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歐洲的海權國家最重要的本色就是不可避免的對外擴張，製造殖民地。希臘土地貧瘠，所以大量移民海外。他們帶著希臘的文化建立各樣的殖民地，而這些殖民地也成了豐富希臘文化的基地。希臘本來的文化則又是由克利特傳來，所以西方的海洋文化歷來都受到希臘文化的啓發，一般也都是採用城邦政治，甚至於模仿雅典，或羅馬的共和體制，而他們的文化也豐富了歷史學者對希臘羅馬文明的想像。

共和國是羅馬人在成為帝國之前的制度，國家（特別是城邦國家）的主權屬於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是獨裁國家，但是也自稱是一個共和國。（Photo by <a href="/photographer/pdwpdw-45755">Paul Weir</a> from <a href="https://freeimages.com/">FreeImages</a>）

更重要的是航海的特性：人類在沒有發明羅盤以前，大致都要靠著海岸航行，不敢隨便航向四顧無人的大海。希臘及羅馬發展成為海洋國家就是因為他們是在地中海，而地中海又是一個特別安靜的内海，因此他們兩國人所認識的海洋與平地幾乎是相同的。希臘歷史上最著名的戰爭是波斯戰爭。事實上，這場戰爭強化了希臘人對海洋霸權和生活方式的信心。對希臘人來說，海洋生活和文化是自由的，公民自主的，也是穩定的。波斯是君權專制，也就因此造成所謂“獨裁”，甚至於“暴政”。在歷史上，波斯其實對外族的宗教是相當寬容的，猶太人的經驗就是如此，波斯國王亞哈隨魯(Ahasuerus；希臘名Xerxes I)就娶了一個猶太女子以斯帖(Esther)，從此猶太人就被接受住在波斯，一直到今天。但不能否認的是東方專制（oriental despotism）的想法一直存在西方人的歷史想像中。晚到19世紀，馬克思也認為中國的歷史發展形態與西方不同，有它“東方社會”的特色，而這個特色，大部分的左派思想家便認為是專制。總之，作為海洋國家的希臘等國最懼怕的正好都是專制國家。

有趣的就是：歐亞大陸東邊的大陸型國家偏偏總是與君主專制連在一起。中國和波斯之外，後來入侵歐洲的蠻族、匈奴、蒙古帝國、伊斯蘭帝國都是例子。也許我們可以說這些國家不都是專制國家，說他們是專制，這是西方歷史家的偏見。事實上，英國劍橋大學印度裔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家斯恩(Amartya Sen)便很稱讚莫臥兒帝國（特別是阿克巴Akbar 國王）的大公主義。近年來，奧柏林學院的韋德福(Jack Weatherford)教授便主張說近代世界重要的文化特質（例如宗教寬容）很多都是蒙古人帶來的。不過這些稱讚大陸帝國對現代文明的貢獻的人，著眼的是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國的火藥、印刷術、鑄鐵、蠶絲的技術，印度的代數學觀念，坩堝煉鋼法等等，有學者甚至說帖木兒帝國對歐洲文藝復興有極重要的貢獻，但是這些發明對他們文化的影響卻沒有受到詳細的討論。

1834年，雅典在2000多年的古跡下獨立，再一次成為現代的民主國家。（Photo by <a href="/photographer/surfkid74-48637">Blake Campbell</a> from <a href="https://freeimages.com/">FreeImages</a>）

有歷史學家指出，這些帝國應該與草原帝國分開來處理和研究。所謂的草原國家就是如斯基提亞(Scythia)、匈奴，早期的突厥，通古斯族的夏，契丹族的遼，女真族的金，沒有文字以前的中亞地區的諸國。這些内陸國家由於很晚才發展文字，所以在文化上無法留下清楚或重要的記錄，談不上有可以讓我們思考的重要性。草原國家缺乏穩定的疆界，所以一般稱為遊牧民族。他們保護自己最重要的武器就是不斷的遷徙、逐水草而居。他們一旦開始定居的農業，學習他們所征服的“國家”的生活方式，建立行政體系和政府，大多數就採用集權的君主制度。由此可見，不管是上面所說的大陸型的國家或帝國，或是遊牧民族的部族組織，他們的政治行為都避免不了專制和集權，為什麽這樣呢？

有學者指出，遊牧生活的不安定性遠遠大過近海航行的海洋生活。海洋的界線從人類開始航行就非常清楚，而且不會經常大幅度改變。但是陸上的帝國疆域就常常變化，而且受氣候變遷的影響也比較大。然而，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大陸型國家在近代以前，物質文明的創造力卻比較豐富。中國及伊斯蘭國家明顯發展出科學革命以前絕大部分的生活工具，文學作品，乃至於科學發明。古代的印度文明發展在恆河及印度河流域，也是一個大陸型的文明，它對西亞及地中海文明的貢獻也昭昭在目。我們從希臘古代的作品裏可以看見文明的流向大多是由印度流傳到地中海地區。

相比之下，海洋帝國的特色是透過擴張而吸收外來文明，充滿了彈性和與時俱進的生命力。不但透過經濟掠奪，也因而吸取新文化來維持自足的生活方式，而維持長久。

對希臘人來說，海洋生活和文化是自由的，公民自主的。波斯是君權專制，也就因此造成所謂“獨裁”，甚至於“暴政”。（Photo by <a href="/photographer/gundolf-52919">Enrico Corno</a> from <a href="https://freeimages.com/">FreeImages</a>）（Photo by <a href="/photographer/stellab-46383">stella bogdanic</a> from <a href="https://freeimages.com/">FreeImages</a>）

大陸國家的内在生命力到了地理大發現以後，因為無法因應海洋國家的予取予求，於是就逐漸衰弱。毫無疑問的就是，海洋國家雖然具有民主國家的特性，使用的是比較接近民主理想的政治社會制度，但是它們卻必須不斷擴張，汲取外來的資源，最終發展成為帝國，或採取帝國主義的政策。這個就是我所說的吊詭性。

相比之下，大陸型的國家就缺乏這樣的動力，雖然他們的歷史充滿擴張及征服，但是如果我們把大海也視為政治領域，那麽世界上最大的帝國絕對不是蒙古帝國，而是聯合王國。大陸型的國家花在維持内部的穩定或說“維穩”的資源遠遠大於海洋國家。這個吊詭性也可以在西歐近代的思想史上面看得很清楚。一方面，英法荷諸國在海上競逐，發展殖民地，最後更發展為帝國主義，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同時發展了理性的科學，並在啓蒙運動的時代發展出前此未有的近代民主自由、資本主義、人權思想等理論及制度。這些觀念很多都是與其他文化接觸的結果，卻令世界各國欽佩嚮往。發展出廢除奴隸制度的也是這些最早到外地去擄掠奴隸的國家。你說這個是不是很吊詭？（殖民地這個字源出法文，是18世紀的孟德斯鳩第一個使用的。他非常反對奴隸制度。）

英國劍橋大學印度裔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家瑟恩(Amartya Sen)稱讚莫臥兒帝國（特別是阿喀巴Akbar 國王）的普世大公統治。

近代東亞歷史的内在矛盾就是如何面對大陸型國家的困窘。他們想要面向海洋，卻被絲路的想像所捆綁，難以脫身。明末的東南海盜和倭寇代表的正是對大陸性世界觀的反抗，它持續了一百多年。這樣的困窘在日本比較看不出來，因為到中國來實習如何擴張的同時，西方的海上勢力已經東來。他們的掠奪性格是東亞國家所一直感受的。日本人早一步看出海權立國的吊詭性格，因此他們在明治維新之後，馬上開始學習英國的議會制度，推動君主立憲。日本帝國的興起卻同時帶給日本人自由開放，乃至於多元社會的價值。這一點在中國不是沒有人看到，但是能把它放在世界史的脈絡看的，非常的少。就是五四西化派，也未必真正感受到這種吊詭性。

左：奧柏林學院的韋德福(Jack Weatherford)教授主張近代世界重要的文化特質（例如宗教寬容）來自蒙古人。
右：《紐約時報》書評的題目是“寬容的帝國”。

15世紀波斯人畫的成吉思汗。

英法荷諸國在海上競逐，發展殖民地，最後更演化為帝國主義，但同時也發展了理性的科學、近代民主自由、資本主義、理性思想等。

中國下一步該如何走？我的答案已經在海洋文化的吊詭性這個論述中提了出來。中國發展海洋的世界觀，以及強大的海軍力量，這都是不可免的。它必須也欣賞海洋文化不斷吸收其他國家的理性、民主、及自由的價值，不然它的海上霸權會像日本一樣，稍縱即逝。（本文為今年10月19日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年會的主題演講部分講稿）

李弘祺小檔案

1968年歷史系畢業，耶魯大學博士。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紐約市立大學、臺灣交通大學、也曾在本校、清華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專攻中國教育史、著有傳統中國教育的中英日德義文專書及文章數十種，以《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為最重要，獲中國鳳凰衛視國學成果獎及國家圖書館文津獎。日本關西大學《泊園》學刊稱許為「當今世上治中國教育及科舉第一人」。李教授也經常講授有關近代西洋思想的課題，主持台積電及敏隆講座。現與夫人退休於美國赫貞河畔的華濱澤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