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臺大建校九十周年，作為一個研究中國教育史的學者，我一方面為母校感到高興，另一方面覺得我對母校前景有很多的感想，值得提出來讓當前正在經歷嚴重困難的母校作為思考的參考。

從洪堡說起：

西方的大學源流很長，但是到了啓蒙運動的時代，卻已經衰落，1800年，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受命建立柏林大學。那是啓蒙運動的價值（民主、自由、理性、進步）傳遍歐洲的時代，洪堡提倡德國傳統主張的教養信念：古典文藝的傳承、自由心靈的開放、高尚品格的陶養。德國傳統上稱之為Bildung，它與一般傳授專門知識的Erziehung 是不同的。Bildung的教育受到很多思想家的推崇，終19世紀，重要的教育思想家無不呼應，甚至於乾脆主張大學應該以人文社會學術（古典文學、歷史、哲學、藝術，以及稍後發展的社會學）作為基礎的學問，凡是由國家支持的高等學術機構都應該提供這樣的學問。洪堡所提倡的教育内容其實繼承了西方中古的自由學藝（Liberal studies）， 教的是神學、法律（宗教法與一般法），哲學，醫學和藝術等科目，加上其他的一些基礎課程（例如邏輯、算術等），並引入文藝復興之後興起的古典學術，而價值則來自啓蒙運動。

到了德國統一（1870），國勢如日當中，洪堡的理念影響更為深遠。例如劍橋大學第一任近代史講座（講座制度就是模仿德國）艾克頓公爵（Lord Acton）便鼓吹要學習德國的史學。美國的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學更公開標榜是師法德國的制度。2004年，我在臺大擔任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現在高等人文研究中心）時，曾經邀請一位芝加哥大學的古典學教授James Chandler 到中心演講，我告訴他說我們的文學院就座落在校長辦公室的正對面。他馬上就說這是洪堡教育哲學的影響。可見臺北帝國大學建校時，日本也師法德國的教育理想，至少校園設計就是如此。1949年，東京大學在矢内原忠雄領導之下，把戰前的高等學校校區改設為東京大學的教養學部。他的＂教養＂思想有很大部分也還承續所謂的Bildung理念。相同地，蔡元培早年在德國萊比錫大學讀書，當然也深受洪堡的影響。2009年萊比錫大學慶祝創校600周年，有蔡元培的特展，特展的名稱就是＂蔡元培，中國的洪堡＂。在這裡也應該提到林攀龍先生。他早年兩度遊學歐洲，攻讀文史哲學，後來在寫作中也常常提到＂教養＂。後來他更創辦＂萊園中學＂，要親自實踐他的教育思想。可惜時代錯誤，齎志以終，非常可惜。

19世紀中葉以後，美國的文理學院風行。這些文理學院的教育理想與洪堡以來的Bildung就非常相近，這些學校常常設立在偏遠的山林地區，與繁華都市隔離，簡直與中韓等國的書院相似，特色是培養道德，廣泛學習，集中演讀重要的典籍。當然，思想家對自由學藝的人文訓練有所堅持，只是工業革命以後，科技興起，影響社會經濟改型，所以也重視要努力追求兩者之間的平衡。在德國，工程學院隨著發展，比較接近職業訓練，像日本時代的高等工業學校，與專門注重文理學科的大學有別。這個發展也影響全世界。

美國内戰以後，休養生息，需要大量熟練工人，迫使許多中學和大學開始相繼開設工程以及各樣相關的課程。哈佛大學的Charles W. Eliot校長（化學，金屬學）便以建設現代工學院為他最重要的使命。他提倡科學及工業的努力普遍受到肯定，從此美國大學開始走向擔負社會繁榮的責任，而不再以文理學院＂學以為己＂的自我陶養為唯一的課題。

教育發展與廣義的教育史

研究教育的人一定會注意到在教育學院裏，教育史往往只是談教育制度、課程、及哲學。以我研究中國教育史的經驗來看，這樣的教育史相對很難讓我們看見教育制度與整體文化發展之間的關係。例如本來是教育學者所應該重視的＂識字教育研究＂，卻落在歷史學家之後。後者因為比較新舊教國家識字率的不同，發覺不同的歷史及教義背景會形成識字率的差異（現在很多歷史家否認兩者有太大的差距），這才注意識字教育的研究。歷史學是自由學藝的重要一環，教育學是20世紀才成立的專業。兩者的傳統當然不同。

上面說Eliot對工業教育有重要的貢獻。這一點正好說明他能利用他的校長職位以及傳統的＂教養＂教育來促成19世紀下半的改革。他的工作及文字能為廣泛的讀者或大學生讀到，遠遠勝過在教育學院的傳播。他的自由學藝訓練，是他能向廣泛的知識人發聲的基礎，因為他知道那些願意讀他的文章、聽他的演講的人都有廣泛的基礎知識及訓練。這些人能在政府及社會作出具體的影響。可見廣泛求知的文理學院教育的重要。

哈佛大學另一位影響力很大的校長是James Bryant Conant（化學）。他把哈佛大學打造成一個現代的研究型大學。這種新方向影響及於全世界。然而，大家必須記得：高等教育的重任一向都在鼓勵學生必須持守生命的理想，並培養領袖的特質，領導社會繁榮的工作。因此哈佛大學（其他像耶魯、普林斯頓也一樣）繼續維持文理學院的核心地位。2015年哈佛大學全校的發展基金總額為376億，其中文理學院有154億，佔41%；醫學院次高，有42億，僅佔12%，排第二。因此文理學院在學校發聲的力量也最大。十年前Lawrence Summers（經濟學）被逼辭職，其中很大的原因乃是因為他得罪了文理學院的教員。大學校長真不容易呀！（附帶說一下：從1953到2018的五任哈佛校長中，有三位被逼辭職。）

西方大學教育的成功，除了科學研究出色之外，當然就是傳統自由學藝所建立起來的根基：差不多所有的出色領導人都是這種訓練下的產物。一個社會除非是被專制政府或金權黑道所控制，不然任何人想要領導社會，他就必須直接訴之於社會上面受過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人。大學校長代表的是社會的清流，那就更應該如此。

西方教育史的内容會反映文理學院的發展。一個大學校長必然要有教育史的訓練，這樣才能用廣闊的視野來思考教育問題。一個偉大的將領可以不對戰史有精深的知識嗎？1992年我曾與哈佛大學前校長Nathan Pusey（英國文學）共同出席一個有關香港前途的座談會（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主辦），他對我講到各院系參加會議的感受，使我深深覺得如果他缺乏自由學藝的教育，那麽要管理這麽一個人人都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的機構，那一定萬般的困難。

無怪乎去年9月耶魯大學校長Peter Salovey（心理學）在致辭歡迎新生時，勸告學生們要做＂狐狸＂。他引用的是古希臘哲學家的一句＂無釐頭＂的話：「狐狸知道很多事，刺蝟知道一件大事」。按照20世紀大思想家Isaiah Berlin的解釋，它說的是看待知識的兩種方法。狐狸型的人總是從處理很多事物開始，他們不強求發展出一套中心思想，而是對各樣的事物保持廣泛的興趣，並體會它們的多面性和繽紛的色彩。刺蝟型的人則相反，他們有一個中心思想，經常用這個思想來衡量事物。他們有哲學性的思維，會堅持一貫的立論。一般言之，我們當然會覺得應該像刺蝟。但是Salovey卻主張在大學時務求其博，博而後能通。這看法與東方一般對讀書的看法是有些不同。不過兩者可以互相格義，重要的不外是先要廣泛閱讀典籍（朱熹說是要讀＂聖人書＂）。Salovey心中想的當然是自由學藝的教育。

哈佛、耶魯的校長，動見觀瞻，他們的決策會帶動世界各大學的風潮。這些學校的發展史就是教育史的中心，而他們大學部的教育當然是歷代教育發展的模範。自由學藝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不可言喻。

代結論：21世紀教育面臨的挑戰

20世紀美國的教育領袖提倡工業與大學教育要相互扶持合作。最早是源自所謂的＂產學合作＂，不過這個名詞已經較少人用，因為它太過強調＂生產＂，想到的總是煙囪與工廠，對喜歡講究研究的學者來說，很難引起興趣。二次大戰以後，工業轉型，研究勝過生產，於是大學教育的責任也得到廣泛的重新評估。教育的長期目標又被學生運動所挑戰，唯物主義、極端主義、多元價值、恐怖主義、到最新的人工智慧（最近以色列名世界史家Yuval Harari在他的名著《二十一世紀的二十一個難題》這麽說：「電腦已經把財政系統弄到沒有人能懂了」！）都變成了教育政策要處理的課題。

那麽如何來面對它們呢？

在我看來，空前複雜的世界正在嚴重地衝擊大學教育的傳統和理念：產業界對大學的需求日益增加、大數據的應用促成了單一化的生活、並激烈改變民主的秩序、電腦技術逐漸控制人的思想，而互聯網可能打破傳統的教室及講堂等等（今天賓州大學剛剛宣佈不用上課就可以讀完它的電腦學位），這些問題正不斷地煩惱著大學校長。我的文章已經寫得太長，不在這裡討論，希望後來再有機會討論。但是我希望提醒大家，既然大學自命是＂高等教育＂機構，那麽它就應該繼續擔負起責任，訓練＂風動草偃＂的領袖，應付當前臺灣面對的挑戰。大學能訓練專業人員那當然很好，建教或產學合作都一樣重要（案：產學合作是臺灣用來取代建教合作的名詞），但是更重要的是畢業生必須具有領導的氣質和帶領研究及創新的能力。廣泛探索及閱讀所建立的基礎，應該可以幫忙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人在面對多元複雜社會及其歷史的時候，勇敢地站起來，而且應付得遊刃有餘。（2018年10月9日於紐約華濱澤瀑布）

李弘祺小檔案

1968年歷史系畢業，耶魯大學博士。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紐約市立大學、臺灣交通大學、也曾在本校、清華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專攻中國教育史、著有傳統中國教育的中英日德義文專書及文章數十種，以《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為最重要，獲中國鳳凰衛視國學成果獎及國家圖書館文津獎。日本關西大學《泊園》學刊稱許為「當今世上治中國教育及科舉第一人」。李教授也經常講授有關近代西洋思想的課題，主持台積電及敏隆講座。現與夫人退休於美國赫貞河畔的華濱澤瀑布。

圖說：
圖１：柏林大學與洪堡雕像。
圖２：模仿德國大學的霍普金斯大學圖書館。
圖３：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原有矢内原忠雄門，現已拆除，但留下一個紀念牌。圖為2009年我與研究臺灣著名的學者若林正丈的合照。
圖４：蔡元培在萊比錫大學的簽名（最下一排）。
圖５：1932年林攀龍從歐洲回來在故鄉成立一新會，希望帶進社會教育的氣息。女士們都坐前排就是很新的平等觀念。圖中二排中間兩人為林獻堂、林攀龍父子。我的祖母吳秀花坐在前排最左邊。祖父李崑玉站在林獻堂右後方。 
圖６：哈佛大學校長 Charles William Eliot。
圖７：德國職業學校把學校蓋在工廠旁邊。
圖８：以建教合作出名的加拿大滑鐵盧大學校園中的煙囪。
圖９：哈佛大學校長 James Bryant Conant。
圖１０：2013年耶魯大學張孫康宜教授介紹我與校長Peter Salovey見面。
圖１１小檔案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