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1915-1927）是一個對中國現代影響最深遠的思想文化乃至政治運動。現代中國一切重大的思想文化變革、國民黨的改組新生、以及共產黨的誕生均源於此運動。過去百年來，在現代化的大趨勢下，人們多從此運動如何學習西方以變革老中國立論，本文則想進一步從中國史自身的脈絡，特別是「中國體系」在當時的需求一角度，重新介紹新文化運動。因為此運動的範圍與影響廣闊深遠，限於篇幅，以下介紹將偏於運動的前期。

經過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八國聯軍、民初混亂、袁世凱稱帝等一連串的挫敗，中國文明體系在近現代面對了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學術、倫理與文化的全面危機。是以民初的新派讀書人痛下決心，盼望全面學習來自西方的「大道」，以徹底解決中國體系的問題。

在全面危機的刺激下，他們認為若不全盤揚棄並解構中國傳統，則無法釋放出個體，也無法學到「先進」的西方道理，以解決中國深鉅的體系性問題。是以新文化運動的前期，主要表現為追求解放與自主，企圖將個體從傳統的家族與倫理文化中解放出來的解構運動。然而當個體一旦解放後，則又立即面臨中國應該如何重組的問題。五四運動（1918）後，兩者合流，新文化運動也進入後期。五四運動喚醒了集體的危機意識，隨著民初政治局面的惡化，新文化運動後期主要表現為知識份子如何企圖運用各種「主義」，將個體重組以重構中國文明體系的努力。

新文化運動自始便與中國的革命有緊密的關係。民初的亂局，尤其是袁世凱的帝制直接促使了新文化運動的誕生。此運動最早的領導群，基本上都是二次革命後反袁的革命志士，也多曾參與或幫助辛亥革命。一些推動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雜誌如《甲寅》、《青年雜誌》與《科學》的發起人都具有反袁的背景。所以如果我們說新文化運動起於反袁革命與共和主義運動也不為過。

陳獨秀是《甲寅》與《青年雜誌》的靈魂人物，也是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領袖。他一生的志業在於徹底改造中國政教體系，推動新文化運動只是其中的一個階段。民國10年，他更與李大釗一起創辦中國共產黨，走上了政治的不歸路。

陳獨秀以「吾道一以貫之」方式，主張中國當與傳統徹底決裂，全面學習西方。1915年他在《青年雜誌》的發刊詞〈敬告青年〉一文提出六大主張：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用簡單有力的二元對立論述，主張與過去一刀兩斷，邁向「中國體系的解構與革命」。他對於中國人現有的狀態深惡痛絕，不斷強調要用戰鬥、個人本位、民族、實利、解放、自主、自由、進步、進取、開放、科學等源自現代西方，而最為中國所缺的價值，全面改造中國。其中「自主」、「以個人為本位」及「以戰爭為本位」，尤其指出他解構並重構中國的方向與意圖。

白話文運動與文學革命也志在「體系的解構與重構」。新文化運動者主張必須要有新的書寫方式以表現新思想與新文化，從而一舉截斷數千年的文言傳統與文化。首先是胡適於民國6年一月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企圖全面改造舊文學。陳獨秀則於次月直接提出文學革命，以打倒佔據傳統文壇主流的所謂「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他愛慕西方現代文人，提倡國民文學、寫實文學與社會文學，極力批判以古典貴族為基調的中國文學與文化傳統。其意在於發動文學與社會文化革命。

緊接著陳獨秀與胡適，魯迅也提出「體系解構」式的主張。民國7年五月魯迅在《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一文，以短篇小說的方式指出中國古書雖然表面上滿紙仁義道德，但其實字裡行間都是人吃人，對於儒教下的家族體系做出無比嚴厲的批判。在此之後，魯迅又發表了多篇辛辣激烈的短篇文學，深刻譏諷與批判儒教傳統，企圖將年輕人從家族主義與儒教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同年六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易卜生主義〉的長文，亦大力倡導個體獨立自主以及深刻批判社會的精神，同樣帶有解構傳統體系的性質。

新文化運動早期的共識是先不談政治，這對於運動的迅速擴張大有幫助，卻也使新文化運動的前期並非倡議民主，而是以解構傳統儒家政教體系，解放個體，釋放其生命力為主軸。解放與解構的思想較容易，重構的事業卻極艱難。民主共和的理論準備，當時依然處於幼稚階段。新文化運動前期的主軸思想之所以在歷史上產生極其重大的影響，重點不在於它能讓中國真正走上自由民主，而在於它能解構傳統體系，去除長期壓抑，釋放出個體巨大的潛能，以迎向現代世界之挑戰。

新文化運動本來起於民國4年一批新知識份子所倡導，以改革文化為目標的思想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則是民國8年澎湃洶湧，由學生發軔，引爆了社會各階層的愛國主義群眾運動，兩者關係密切但性質不同。五四運動之後，新文化運動迅速轉向，大量與政治論述與活動結合，進入「重構中國體系」的階段。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共產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國家主義及三民主義彼此競逐。1922夏季之後，政治運動轉為激烈。1927年國共分裂，政治鬥爭激烈擴大，成為新的時代主軸。新文化運動雖依舊持續發展，但時代潮流變成以政治鬥爭為主，明顯蓋過了文化運動，可視為新文化運動階段性的結束。

學界以往多用「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二詞去說明新文化運動的基本性質。然而文藝復興在西方首先是「古典的復興」，移至中國去形容高度反傳統與「橫向移入」的新文化運動實在並不恰當。「啟蒙運動」一詞亦屬橫向移植，西方啟蒙運動明確地建立在科學革命及深遠的科哲學基礎之上。中國沒經過科學革命，當時新派學人也大多沒受過良好的科學邏輯教育，所以他們的思維方式離西方高度「邏輯理性化」的世界其實非常遙遠，其言行中含有大量「非啟蒙」或「反啟蒙」的因素。運動後期革命化的走向，浪漫的成分更大於啟蒙理性，實在難以稱之為真正的啟蒙運動。而且這兩種說法，都未能處理新文化運動背後所涉及的中國政教體系革命的問題。

與啟蒙連帶的一個論述，則是因「救亡」而受挫的啟蒙。論者主張中國本應全面學習以啟蒙為代表的現代文明，卻因救亡的需求一再挫折，使各種封建傳統繼續作祟。然而既然「救亡」的需求如此強大，中國自身的傳統與歷史又如此強固，可見僅用啟蒙無法充分說明新文化運動的真正內涵。不僅如此，自清末以來，恰恰是因為「救亡」的需求，才有一連串的所謂啟蒙，所以「救亡」其實更為根本。然而僅用救亡一概念亦無法解釋新文化運動，因為當時的各種主義與思潮，為了「重構」中國，幾乎都必須具有高度的理想性，才能動員。

另外一些學者則將新文化運動界定為中國為了改革，而全面向西方學習或尋求新的理想文明型態的一場運動。這些講法雖有其道理，卻未能說明中國自身的改革需求與方式。我們若如上述，將新文化運動定位為中國文化體系的解構與重構，當能更清楚地認識此運動的性質及其所對應的現代中國之根本需求。（本專題策畫／中文系洪淑苓教授）

相關書目：

[1]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
[2]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3]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4]余英時，《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臺北：聯經，1999）
[5]楊琥，〈《新青年》與《甲寅》月刊之歷史淵源——《新青年》創刊史研究之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6期（2002）
[6]吳展良，〈重構中國文明體系：新文化運動後期的政治與文化論述〉，《重估傳統‧再造文明：知識分子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台北：秀威資訊，2019）

吳展良小檔案

臺灣大學機械系畢業，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臺大歷史系教授。曾任臺大歷史系主任兼所長、荷蘭萊頓大學歐洲漢學講座教授、美國馬里蘭大學客座副教授、美國芝加哥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範圍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宋代理學史與比較中西思想文化。長期致力於研究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現代詮釋、「中國的三期建國與立國」以及中國傳統到現代的自身演化脈絡等課題。主要作品有：《中國現代學人的學術性格與思維方式論集》，"Western Rationalism and the Chinese Mind: Counter-Enlightenment and Philosophy of Life in China, 1915-27,"（博論）以及「朱熹」、「嚴復與中西文化交會」、「傳統世界觀與認識方式」、「中國現代思想史新詮」等系列論文。

圖說：
圖１：1915年陳獨秀創立《青年雜誌》，主張解構中國舊體制。（圖取材自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La_jeunesse.jpg）
圖２：《青年雜誌》翌年改名為《新青年》，為推動新文化運動最重要之刊物。
圖３：魯迅發表在1918年5月15日4卷5號《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記》。以短篇小說體裁批判儒家偽善。（圖取材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9%9D%92%E5%B9%B4#/media/File:A_Madman's_Diary_-_Lu_Xun.JPG）
圖４作者小檔案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