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想薰風當年，成社至今，已度過整整一甲子；歲月悠悠，這60年間，薰風由一個十幾人的小社團，發展成今天的規模，社友遍及世界各地。這好比一粒小小種子，如今茁壯成林，令人不勝感奮。

記得1952年的元旦，臺大師生在法學院大禮堂舉行連續兩天的慶祝晚會，我應邀獨奏二胡<病中吟>及<光明行>二曲。此後，在宿舍及校園裏，常有同學找我談起中國民族音樂，同時覺得臺大還沒有一個國樂社團，不無缺憾。此事在我心中盤旋頗久，直到3月間，遇到化工系的朱譜祥同學，談起此事，他說我們何不就來創辦一個國樂社，此事立刻得到和我同寢室的歐陽斌若及樓上的黃願鈿同學的贊許，於是我們4人便開始分頭進行辦理申請和寫海報招募社友。第二天，就來了陶基強和林沛宇（他和歐陽原為進臺大前農林公司同事）二位熱心好友，嗣後又陸續有十來位同學報名參加。1952年3月26日，我們到訓導處填表申請時，按規定需要6人簽名，那天一時找不到陶基強，就請第九宿舍的郭昭毅加入簽名。於是，名義上由黃願鈿、林沛宇、朱譜祥、郭昭毅、高亦涵、歐陽斌若6人發起的國樂社就此正式成立。關於成社前後的一些“花絮”以及跑訓導處申請補助添置樂器的甘苦談，我曾於40年前薰風20周年時，寫過一篇短文＜二十年憶舊－薰風國樂社成立前後＞略記點滴，文載《中國樂刊》1972年第二卷第四期，在此不再贅述。

國樂社的命名，我們原以為理所當然應該是“臺大國樂社”，因為當時臺大並無任何國樂團體；沒料到校方居然不予批准，大概是怕我們演奏的音樂有些可能會給學校帶來麻煩。在那個隱伏“白色恐怖”的年代，早期臺大的合唱團因練唱大陸歌曲而有人被抓，我們自然不敢申辯，乖乖回去另起社名。經過幾番討論，我提議用“薰風”二字為名，獲得大家一致同意。我的理想是：我們是個思想單純的音樂團體，大家都是“敦品勵學”的學生，害怕白色恐怖；不由想起虞舜＜南風歌＞裏的句子：「……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而且《淮南子》和《史記》裏基本相同的記載都說「舜彈五弦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安和樂利天下太平，那正是莘莘學子所憧憬的美好生活境界。希望我們國樂社絲竹奏出的音樂，可以息干戈，崇禮教，猶如溫暖的南風，帶給社會一片祥和之氣。所以這“薰風”二字，也隱含著我們向往追求的一種音樂風格。事隔一甲子，後來薰風社所演奏的曲子我不大清楚，但是至少在我忝為演奏股長負責演奏選曲的那兩年時期，我們所演奏的樂曲，都沒有偏離過這個基本精神。 

成社伊始，首先要聘請良師。那時臺灣公認水準最高的國樂團體，當推中廣國樂團。團長高子銘，指揮孫培章，二人來自原先大陸首屈一指的中央廣播電台國樂組，是臺灣當時最負盛名的國樂家。我有幸通過農工系許明群同學的安排，認識了他原先在國防醫學院的舊識李鎮東和鄭道幹，此二人當時已經考入中廣國樂團，於是經由大李（鎮東）的介紹，得以認識孫培章先生。他當日即一口答應，願來臺大兼任薰風社的指導。孫先生音樂天賦極高，為人豪爽，琵琶、二胡、古筝、技藝超群，我們也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一直保持良好聯繫，直到他在美國加州去世為止。

薰風社的處女演出是成社之後大約兩個月的5月30日，在中山堂歡送畢業同學的晚會上，演奏<妝台秋思>和<滿園春色>二曲（圖1）。我們請來幾位空軍大鵬國樂社的師兄們助陣，孫培章先生彈琵琶，圖中彈揚琴的是大鵬的夏炎，孫先生左手邊拉二胡的是大鵬的駱必榮和楊作仁（時任大鵬國樂社社長），夏炎右後邊吹笛的是黃願鈿，拉二胡的是我和林沛宇。這次演出相當成功，因此獲得校方補助購買一台揚琴，交給吳營灼保管練習。

我們的第二次演出，是那年的雙十節，應軍中廣播電台的邀請去播音（圖2）。這時已經有了我們自己的揚琴，黃願鈿吹笛和蕭，加上幾把二胡，演出一些輕巧的小合奏，結果還很不錯。此次沒請大鵬國樂社幫助，對自己社團的信心，頗有提升作用。

經過了半年多的練習，自覺樂團頗有進步，於是在1952年11月的校慶晚會上，我們邀請大鵬和中廣的朋友協助，作了首次大規模的演出（圖3，圖4）。節目中有大眾喜歡的<將軍令>、<春江花月夜>、<萬壽無疆>等名曲，還有孫培章先生琵琶獨奏<十面埋伏>和樂隊伴奏王德春小姐獨唱的<祖國之戀>，獲得長久熱烈的掌聲，由此奠定了薰風的聲譽基礎。圖3中背影，吳營灼彈揚琴，謝仲篪（大鵬）、陶基強拉二胡，我拉大胡，孫培章指揮。圖4中孫培章彈琵琶，李鎮東吹笛，楊秉忠彈古筝，在那時的臺灣，這也可算是一次國樂界頗具規模的場面了。

在我1954年畢業之前，由於社長陶基強的大力推動，薰風在法學院大禮堂，舉辦了首次自己獨立的演奏會。其中有我的二胡獨奏<光明行>（圖5）。這次演奏會，事實上也等於是給我和一批應屆畢業社友的歡送會，長江後浪推前浪，自此以後，把薰風寄望給社友學弟們去打理（那時薰風還沒有女同學來參加，許多人覺得是個遺憾），我就依依不舍地“升級”為校友了。

我於1952年底，經孫培章先生引薦，加入中廣國樂團。1954年大學畢業，按照規定，要去接受一年的預備軍官訓練，離開臺北；於是向中廣推薦林沛宇到中廣來頂替我留下的缺額，心中也希望由此繼續維持中廣與薰風的良好關係。第二年我受訓回來後，不久就到美國留學，林沛宇一直與我保持通信，他也就變成我與薰風及中廣之間的聯繫，多年不斷。沛宇為人謙和，忠厚誠實，對中國民族音樂有一股執著的熱愛。我出國前，他為我餞行，徵詢我對國樂前途的看法。我對他說我的意見：中國民族音樂要想發揚光大，首先必須在作曲方面多下工夫，才有希望在世界樂壇占一獨特的地位。一些樂器先天上的缺點，一方面慢慢改進，一方面也可以由作曲編排來彌補。

時光荏苒，當我重回薰風，已經是1966年的事了。那年臺灣的中央研究院、臺大、和清華大學合辦一次“暑期物理講習會”，我應邀回臺作物理講學。十幾年來，日日忙碌於物理的教研工作，久疏弦管；可是天涯海角，只要聽到絲竹之聲，就會想起魂牽夢萦的薰風。抵臺第二天的晚上，就迫不及待地由林沛宇陪同去聽薰風的練習。創社時每周定時練習的危樓（學生俱樂部）和臨時教室，都已拆除不知去向，薰風也已有了自己的練習室。除了燈光稍暗，其他條件都還不錯。在此之前，孫培章曾經告訴我說：林沛宇所寫的<柳暗花明>和其他小曲好得很，所以我就要求沛宇為我奏一遍<柳暗花明>。他找出樂譜來，也拉我加入一起練習，於是就在暗暗的燈光下，讓我又重溫了一次薰風演奏的舊夢。令我高興的是，薰風的演奏水準的確有了很大的進步，而且有很多位女同學參加，這是當初成社時沒有的現象。薰風終於有了“學妹”，我把此事告知一位以前的老社友，他欣喜之餘說：就為了學妹這兩個字，已經等待好多年了。

我於3年後（1969-1970），應臺大和清大合聘，又回臺講學物理一年。每周在臺大及清大講課，指導物理研究工作，只能趁周末有空，找機會和薰風及中廣老友敘舊。這時林沛宇作曲已經卓然有成，享譽臺灣國樂界。他擔任薰風指導多年，立下汗馬功勞，薰風能有今天，大家不能忘記他的重大貢獻。因緣湊巧，就在我1970年離臺前，林沛宇決定於6月30日在國立藝術館舉行作品發表演奏會，他力邀我參加演出；我因教研工作繁忙，深恐無法參加練習而誤事，但是為著老友一番深厚情誼，最後還是勉強答應了。這場演奏會，聚集了臺灣國樂界老中青三代菁英的共同努力，演出相當成功，也可算是薰風歷史上一大盛事了。

此次演奏之後，各人忙於自己的本行工作，除了通信聯絡，大家很少見面。這段期間，薰風社友赴美定居的也不少，孫培章先生也搬到美國加州定居，後來還在佛州開起一間汽車旅館，平時偶爾通通電話，共話薰風舊事。所以，我人雖然沒到臺灣，但是和社友們仍然保持聯絡。每次聽到薰風在臺灣的比賽中得獎奪冠，都為之雀躍不已。尤其獲知薰風賢才輩出，深感後繼有人，歷任的社長和指導以及各組的負責人，比起我們當年，幹得更加有聲有色，旅居在外的老社友們，都覺得興奮無比。

2001年6月薰風前（第四）任社長張爾協，在洛杉磯舉辦了一次盛大的音樂會，請來大陸的二胡大師閔惠芬和我們薰風出身的臺灣琵琶高手王正平，除了這二位的許多獨奏曲目以外，還請來定居洛城的薰風社友楊德書吹箫，合奏一曲<春江花月夜>，一時傳為美談。（圖6）。

我那時居住紐約州，也專程飛到洛城共襄盛舉。演奏會次日中午，由張爾協做東，邀請當時在洛杉磯的幾位薰風人餐敘，社友們異地相逢，可謂人生一大幸事（圖7）。只可惜那時孫培章、歐陽斌若、林沛宇都已逝世，他們泉下有知，看到薰風社友揚名聚會海外，不知該多高興。（2012年9月26日 洛杉磯）（本專題策畫／音樂研究所沈冬教授）

圖説：

圖1：薰風社的處女演出是成社之後大約兩個月的5月30日，在中山堂歡送畢業同學的晚會上，演奏《妝台秋思》和《滿園春色》二曲。

圖2：第二次演出，是那年的雙十節，應軍中廣播電台的邀請去播音。

圖3：1952年11月的校慶晚會上，我們邀請大鵬和中廣的朋友協助，作了首次大規模的演出。

圖4：孫培章彈琵琶，李鎮東吹笛，楊秉忠彈古箏，在那時候的臺灣，這也可算是一次國樂界頗具規模的場面了。

圖5：1954年畢業之前，薰風在法學院大禮堂，舉辦了首次自己獨立的演奏會。其中有我的二胡獨奏《光明行》。

圖6：左起閔惠芬、王正平、楊德書。

圖7：洛杉磯小型薰風社友聚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