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先生的過世引發了很多人寫紀念的文章。這些文章大部分是談他作為一個中國的知識人令人尊崇可佩的種種事跡。明顯的，這是余先生最受人記得的部分，然而，余先生之所以會令人特別紀念，那是因為他的學術非常出色，能在美國最好的學校立得住脚，使得他說話有力，令人覺得可信，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下面我想就這個題目做簡單的討論。

首先，余英時是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這一點殆無疑義。他的博文强記已經有許多人提到，這是學歷史的人必備的特徵。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讀書時能融會貫通。用我從前中文大學的同事的話來說，余先生讀書是讀「通」了。

余先生初到哈佛時，其實是想讀西洋歷史的，但是作為錢穆的學生，再加上是通過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安排，所以後來讀中國歷史也很自然。何況，作為一個對中國感情這麽濃厚的歷史學生，余英時有自然的願望要讀中國史。我提這一點主要是要襯托出為什麽他的史學訓練會比那麽多的中國學生好。因為他保持了對西洋史的興趣，使得他在建構歷史研究的視野時，有充分的高度，遠遠勝過一般以中文為第一語言的史學家。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有一次我在《紐約書評》看到一則有關牛津大學的名思想史家柏林（Isaiah Berlin）和名詩人艾略特（T. S. Eliot）之間的通信故事。前者一向謙虛與倨傲並用，時被詬病。他寫信給艾略特，謙遜阿諛不遺餘力。但是艾略特並不領情，所以不客氣地回答說：「我一向就知道你的學識遠勝於我，… 今天我更發現你在奉承人時也比我更勝一籌。」 我講這件事給余先生聽時，他竟然也知道。這就顯見他讀書之廣，而且記得住的異稟了。

余先生能記得這樣的趣聞可見他是如何跟得上當代歐美知識界的源流，使得他的學術方法能反映先進的學術關心，並能將中國史拿來跟西洋史的經驗做出格義！他主張要有比較的眼光（comparative perspective），其具體表現就在於此。同時，這個格義功夫必須具備的「通」的功夫。下面可以從更多的實例看得出來。

余先生最中心的課題就是「知識人」在中國歷史所扮演的角色。他還在香港新亞書院讀書時就已經注意這個課題。從漢代知識階層寫起，一路寫到唐代。這個課題不斷地以各樣更為多面性的寫作流露出來。首先，他提倡用「知識人」來代替「知識分子」。這個是一個重要的建議。「知識人」代表的是受過教育人的共同理想。如果一個人不能達到那個理想，那麽我們是不是也應該稱他們是「知識人」呢？按照余先生的看法，這種人當然不應該被認為是「知識人」。既然如此，歷史上就有很多受過教育的人不能被稱為「知識人」了。稱他們為「讀書人」嗎？可惜余先生對這個沒有論列。

漢代的「知識人」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的一員。我現在想不起戰國到漢代曾經有什麽人使用這樣的觀念。余先生無疑的是中國史學家中使用這一個觀念的第一人。「讀書人」有，但是「知識人」沒有（「讀書人」首次出現在《魏書》李德林傳，從此用法正反兼有，凡是受過教育的人都可以稱作「讀書人」）。

因為「知識人」不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實體，因此很難描繪他們的活動和力量。然而余英時對這一個「知識階層」的「知識人」情有獨鍾，可以說他一生所要努力的就是證明這個共同體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理想。不管是朱熹、方以智、章學誠、胡適、或陳寅恪，他都在他們的生命裏看到他們實現知識人理想的努力。

余先生第三個學術方法的特點就是定義中國文化的獨特性。我們可以說就是晚到張之洞和錢穆都認為中國文化有它的特色，有它的「體」。當初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時候，西方的學者普遍歡迎他的說法，也支持他的論調。但是余先生提倡中國文化的獨特性時，他關心的並不是在於發揚體用二元的價值觀，而是要把中國文化放在一個中西文明交流而互補的脈絡裏，使中國人能真正瞭解自己文化的特殊性，並想像如何把它「貢獻於宇宙」。換句話說，張之洞思索的是一種防禦性的策略，而余先生則是一種「自反而縮」的王道。

强調中國文化的特性在西方漢學界其實也是一個重要的信念。19世紀歐洲的主流思想認為人類所有的文明都循著相同的途徑，只是歐洲比其他文明走在前頭而已。因此西方有責任帶領其他社會走上相同的、進步的現代化。這樣的觀念到了二次大戰前後還是受很多人接受。不過大概從六0年代以後，漢學家先後提出反對這樣的看法，認為非西方的文明各有他們自己發展的路徑和目標，不應該用西方的歷史經驗來解釋或衡量。余先生也相信這樣的看法。所以他借用比較的眼光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不做「牽强的比附」（forced analogy）。這一點當然不需要余先生的强調，我們都很容易想到。他引用西方的理論很多，少有華人可與他相比。但是要避免陷入「牽强的比附」也並不容易。例如很多學者會拿中國的一個詞來跟西洋相近的詞做比較，就隨便認為兩者可以相通或甚至於相同。隨便比附天與上帝便是很常見的類比。所有做中西思想比較的人都非常容易犯這樣的錯誤。然而，我們絕不應該因此放棄中西文明的比較，而這一點正是余先生要所有的學者遵循的治學要津。

附帶說一下，近年來，許多漢學家漸漸放棄中西文明實為參商的看法，盡力主張比較。從席（Nathan Sivin）與Sir Geoffrey Lloyd 合寫的中國與希臘古代科學與醫學的比較，到閔道安（Achim Mittag）與 Fritz-Heiner Mutschler 合編的中國與羅馬帝國的比較，到李安敦（Anthony J. Barbieri-Low）寫的上古埃及與中國的比較，等等，不一而足。比較歷史實際上和借用別的文明的經驗來做為解釋自己文明的工具或襯托是有不同的，不過我就寫到這裏為止。

第四點是縝密的考證。本來一般做思想史的人總是勤於深思，而疏於考證。近代史學引進中國之後，傳統的漢宋之爭逐漸退場，宗宋學者多由哲學出身的學生承續，例如馮友蘭就是最為典型的代表。一般宗漢學的學者，其著述方法反而接近西方近代思想史的做法。保守的錢穆、梁漱溟，進步的章太炎、梁啓超、陳垣等莫不如此。他們從八股文解放出來，大量使用「議論文」來著述。但是他們大多先受過漢學的訓練，相信訓詁考證是可靠知識的基礎。但是西方學術從19世紀開始，除了考證之外，也發展了諸如統計、社會學、田野調查、考古挖掘等等新方法。這些方法到了1920年代在中國的影響還很有限，以李宗侗、李濟、潘光旦比較有名，余先生的作品中，使用這些方法的情形就比較少見。他做文字的考證及史料的追蹤，遠自《方以智晚節考》，近到《朱熹的歷史世界》，都可以看見他受到錢穆做學問的影響，而錢穆的文字則保留了從筆記、劄記到歸納的痕跡（顯見於他最重要的著作《《先秦諸子繫年》），缺乏余英時清晰流暢及富因果推理的特點。余英時融考證與事件發展的敘述的寫法則當然是西方的影響。這裏順便提一句：余先生說當年曾被錢穆問起「天地君親師」最早五字連用是什麽時候。結果余先生在50多年之後，終於確定最早應該是南宋人俞文豹。可見縝密的考證是余先生治學方法非常重要的特色（按：五字連用尚可追朔回去到北宋的邵雍。）

以此談他的「天人之際」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他雖然是要指出中國人對「天人之際」問題的處理方式（他承認大多數的文明都存在有這一個相同的命題）及其解答的特點。不過通讀全書，一般人會覺得余先生著力於考證遠比闡述解答的内容為多。這是因為他治學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有慎密的證據。余先生的《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很難讀，其原因除了因為裏頭牽涉到形上學及神學的論述之外，也是因為它充滿了的衆多複雜的考證。

第五點，余英時的學術方法還有一點十分重要，就是回應西方人對中國傳統的解釋。他對西方近代史學非常熟悉，完全知道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錯解的地方，他經常不憚指出他們的謬誤。有時他更對西方學者所問的問題提出他自己的見解。最重要的例子就是《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他自己說他是問一個韋伯（Max Weber）式的問題，而提出一個與韋伯不同的答案。這本書很受日本學者重視。今年三月英譯也已經出版。我相信它應該會引發更多的注意。像這樣的書當然不是傳統中國學者寫得出來的。事實上，他的《論天人之際》也有相同的特色，讀這本書簡直覺得他是在回答雅斯培（Karl Jaspers）的問題。

最後，我們不可以忘記余英時是一個具有深刻中國情懷的自由主義信徒。他在臺灣成名以後，第一篇長篇的文字就是寫胡適。我當時看了非常意外，因為我們都知道他是錢穆的學生，所以在臺灣，一般的想法就是他的思想應該十分保守，處處以中華文化為宗。但是他卻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胡適是中國近代最有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所以他選擇寫胡適。這一點使得他的學問與他作為知識人的志業合在一起。他說：「我在那裏，中國就在那裏」，他也可以說：「知識人在那裏，知識也就在哪裏。」自由主義對治學的影響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這裏我除了表示我個人也是一個自由主義的信徒之外，暫時不多所置喙。

這篇文章寫長了，就此打止。余先生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學者，他更是一個身體力行的知識人。但是他的知識人特質是建立在他非常出色的學術上面。我希望這一篇文章可以讓我們看見他在民族感情和反共的主張上面所以能與當代普世價值絲絲入扣就是出自這樣的學術基礎。作為一個知識人，再沒有比這樣的稱讚更為貼切的了。謹以此紀念余先生。

餘論：余英時也寫了一些有關文學的文章，談《紅樓夢》、談汪精衛的詩，以及最重要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我對文學史沒有研究，但是覺得他花了這麽多的時間考證陳先生的詩文，著重他的民族感情，卻對於陳寅恪史學的内容和觀點的源流卻沒有做更深入的探索是可惜了。這個可以留待他日再做處理。（2021年8月6日於美東華萍澤瀑布）

李弘祺小檔案

1968年歷史系畢業，耶魯大學博士。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紐約市立大學、臺灣交通大學，也曾在本校、清華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專攻中國教育史、著有傳統中國教育的中英日德義文專書及文章數十種，以《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為最重要，獲中國鳳凰衛視國學成果獎及國家圖書館文津獎。日本關西大學《泊園》學刊稱許為「當今世上治中國教育及科舉第一人」。李教授也經常講授有關近代西洋思想的課題，主持台積電及敏隆講座。現與夫人退休於美國赫貞河畔的華濱澤瀑布。

圖說：

圖１：余英時先生（1930-2021）於今（2021）年8月1日辭世，享壽91歲。余先生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為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

圖２：余英時先生（右4）為新亞書院第一屆學生，圖為1952年畢業生合照。（取自香港中文大學大學展覽廳, https://www.cuhk.edu.hk/ugallery/tc/zone-b.html）

圖３：1986年錢穆先生與嚴耕望先生及余英時先生（右1）於素書樓客廳臨別合影。（提供：臺北市政府文化局錢穆故居）

圖４：余英時先生是具有深刻中國情懷的史學家。圖為錢穆故居舉辦素書樓講堂，閱讀余先生的著作《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提供：臺北市政府文化局錢穆故居）

圖５作者小檔案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