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科隆大學上中古教堂建築時，教建築史的Binding教授總愛帶我們在科隆各中古教堂上課，直接就建築實例進行解說。科隆除了有名聞遐邇的科隆大教堂外，還有12座比科隆大教堂年代更久遠的「仿羅馬式」（Romanesque）古教堂。我永遠忘不掉，Binding教授總愛帶我們在不同教堂前的柱子邊，要我們親手去觸摸柱腳各種修飾曲線：「用你們的手掌好好感受、好好記得這些曲線的弧度各有不同，但各有自己的優美。」 在這位家傳是做古蹟維修的建築史教授身上我看到了，教堂的一石一柱都有著建造時精心構想的美感。這個美感並不是神學書籍裡的玄想，而是匠人一斧一鑿的精湛手藝。

在這12座「仿羅馬式」教堂裡，我最喜歡、也最常去的，是離萊茵河邊不遠的San Maria im Kapitol。這座建於1040-1065年的教堂，名稱有些不尋常。基本上，San Maria意謂著「聖母教堂」；但後面的＂im Kapitol”就有一些典故要解釋了。

Kapitol原是指羅馬古城裡七座山丘之一的Capitoline Hill（拉丁文：Collis Capitōlīnus，圖1）。在古羅馬時代，這座山丘上有一座神殿供奉著天神Jupiter，因此在七座山丘中具有特別尊崇的地位。古羅馬帝國當初在打造科隆這個萊茵河流域北方最重要的殖民城市時，便是依照古羅馬城的都市規劃進行。為了慶祝科隆市民獲得羅馬公民權，古羅馬人便在科隆城南的城牆邊、萊茵河邊一小塊突起的小山丘上興築了一座供奉天神Jupiter、天后 Juno、與Minerva三個神祇的神殿。

11世紀中葉，科隆大主教Hermann二世（c. 995-1056）幫他的妹妹Ida （before 1025-1060）在此地建立了一個女修道院，並以高度的雄心為這個女修道院興建一座別出心裁的教堂。

Hermann二世與Ida的母親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Otto二世的女兒，因此他們都是Otto王室家族成員。因此，這座教堂從開始規劃起，就是以「 王室贊助的女修道院」之格局在進行思考。

德意志第一個王室──Otto王室──在文化創造上有什麼特色呢？關於這個問題，Otto二世本身是很好的理解切入點。

Otto二世之妻Theophanu（c. 955/60-991）來自拜占庭，是東羅馬帝國皇帝的姪女。談論親事時，Otto一世原先希望東羅馬帝國皇帝能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自己的兒子Otto二世，因此大方提出，若得應允，願意在Otto 二世即位後，將統治權由兒媳平分，亦即夫妻共治。但是經過三次交涉，以優勢者自居的東羅馬帝國皇帝只願意將自己的侄女嫁到德意志王室，而非親身女兒。

雖然如此，Otto二世即位後，Theophanu還是享有許多與聞政事的空間。從文獻資料可看出，Otto二世走到哪，Theophanu就隨行到哪。與Otto二世執政相關的正式官方史料，有四分之一提到了Theophanu。974年，Otto二世正式授與她「共治皇帝」（Coimperatrix）的頭銜。

983年，年僅28歲的Otto二世突然因病過世。面對年僅三歲的幼子作為繼承人，Theophanu更以攝政王之姿親掌國事，直到過世。

Theophanu帶來的拜占庭文化氣息，可從不同方面來認知。在執政上，她不視自己為「女皇」、或「皇太后」，而是模仿拜占庭政治傳統，在某些重要時刻簽名時，甚至就以男性統治者的稱謂來作為自己簽名時採用的正式名號──「蒙受神恩的皇帝Theophanius」（Theophanius gratia divina imperator augustus）。

在藝術方面，Theophanu從拜占庭帶到Otto王室的嫁妝之一，是一個簡樸、但表現力十足的十字架（圖2），現仍完好地掛在科隆大教堂內。

除此之外，972年當Theophanu從拜占庭嫁到德意志王室時，她也從君士坦丁堡帶了許多學者、藝術家、建築師、手工匠過去。這些文化工作者不僅將泛希臘與拜占庭文化帶到德意志地區，豐富了當時德意志文化的各個面向；而且來自拜占庭的視覺藝術創作者，在 10世紀末至11世紀德意志地區的藝術發展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們不僅影響了手抄本經書（illumination）的繪製與金匠藝術的發展；在德意志地區，Theophnu最喜愛的城市──科隆──更在她刻意打造下，在建築藝術上不斷興建出具有拜占庭風味的教堂。

991年，當Theophanu過世時，大概年僅35歲。她留下遺願，要安葬在科隆的St. Pantaleon教堂（圖3）。那是她鼎力出資贊助興建、獻給三位東正教聖徒（St. Pantaleon, St. Cosmas, St. Damian）、而且帶有拜占庭建築風格的「仿羅馬式」教堂，當時是附屬於本篤會修道院。

在Theophanu有意識打造的文化氛圍影響下，San Maria im Kapitol於Otto王室後續的執政時期被興建了起來。作為女修道院長的Ida，卻不必像Theophanu那麼辛苦，需要用具有男性意象的簽名或稱號來武裝自己，以鞏固身為女主的地位與威望。Ida賦予San Maria im Kapitol 強烈的女性文化意涵。

San Maria im Kapitol教堂東邊祭壇區的建築設計，是仿效耶路撒冷「耶穌誕生教堂」（Church of Nativity）的「三葉草形」（trefoil choir）。在宗教上，這種形式象徵三位一體（圖4, 圖5）。以耶路撒冷的教堂建築為倣傚主調，正也反映出當時處於十字軍時代，西歐人在參與十字軍與耶路撒冷朝聖後，對在萊茵河流域能擁有一座與耶路撒冷基督教堂形式相仿的新教堂，感到歡迎。而San Maria im Kapitol祭壇區內部則是用粉紅色與灰色相間的石頭，砌出如同蕾絲般的圍欄、與猶如緞帶般的柱拱（圖6）。整個祭壇區的空間，基本上是互相穿透，細膩而雅緻，與一般中古教堂祭壇區高不可攀的嚴肅感大不相同。

如同當年Binding教授要我們透過手掌的觸摸，好好感受這些柱石底座修飾線的曲線之美。這麼多年來，這些教堂還是我每隔一陣子就喜歡回過頭去，用不同角度重新加以研究的題材──從德意志政治史，到中古女性修道院，以至於西歐與拜占庭及耶路撒冷的歷史文化互動。在這些柱石之間可以重新鉤沉的千年歷史，是那麼豐富地敞開在那裡，等待我們用開闊謙卑的心胸，不斷勇於嘗試去開啟活潑生動的新對話。

花亦芬小檔案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學士，德國科隆大學藝術史碩士、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中古晚期至近現代宗教史、社會文化史與藝術史跨領域研究，以及現代德國史、史學思想史。曾獲國科會傑出學者養成計畫獎助以及國立臺灣大學全校教學優良獎，曾任《臺大歷史學報》主編。 
譯有《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2007初版, 2013 修訂二版）。
專書著作：《藝術與宗教──義大利十四至十七世紀黃金時期繪畫特展圖錄》（2006）、《林布蘭特與聖經──荷蘭黃金時代藝術與宗教的對話》（2008）、《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2016）、《像海洋一樣思考：島嶼，不是世界的中心，是航向遠方的起點》（2017），以及論文二十餘篇。

圖說：

圖1：臺伯河（Tiber）東岸的羅馬古城內的七座山丘分布圖。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ven_hills_of_Rome#/media/File:Seven_Hills_of_Rome.svg圖2：科隆大教堂典藏的Gerokreuz
https://www.koelner-dom.de/fileadmin/images/04rundgang/v041001.jpg圖3：科隆St. Pantaleon教堂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int_Pantaleon%27s_Church,_Cologne#/media/File:Köln_Pantaleon_von_W3.jpg
圖4：科隆San Maria im Kapitol教堂平面圖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1/11/St._Maria_im_Kapitol_Koeln_-_Grundriss.jpg
圖5：科隆San Maria im Kapitol教堂東邊祭壇區外觀 Kapitolhttps://de.wikipedia.org/wiki/St._Maria_im_Kapitol#/media/File:Köln_st_maria_im_kapitol_dreikonchenanlage_251204.jpg
圖6：科隆San Maria im Kapitol教堂東邊祭壇區內部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_Maria_im_Kapitol#/media/File:St_maria_im_kapitol_chor_mit_lettner.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