏗都推薦我應該讀《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於是我從此就變成它的忠實讀者，歷經40年而沒有改變。《紐約書評》是紐約地區的文化人（很多是猶太裔）所創辦的。當時剛出版不到10年，但是已經成為美國知識人十分重視的讀物。大學教授或研究生差不多人人都會讀它，以吸取最新學術及文化出版物的消息及評價。它的立場明顯是自由主義，而偏向左傾或激進主義（radicalism）。教我中國近代史的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就常常在那裏發表書評。《紐約書評》所有的文章都是應邀寫的，不接受投稿（除了信件以外），可見它的重要性和影響力。事實上，《倫敦書評》（創立於1979年）就是模仿它的。兩者我都喜歡看，而後者立場比較溫和。近年來，或許是年紀比較大了，我常常覺得《紐約書評》的意見過分極端，批評時政的也稍嫌太多。《倫敦書評》則比較堅持它的學術旨趣。

《紐約書評》和《倫敦書評》的内容都非常深入，不是一般大學生能欣賞而馬上愛讀的，但是它的文字都非常洗練而精確，像史景遷的文字就有這樣的特色。其他的作者們（包括也偶爾寫中國問題的布魯瑪[Ian Buruma]）也都文字精彩，震懾人心。

在耶魯的研究生生涯十分愉快。當時從臺灣來的學生們正開始保釣運動，所以對中國事務非常關心。這時在中國同學之中流行的有一本雜誌，就是《明報》月刊。這本雜誌的發行人就是有名的查良鏞（金庸）。我當時偶爾也看看，對中國的情形開始有一些認識，不像這之前，我連中國的主席、書記及總理都分不清楚，更不知道中國共產黨是高於國家的這些常識。當時臺灣來的同學比較感興趣的是讀《明報》裏對國共之間的看法；因爲《明報》的立場比較左傾，所以往往可以看到一些臺灣看不到的消息。我則是比較愛看有關文化的議題。《明報》的主編是胡菊人，他比較像一個文人，所以《明報》常常有一些清新的、談文化議題的文章，我就愛看這些文字（更勝於像《春秋》、《傳記文學》等雜誌）。這個情形一直持續到我去香港教書的十幾年間。

與《明報》齊名的是《七十年代》。它的主編是李怡。李怡是一位觀察敏銳、具有強烈分析能力的報人，所以雜誌出版（1970）後，風行一時。我就是在這本雜誌上第一次讀到臺大歷史系的學妹劉黎兒的文章的。最先把“傷痕文學”介紹給華文世界的也是這本雜誌。我也是在那裏學到“官倒”這個詞。

現在這兩本雜誌已經過去了，一則已經停刊（就是由《七十年代》改名的《九十年代》），一則有氣無力。想到當年這樣的内容豐富，而又具批判精神的雜誌，在殖民地的香港出版，真不免令人感嘆殖民地（或租界）在近代中國所扮演的角色。走筆至此，突然想到，當時還有一本夾了大筆臺灣資金在香港出版的《中國人》，可惜只出版了一年多，就收攤了。在自由言論充斥的香港，雜誌間競爭非常激烈。但是今天，香港的環境已經改變，大家看的反而是《爭鳴》、《求是》等以小道消息為內容、聳人聽聞為目的的出版品。它們批判有之，分析則闕如。至於像《壹周刊》更是等而下之，已經不是值得提及的雜誌了。

近30年來，我經常看的還有《經濟學人》（Economist）。這本雜誌在鴉片戰爭之前就已經出版。100多年來，它堅守古典自由主義的放任經濟觀點，而且立論一貫，言之有物，影響之廣，無遠弗屆。它的文字簡潔，要而不繁，一語中的。我前此經常讀的是《新聞周刊》（Newsweek），1985年，我去英國，順手買了一本來讀之後，就從此愛上了它。它不會像《紐約書評》那麼激進，觀點相當一貫，文字更勝於任何美國出刊的雜誌（例如很多紐約市的人所愛讀的《紐約客》[New Yorker]，其文字只適合住在那裏的人讀），從此我就不再讀《新聞周刊》了。事實上，今天的《時代》（Time）雜誌和《新聞周刊》都已經是不忍卒讀的沒落刊物了。

我一向主張要廣泛閲讀人類的經典著作，但是我們活在今世，自然不免對身邊發生的事情有一定的資訊，並對它們的意義希望有可靠的了解。因此我們就會要從談話或看電視來滿足這樣的需求。我也總是在閒暇時，閲讀各樣的雜誌，好充實並不斷更新自己的視野。自從回來臺灣任教之後，我也偶爾讀讀臺灣各樣的雜誌。它們對東亞事務的看法有許多與美國不同的地方，而對中國文化的刊載和呈現，數量和素質也與西方有許多差異。我正在努力發現有什麼雜誌能讓我感受到像《經濟學人》或《紐約書評》那樣的震撼。

李弘祺小檔案

1968臺大學歷史系畢業，1974美國耶魯大學博士。學成後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1991年出任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城市學院歷史系教授兼亞洲研究課程主任。2001年起，出任該大學研究院第一位東亞史博士指導教授。2003-2005年間應聘擔任臺大講座教授，並出任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應聘交通大學講座教授兼通識教育委員會主委，人文社會學院院長，並創立該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1年轉任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李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中國教育史及思想史。編著有《中國教育史英文著作評介》（2005），《東亞的教育與科舉》（2006），The New and the Multiple, Sung Senses of the Past（2004），《理性、學術與道德的知識傳統》（2004），《面向世界：現代性、歷史、與永恆的真理》（2002）,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a History（2000）, 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 to Eighteenth Centuries（1991）, 《讀史的樂趣》（1991），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1985），《西洋史學名著選》（1982）等書。在中國、美國、德國、日本、意大利、韓國、香港及臺灣都有論文發表。

曾獲多個學術獎項及榮譽。在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史旦福大學、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慕尼黑大學、北京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等地訪問、演講或從事研究，推動各項學術交流計畫。也曾擔任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屬下的史學史及史學理論學會的執行委員以及東京大學東亞海域文化交流計劃的國際顧問。

圖說：

圖１：教我中國近代史的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教授常常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發表評論。

圖２：Spence 評論“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圖３：我在耶魯時，歷史系如日當中，我受到凱佩德（Peter Gay）等多位老師的教誨，他推薦我讀《紐約書評》。

圖４：旁聽佩立鏗（Jaroslav Pelikan）的基督教教義史，受到相當的啓迪。

圖５：最近一期《紐約書評》。

圖６：《明報》開啟我對中國的認識。圖為《明報》1989/6/15刊封面。

圖７：《九十年代》前身《七十年代》，與《明報》齊名的華文雜誌。

圖８：近30年來經常看《經濟學人》（Economist）。

圖９：小檔案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