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表來看，必修科目時數共約56小時，另外規程中規定學生必須修習六門以上的選修科目，修業的時限則是3到6年。

昭和6年開始，由於領域區分及師資和課程增加，生物學科下分為三類的專科：植物學、動物學，以及地質古生物學。以植物學方面而言，需要從42個開課科目中，選擇至少50時間（小時）以上。因為所有的科目時數幾乎都增加為4到6個小時，實際的上課時數仍是相當高。可以選擇的科目除了原有的之外，還新增加「微生物學」、「動物系統學」、「動物比較形態學」、「動物比較生理學」、「地史學」、「農業統計學」、「物理學」、「氣象學」、「土壤學」、「羅甸語」（即拉丁文）、「科學概論」、「植物學實習旅行」、「臨海實驗」等。嚴格來說，植物學（第一類）和動物學（第二類）所選的科目差異不大，有很多兩類學生都可以修習的課程。其中不一樣的地方則在於植物學類能認可的必修科目不包含「昆蟲形態學」、「昆蟲生理學」、「實驗形態學」、「人類學」、「浮游生物學」、「古生物學」、「動物生態學」，和「動物學實習旅行」；而動物學類則不包含「土壤學」、「羅甸語」、以及「植物學實習旅行」。大抵上可以看出學科發展和教學要求重點已有一些不同，修習植物學的學生要多學習土壤和化學，和分類學常用的拉丁文，但是不需要較細的動物學科。相對而言，此時動物學類的學生仍然需要修習不少植物相關的課程，如植物分類、形態、生態、病理等課。

這樣的分科設計一直到昭和15年（1940），才在理農學部規程上有進一步的大幅度的修改。新的規程中，理農學部一樣可給予理學士和農學士兩種學位，理學士的四個領域：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化學改稱為「專攻」。此時的必修科目時數降為四十小時，動植物學專攻的修習科目也做了一些調整。植物學專攻項下，去除「系統動物學」、「動物比較形態學」、「動物比較生理學」、「地史學」等科目，同時「農業統計學」改為「數理統計學」，「微生物學」改為「應用微生物學汎論」。動物學專攻則進一步移除「植物生態學」、「植物分類學」、「植物生理學」、「植物形態學」、「植物病理學」、「人類學」等科目，兩個學門的差異明顯的被區隔開。

昭和18年（1943）理農分家，新組成的理學部依原本的四個專攻，改為四個學科。學生修習課程分為必修科目、選擇科目，和參考科目三類（如表2），修課時數則不變。從表二中可以看到植物學科已走向專一化，必修科目中幾乎沒有非植物學的課程，而較應用的植物病理學，以及非直接相關的氣象學、生化學、地質學等則全部移到選修中。動物學科的情形也很類似，但必修科目刪到只剩十門課，多數都列在選擇科目項下。不過這個課程調整並沒有真正落實，1943年11月起，美軍開始空襲臺灣，一直到二戰結束，上課多半斷斷續續，許多課程均無法順利按進度完成。

類似的課程架構，到戰後仍沿續至國立臺灣大學的植物學系和動物學系的教學，但以更接近美式教育的四年制大學來規劃。以筆者就讀臺大植物系的1980年代來說，表二中的必修科目中，除了植物地理學和隱花植物學並未開設外，其他大多仍是必修，大抵和系內師資可開課程有關。不過校內有很多的共同必修，如大一國文、英文、微積分、中國通史、國父思想，以及動植物系都有、多項化學相關的科目，如有機化學、分析化學、生物化學等，必修科目學分數通常很高。

表2：理學部植物學科課程區分一覽（《學內通報》第312號）

帝大時期的植物學老師們

臺北帝大建立之初的植物第一講座以工藤祐舜教授為領導人物，另外還有助教授山本由松，和三位助手鈴木重良、正宗嚴敬，以及1928年剛從高等農林學校畢業的森邦彥，建立「植物分類．生態學教室」，組成學術實力相當堅強的研究團隊。

工藤祐舜在1909年就讀東京帝國大學，師事松村任三教授，學士論文後來以拉丁文發表於日本《植物學雜誌》：〈Index specierum variatatum formarumque Labiatarum Japonicarum〉，探討日本的唇形科植物的分類和形態。後來在金部宮吾教授的安排下，到北海道帝國大學任職，其後進行北樺太地區（庫頁島等地）之植物調查，有豐富的採集成果。在到臺北帝國大學任職教授之後，也負責理農學部附屬植物園，以及腊葉館（植物標本館，圖3）的規劃。山本由松和正宗嚴敬也都是東京帝大的畢業生，被工藤祐舜延攬到臺北帝大。臺北帝大的植物園位址就在今日傅園及周邊女生宿舍前區域，栽植不少自南洋各地採集回來的植物。在國立臺灣大學成立後，植物學系暫時無力管理植物園，而在1951年斯年堂建成後，該地也更名為「傅園」，原本植物園的功能逐年減弱。植物標本館則一直沿襲至今，累積二十八萬餘份的腊葉標本，成為臺灣自然史研究的重要典藏所在。

很遺憾工藤祐舜在1932年1月因心臟病遽逝，留下第一講座的職務由原來助教授山本由松和第二講座教授日比野信一分擔，前者兼腊葉館主任，後者則兼植物園長。原本工藤教授在農林專門學校負責的部分，除已有的助手鈴木重良和森邦彥外，也加入正宗嚴敬一同協助教學等工作。這一年細川隆英自理農學部畢業，留校擔任助手，也帶領新一代的學生鈴木時夫和福山伯明等人繼續植物學的研究。之後的一段時間植物學第一講座由山本由松和正宗嚴敬以助教授的身分輪流負責，直至正宗嚴敬1940年升任教授，植物學第一講座才再又站穩腳步，回覆教授級的師資來擔任。

山本由松（圖4）早年是師範體系出身，在1920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部，在早田文藏的指導下，藉由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的資助，進行《臺灣植物圖譜》的後續工作。這部分的工作一直延續到他轉任臺北帝大的助教授，在1925-1932年間總共發表五卷《續臺灣植物圖譜》，這也後來成為他1934年獲得東京帝國大學理學博士的論文題目。除了這五卷鉅著之外，山本由松還發表不少奴草科（圖5）和防己科植物的研究，也參與臺北帝大1943年海南島調查團的工作。以年紀來說，山本由松算是正宗嚴敬的學長，長他六歲，不管是以年資或是拿到博士學位的時間點來看，他理應都是正教授的適當人選。但是不知什麼樣的原因，山本由松直至二戰結束在臺北帝大都一直只有助教授的身分。山本由松在二戰結束後，獲得國立臺灣大學的留用，且於隔年（1946）升任教授。但很可惜在參與1947年紅頭嶼的調查團時，不慎感染恙蟲病，病死台北，享年53歲，留下許多未竟的事業。

另一位重要的教授正宗嚴敬（圖6），在學界的發展相對順遂一些。正宗嚴敬在1926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植物學科，也是早田文藏指導，他的學士論文以屋久島的植物研究為題，後續也以此長期進行研究。1929年10月開始在臺北帝大擔任理農學部助手，後來也兼任農林專門部講師，他和鈴木重良兩人經常帶農學和林學科的學生上山實習採集。1936年正宗嚴敬利用海外研究員的機會，到法國、瑞典和美國進行一年八個月的研修。1940年升任理農學部教授，同時擔任附屬植物園長，該年年底也參加臺北帝大第一回海南島學術調查團，為第一班（生物班）的副班長。1943年理農分家後，除留在理學部外，同時也編入新開設的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中。1945年4月正宗嚴敬再以《大隅屋久島的植物區系地理學的研究》獲授東京帝國大學理學博士，戰後也獲得國立臺灣大學留任，直到1948年5月連同其他的臺大日籍教授三宅捷、日比野信一、平坂恭介等一起返回日本。正宗嚴敬回到日本，在轉換幾間學校後，1950年就任金澤大學教授直到1964年退休。他在1993年以94歳高齡過世，是植物學界得享耆壽的少數學者之一。

主要任職於農林專門部的鈴木重良助教授和助手森邦彥兩人，同時也兼任理農學部助手，協助植物標本的採集。鈴木重良（圖7）畢業於鹿兒島高等農林學校，1917年抵臺後在總督府糖業試驗場工作，1922年轉任高等農林學校助教授，臺北帝大成立後，即一直在農林專門部擔任助教授，直到1937年11月因胃癌病逝台北。鈴木重良以44歳的英年離世，但是他在臺期間在工藤教授的指導下努力採集，總共有超過兩萬份的標本，大部分存放於臺大植物標本館內。森邦彥在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林學科畢業後，即任職於臺北帝大，以助手身分協助採集，採集數量不算多，但在臺大植物標本館也有近三千份他所採集的標本。他在1942年離開臺北帝大，到三井農林工作，戰後則回到日本，在山形大學農學部擔任教授，直到1970年退休。

臺北帝大生物學科的學生

依臺北帝大的畢業生資料來看，在昭和6-18年間文政學部總共有323名，理農學部則有274名的畢業生（包含理農分家後的合計數）。以理農學部而言，每年的畢業生都在40名以下，以農學和農藝化學科為多數（圖9）。生物學科的畢業生總共只有25名，以目前有限的資料顯示，以植物方面做為學士論文者，至少有7名（表3）。此外，在就學間過世的島田秀太郎（昭和10年／1935年入學），和植物學專攻的楠元司（昭和17年畢業），則目前缺乏論文題目資料，但應皆為植物研究者。其中三位後來在學術界有相當的貢獻：細川隆英、鈴木時夫，以及福山伯明三人。

細川隆英是臺北帝大的第二屆畢業生，學士論文本由工藤祐舜指導，題目是臺灣的豆科植物研究。但在1932年畢業前兩個月工藤教授過世，由山本由松接續指導。細川隆英畢業後留在理農學部擔任副手，最後成為講師，在臺北帝大工作期間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進行密克羅尼西亞的植物調查，有豐富的採集以及著作發表。在校後期以附生植物生態學為主，戰後獲得短暫的留任，最後在1946年底返回日本。1950年起任九州大學教授，到1971年退休。

鈴木時夫和福山伯明是昭和6年（1931年）同屆入學的同學，從他們入學、畢業，到最後二戰結束，和細川隆英一起，是維持植物學術風氣的重要年輕骨幹。鈴木時夫在戰後回到日本大分大學任教，而福山伯明則在1943年至臺北高等學校任教，但在1946年意外去世。

臺北帝大理農學部的植物分類．生態學教室，在工藤祐舜教授1932年過世後，師生們於1933年出版《Kudoa》期刊，收錄研究室的各種學術活動，包含野外調查成果和「抄錄」報告，也就是類似今日的期刊新發表文章的專題報告。《Kudoa》期刊自1933年3月出刊，到1937年12月結束，一年出刊四次，主要的出版聯絡人即是鈴木時夫。同時在1934年2月開始，研究室也在校內發起「植物分類．生態學談話會」，每個月聚會一次，進行學術交流，型式是由一到三位同好發表他們的研究主題，或是「抄錄」報告，內容也會以文字發表在《Kudoa》上。這個談話會總共進行119次的聚會，一直延續到1942年9月，福山伯明轉至臺北高等學校任職，以及鈴木時夫和細川隆英相繼入伍服役而中止。表3的理農學部畢業生中，除了小野寺正二是植物生理學專長，其餘的六位，都是植物分類．生態學教室的成員，也都有在植物分類．生態學談話會上報告。

結語

臺北帝國大學的植物學研究，除較為人所知的農學部分，本文也介紹生物學科的教學設置情形，以及簡介由工藤祐舜教授所開設的「植物分類．生態學教室」的師生群像，希望藉由這篇文章讓大家回顧早期本校植物學發展的一些面貌。

表3：臺北帝大理農學部植物領域畢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