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3年台北帝大醫學專門部畢業後，進入母校山下憲治耳鼻喉科教室，自二次大戰終結的半年前，美軍空襲激烈化，被迫與同鄉前輩，日後成為岳父之張俊發博士（1928台北醫專畢業，戰前擔任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耳鼻喉科講師兼醫局長）一起疏散到市郊公館一座山丘樹林中私人寺廟（編按：可能是寶藏巖）。不久，見一個高瘦、容姿端正的白人中午來避難，傍晚才下山回新生南路宿舍，這是岳父、我二人與克洛爾的初次邂逅。中午我們在廟中自行炊煮簡餐，克洛爾有時也會與我們一同用餐，大部分時間他都靜靜地閱讀自己帶來的書，如此經過半年的相處，克洛爾成為我們二人終生不易的至交。

克洛爾為猶裔德國人，父親是大學物理學教授，他1902年生（編按：據考證為1906），比我大12歲，畢業於德國名門萊比錫大學，僅二年後即因發現有關電流速度之方程式獲博士學位，被囑望於未來。無奈希特勒納粹黨崛起後，混有猶太血統的他不得不做逃亡海外之計。1937年受聘為日本北海道帝大豫科德文教授，來到札幌，1940年（編按：應為1942）被挖角至台北帝大豫科德文教授，移居台北。1945年台灣光復後，任台大先修班德文教授，後改任理學院物理學系教授，惟台灣公務員生活日趨清苦。豫科學生張建彬醫師（1953台大醫科畢）對克洛爾最有奉獻，他曾向豫科及先修班同學募捐一筆資助基金，我亦於較晚發覺他的困境後，開始每月資助3,000元，儘管金額不多，也繼續至他因病以90高齡去世為止，將近20年。

克洛爾是我此生所遇頭腦最優秀的學者，除德文和英文之外，尚能說流暢標準的日語，也能以平假名寫日文。他不大願意說自己身世，但屢次向我嘆息，他原本要與泰勒同行亡命美國，可惜因有人善意介紹，才臨時改變主意到日本，而此一錯誤的決定主宰他一生的命運。（經作者同意摘自＜微觀世界探險群像＞，《景福醫訊》21(11)：8-9，2004年11月號）

圖說：

圖1：克洛爾教授（右1）、楊喜松醫師（中）及日本作家吉田武三，合影於台大椰林大道，時為1965年前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