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91年夏天從南部來臺大攻讀研究所，碩、博士班再加上期間兩年服兵役，前後正好10年。博士畢業後即留校任教，一晃眼已近20年。再過一個10年，我也就到了該退休的年齡了

我的學生時代正好是戰後臺灣民主化轉型最為關鍵的年代，年輕的學生們對於臺灣的歷史及未來，懷抱著高度的熱情和期待。現在回想起來，氣氛是有些像是清末民初的中國或幕末維新時的日本。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在成為專業研究者最為重要的學習成長階段，可以在那樣獨特的「激動」年代，在政經中心的臺北而且是學術重鎮的臺大度過。

我來臺大唸書時，研究南明史相當著名的楊雲萍教授（1906-2000）雖然已經退休，但系上的臺灣史課程還是開得很整齊，包括早期臺灣史的曹永和老師（1920-2014）、清代臺灣史的黃富三老師以及日治時期的吳密察老師。稍晚一些，王世慶老師（1928-2011）也來兼課，講授社會經濟史和史料。那時候的所長張秀蓉教授，專長雖是世界史，卻很支持臺灣研究，任內辦了幾次大型的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還費心從事英國東印度公司、臺灣醫學史等基礎史料編纂工作。更特別的是，專攻日本近代思想史的李永熾教授以及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的鄭欽仁教授，在熱心參與政治民主化活動的同時，也都相當關心臺灣研究。

我的碩、博士論文，都是由曹永和及吳密察兩位老師聯合指導。曹老師雖然只有中學學歷，卻能在繁忙的圖書館工作之餘，勤勉自學荷、葡、西、拉丁、德等多種語文，成為17世紀臺灣史名家，獲得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榮銜。他學識豐富卻謙和有禮，即使我當時還只是個研究生，每次去家裡拜訪他，要離開時老師總是會送到門口，親切道別。吳老師當時剛從日本東京大學留學回來，年輕而耀眼，他天資聰穎又異常勤奮，見解極富洞見，發人深省。吳老師的興趣頗為廣泛，早期是以日治臺灣史為主，後來則擴大到了戰後和清代，對於文學、政治、社會、經濟等各種議題都有相當的涉略。吳老師的研究特別講求檔案史料的基礎工夫。例如，被很多人引用的臺灣民主國研究，其實是他大學畢業時的學士論文，可以說是其學問的「原型」。這項研究基本上是藉由相關人物的日記、史料之綿密整理排比，來講述「臺灣民主國」如何是當時上層官紳的一場外交設計。對於我的研究來說，吳老師的學問方法影響其實是很深遠。

由於我已在其他刊物分別寫過我兩位指導老師的教學和研究，或可趁此難得的機會談談當時修過的另一門獨特課程，李永熾老師開設的「臺灣近代思想專題」。李老師在課堂上曾說，並非專研臺灣史的他之所以會來開這門課，其實是吳老師特別拜託，希望能從日本近代史的視角給學生一些臺灣史的啟發。現在，研究臺灣近代史需要充分掌握日本史的脈絡，已是所有研究生的基本常識，但在臺灣史研究剛在學院起步的當時，兩位老師的先見與努力，為我們奠定了重要的研究基礎。

我還記得，課程主要是研讀1920年代初期發行的日文雜誌《臺灣青年》之「卷頭辭」（社論）。那是當時留學日本接受近代高等教育的新一代臺灣知識人組成的社團新民會所發行的機關刊物，目的主要是呼籲年青人奮起、介紹新文化、世界局勢、啟蒙社會，還不時批評總督府的統治政策。上課的地點是在文學院一樓的文102教室，也就是後來的文研，現在的歷史系學生會。上課時，吳密察老師也會一起來，就坐在一進門口的第一個位置，認真聽講。那時候的學生跟現在差不多，習慣從教室最後一排開始往前坐起，講台前以授課教師為中心的半徑一公尺內的位置通常就空著。只有學問夠強、心臟夠大或是不知情的人，才會坐在那邊。偶爾，李永熾老師突然想不起來某些人、事名時，就會將眼光瞄向吳老師，然後吳老師就會很適切地予以補充。

這門課看似簡單其實很難。課程的進行主要是先由修課學生輪班翻譯，李老師聽過之後會即時指正，並講授文本背後蘊含的各種思想脈絡和意義。雖然只有簡短的幾行字，李老師卻常能講上一兩節課，課程因此很難有什麼既定進度的規劃。而且完全口頭講授，沒有後來流行的PPT、互動教學，極為素樸。不過李老師思想的開展總是極為寬闊深遠，功力深厚。我的碩班同學想以臺灣史作為題目的還有鄭天凱、張旭宜、柳書琴、許佩賢總共五人，我們都參與了這門課，每週總是要花很多時間一起事先研讀文本。但老實說，以我們當時的能力，只能勉強做到日文中譯而已，還完全無法看到文字背後的歷史與思想。有時候我是很懷疑，當時真的能夠跟上這門課的大概就只有吳老師。不過，張旭宜還是很受影響，每次上完課都很興奮。他後來就去找李永熾老師指導碩論，我們都對他充滿尊敬。

我之所以特別想起學生時代時曾修過李永熾老師的「臺灣近代思想史」，是因為學校近來一直努力進行課程改革，從確立系所目標、課程地圖等整體架構，到課程目標、成績計算、指閱書目等課程審查，以及整建教室、完善設備、設置TA等，確實都讓課程更為制度化，有效改善了教學環境。但是，至少在歷史系，類似我研究生時代那樣由兩位老師共同參與的課程是相對罕見了。我想，當時的「臺灣近代思想史」課程雖帶有些實驗性質，卻無疑非常「前瞻」，因為它就預示了後來的臺灣史研究方向。但這樣的課要能開得出來，除了不同研究領域的老師要彼此談得來，還要有相同的信念，也願意花時間帶領學生一起嘗試。

其實，我在臺大讀研究所時，跟現在很不同的感覺是，當時的學生跟老師好像都沒有現在那麼忙，下課後一起吃飯聊天的機會很多。學校周邊有很多便宜的中式餐廳，像大學口的重順、峨嵋以及新生南路上的康園、大聲公等。吃完飯後就到附近只要銅板價的咖啡廳，天南地北的聊天。我還記得，那時候吳密察老師很喜歡講，他年輕的時候如何從李永熾、鄭欽仁兩位老師的書房及談話中得到了學術及人生的啟發，他談到兩位老師時總是充滿著尊敬之情，我相信當時一起修課的同儕，應該都有這樣的共同感受。應該是彼此之間的敬重與信任，讓這樣一門素樸的課，散發著知識的熱情，吸引學生投入學習。我自己後來在臺大教書時，幾乎不使用投影設備，特別著重史料閱讀、體會和延伸發想，其實也是當年受到這門課的影響。我也常常覺得，老師影響學生深遠的，可能不是什麼華麗的教學技巧，而是追求學問的熱忱。

如今回想自己的學生時代，除了感念師長前輩，還應惕勵未來。我想，臺灣史能成為學院內的獨立學科，其實跟我學生時代那一波的政治民主化息息關係。而在戰後最為重要的民主化浪潮中，大學扮演著一定的關鍵角色，臺大歷史系的師生們當然也不例外。這很直接就表示，至少有一個世代的臺灣史研究者，而且是推動建制化的那個世代，必須耗費相當的精力在政治運動、協助臺灣研究奠定基礎。正因為有他們當時的努力，我們這一個世代才得以安穩的從事臺灣史研究。從我們這個世代開始，應該加倍努力在充實臺灣史的學術內涵上面，讓臺灣史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可以更為茁壯，這是我們這個世代的重大使命。（本期專題策畫／臺灣文學所黃美娥教授＆農化學系李達源教授＆政治學系蘇彩足教授&醫學院婦產科施景中教授＆生命科學系鄭貽生教授＆心理學系葉素玲教授）

李文良小檔案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1991至2001年間在本校歷史所攻讀碩、博士學位。2002年8月進臺大歷史系教書，曾獲臺大傑出教師獎1次、優良教師獎7次以及文學院優良教師獎2次。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山林史以及清代臺灣社會史，曾獲教育部及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兩度赴日本東京大學訪問研究，著有《中心與周緣：臺北盆地東南緣淺山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以及論文40餘篇。

圖說：

圖１：1992年6月與吳密察教授、碩班同學文院前合影。

圖２：《臺灣青年》雜誌創刊號卷頭之辭。

圖３：位於臺大正門口的康園，曾經臺大師生的記憶，我自己保存的一張1991左右的可樂兌換卷。

圖４：2010年「東亞海域與臺灣：慶祝曹永和院士90大壽國際研討會」（與會國內外友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