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這本書影響非常的大,不過我相信讀過他全書的人很少。事實上,就是我也沒有讀完整本書。不過我至少參看過為數不少的文章和專書,當然,也都是選擇性地閱讀。所以我必須承認我不是這本書的專家,更不是黑格爾哲學的專家。以下不過是借用我所瞭解的他的論點,討論一下我對傳統中國政治史的一些想法。
黑格爾一向被認為是德國歷史思想的重要人物,因此二次大戰德國被打敗以後,他就連帶受到嚴厲的批判,認為《歷史哲學》這本書推崇所謂的"日耳曼世界",是德國保守主義、反現代化思想、以及極權體制的理論基礎,造成兩次大戰的禍害。但是,他對"自由"的嚮往,他對"發生的就是合理的"論點,以及他對"歷史結束"的"描述"其實都與上述的這些日耳曼思想不相關,因此他應該繼續吸引我們的注意。他對中國歷史的一些發言也值得我們做比較平心靜氣的反省。
本文只集中談"自由"。近兩百年來,討論自由的文章汗牛充棟。就是在中國,從清末到現在,它也一直是大家關心的觀念。"自由"這個詞在中國早在漢代(《大戴禮記》)已經出現,但是近代西方的liberty(英、美、法比較常用這個字)和freedom(德國人比較常用這個字)介紹到中國之後,中國人一般是以可以隨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來瞭解它。當然這個並不是太錯,但是不知道為什麽很重視道德修養的人都不深入討論自由與道德及責任之間可能的矛盾,以及應該如何處理兩者之間的關係。嚴復翻譯《法意》,"自由"出現了222次,但是正如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所說,他的關心是在如何使國家富強,因此對於自由的真諦沒有深刻的探討。事實上,在過去近兩百年中,中文報刊雜誌題目有"自由"兩字的竟然多達23,799篇(根據《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1833-1911)》),但是一般人卻很難想起中國人對自由有什麽比較深刻的討論。就是孫中山在論到自由時,雖然引述了彌爾(John S. Mill),但是也重在彌爾如何"界限"自由的說法。
那麽黑格爾對自由的說法又是如何呢?簡單地說,自由就是人類完成了自我。人類生來是不自由的,像奴隸一樣,蒙混不知,完全不知道生活的意義,只能依賴統治我們的祭司或國王來指導。這個時候只有一個人有知識,能作選擇,因此他就統治人們。只有他一個人有自由,即使這樣的自由是有限的,不完全的。人類歷史進化,這就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有知識,知道追求理性的生活:發展合理的制度,謀求精神的心安理得。於是越來越多的人就自由了。到了人完全變成(實現)了他自己的自由之後,他就和創造他的上帝沒有隔閡了,因為人已經完全瞭解上帝創造他的旨意。用黑格爾的話來說,這就是:歷史是上帝展現祂自己(的精神)的場域,歷史的終了就是上帝完全地實現了祂自我("精神"完全展現),顯現給我們知道祂創造人類生命的理想和目的。
因此在黑格爾的眼光裏,一個人能完美地完成他生命的理想,那麽他就完全自由了。中國歷史上,有一個人就說他達到了這樣的境界。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個最後的境界事實上是非常困難達到的,但是可以說它與黑格爾所說的完全自由是相通的。在孔子的眼光裏,這樣的境界是道德行為無懈可擊。它當然是完美的自由。黑格爾關心的是"理想"(ideal;有時翻譯為"觀念"),與道德有一點差距,不過如果我們用"真理"來說,那麽兩者追求的東西就一致了。耶穌說:「真理必叫你們得自由」近似這個想法。其實"涅槃"也帶有這樣的涵義,只是立論頗為神秘就是。
柏林(Isaiah Berlin)在1969年出版的《四論自由》的書中說黑格爾這樣的自由觀念是所謂的"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柏林反對這樣的自由觀念,認為它會導致極權以及專制。他的看法與同是維也納出身的猶太裔思想家波普(Karl Popper)相同,反映了20世紀國家主義狂飆,法西斯、納粹思想猖獗所帶給開明思想家的恐懼。他們都比較擁護孟德斯鳩(Montesquieu)所說的相互制衡的政治自由,稱之為"消極自由"。
在我看來,柏林(以及波普)的擔心是很正確的,但是在中西歷史上,追求真理以完成它的內化,好讓真理完全地支配我個人一切的言行和思慮,這樣的想法一直就是大家對真理的基本態度。很少人會把這個態度拿來跟自由混在一起談。一般人認為自由乃是一種放任、不受約束、帶負面意義的生活哲學。自由對於追求真理(要靜坐、苦行、冥想、或至少一天念誦阿彌陀佛25,000次)根本無助,甚且有害。中國人對自由也一向是放在負面的光譜上,頂多只是把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道家哲學看作是自由的表現,欣賞竹林七賢的瀟灑而已;自由不過是嚴肅生活當中的稍息而已。
把追求真理、實現道德的自我看做是完成一個人的自由,這個是啓蒙運動時代(18世紀)才開始的(盧梭Rousseau,康德,費希德Fichte等哲學家),而到了黑格爾可以說是集大成。這就是說,在過去,人們要不就是想透過苦行來追求成佛、成聖、或得救,要不就反對"自由"的人生。但是到了黑格爾,人們才知道,原來追求"自由"就與"苦行、冥想"的人生是一樣的。這就是說:真理必須是能讓人們獨立地成就他的人格的實現。這話很難瞭解,因為這裡講的是一個辯證性的過程,因為真理並不容易發現!若人們隨便拿一個真理當作是絕對的正確,那麽他很可能因此受到它的欺騙,蒙蔽,和控制。柏林反對"積極自由"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因為"真理"並不容易確定,於是隨便相信真理,自以為得了自由,便反而會失去邁向真正自由的動力。所以說積極自由往往導致不自由。
在專制政府或帝制下面,統治者的意志就是真理。他們會立法脅迫國民服從他的意志和想法。在傳統中國,人們相信皇帝是"天"的兒子,是"不言"的"上帝"在地上的代表,其能力與上帝是相同的。這樣的天子在某個程度上,簡直與20世紀前的天主教"教皇"(或翻譯為"教宗")沒有不同。皇帝具有神格,是一切智慧和道德的源頭和依據。不是中國人不知道這樣的制度不對,但是因為相信應該也必須有一個最絕對的真理,因此持續相信這樣一位像上帝一樣的皇帝。這位皇帝是一切道德行為的準繩,也是所有知識與智慧的根本。
事實上,中國傳統關心的主要是德治,而聖賢書的内容也幾乎完全是在於建構一個維穩的社會。問題是知識人除了提醒天子的道德行為和執政公心之外,根本沒有任何制度上的保障,皇帝的自由無限。因此黑格爾認為中國還在歷史發展的早期。另外,從理智和科學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人的"自由"就也一樣沒有真的發展。當然,黑格爾以後,幾乎所有的西方漢學家都指出中國歷史其實有不斷的改變,否定中國文化過分穩定,沒有進步的說法。
黑格爾的重要性不在於他對中國歷史的解釋。在我看來重要的乃在於他對自由的論點可以幫助我們思考這麽一個大問題:歷史或人生的目的何在。它對教育史的研究太重要了。如果統治者的自由大過百姓庶民的自由,甚至於是絕對的,這樣的自由很容易縱容專制的滋長。東方國家總還是在約束政府首長上面比西方薄弱。一般人對於比較聰明或比較有魅力(charisma)的人還是給予他們一種神聖的"導師"的地位,加以崇拜。
在真理難明的現實社會,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隨便賦予任何人積極的自由,利用立法和選舉來限制他。這是從黑格爾以來的兩百年間,開明的讀書人所獲得的、最重要的覺醒。(2018年8月11日於紐約華濱澤瀑布。按:本文是以思想史的方法來寫,解釋 “積極的自由觀”,避免過於專門,請專家們不吝指教。)
李弘祺小檔案
1968年歷史系畢業,耶魯大學博士。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紐約市立大學、臺灣交通大學、也曾在本校、清華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專攻中國教育史、著有傳統中國教育的中英日德義文專書及文章數十種,以《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為最重要,獲中國鳳凰衛視國學成果獎及國家圖書館文津獎。日本關西大學《泊園》學刊稱許為「當今世上治中國教育及科舉第一人」。李教授也經常講授有關近代西洋思想的課題,主持台積電及敏隆講座。現與夫人退休於美國赫貞河畔的華濱澤瀑布。
圖說:
圖1:德國19世紀大哲學家黑格爾
圖2: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原版
圖3:德國新建的"自由紀念碑":德國人一向認同積極的自由,與英美相異。
圖4:柏林是西方思想史大師;批評黑格爾的自由觀念會導致專制集權。
圖5:波普著有《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認為黑格爾是"開放社會"的敵人。
圖6:彌兒對“自由的界限”的說法為孫逸仙所引用。
圖7:天子:皇天浩蕩,正大光明。
圖8:秦始皇帝開創了中國的皇帝制度。
圖9:代表上帝的天主教教皇的威嚴景象:傳統教義認為教皇不會犯錯。
圖10作者小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