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左右，我還在台南一中讀高中，每一天早上，當《中華日報》來時，我第一個讀的就是蔣夢麟先生的《西潮》。這本自傳式的書在當時台南的《中華日報》連載，我每一天讀它，受到很大的影響。我記得“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句話就是這本書上學來的。蔣夢麟寫這本書的時候，是從中國跟隨國民黨逃難來臺灣之後的不久，心情極度灰心和失望。他寫這本書無非是要為中國前程做一個比較深沉的反省。

蔣夢麟是浙江餘姚人，算是王陽明的同鄉。但是蔣夢麟生在西風壓過東風的近代中國，是王陽明所未及見到的。他所遇到的文化問題遠遠超過王陽明所遇到的在心學及佛教的禪宗與程朱理學之間的格義問題，因此《西潮》的歷史意識顯然對現代中國有更大的關係和意義。

據說蔣夢麟就是雇用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校長。是不是如此，這個並不重要。當時北大出名的文科教授幾乎全部是江浙人：從蔡元培到陳獨秀到胡適（安徽人，但是各在杭州及上海起家）到剛展露頭角的顧頡剛都是。就是後來的徐志摩，也因為這種關係，在北大教英國文學。這些人是毛澤東很希望接近模仿的學界領袖，他們承續了數百年江南才子的傳統，在20世紀的五四前後，支配著中國思想界的潮流，帶領時代的風騷。毛澤東後來對這些人極端怨恨（瞿秋白也多少可以放在這個脈絡去討論），顯然就是因為他與這些文人學者在社會階級和生活習尚上面有太大的距離。共產黨勝利之後，這一批江南才子因此大部分都離開了中國。留下來的（像吳晗）多半不得好死。有趣的是與他們思想算是很相近的馮友蘭、陳垣、陳寅恪等人卻都選擇留在中國。後兩人是廣東人，也沒有受到迫害。馮友蘭則是河南人。

這批學者有一個很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大多曾經留學國外，對於西方世界有認識和相當的認同。他們知道中國的未來一定要跟西方的世界觀產生共鳴。他們敢于批判儒家的思想以及由“禮＂所形生的種種社會慣習、規矩、及禁忌，主張必須對它們作根本的反省和改造，建立理性及科學的世界觀。蔡元培算是民國時代這些江南學者（以及跟隨他們的人，例如山東人的傅斯年、也是江南人而落籍天津的梅貽琦）的第一個領袖。蔡元培對提拔同鄉的後進是不遺餘力的，包括不領情的魯迅。不過他們多有廣闊的世界觀，大膽抱持對傳統作出批判的態度，相信西方的價值（民主、自由、理性、科學等）可以與中國的價值融合，帶領中國走出保守的而缺乏理性基礎的傳統。

有趣的是，反對他們的最重要的領袖竟也是從江南出身的錢穆。錢穆是出身無錫的一個自學的學者（與他同調的梁漱溟也是自學出身）。錢家算是近代中國的破落大戶，他個人對同屬末代貴族的孔子應該有一種心境上的認同，對當時歸國留學生的新興階級有強烈的疏離感。錢穆對中國學問當然有深厚的根底，不相信西方學術對中國學術能作出有用的貢獻。他不僅反對人類思想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假設，更認為東西文化基本相異。他提倡所謂的中國“學統＂，與西方抗衡。他認為要瞭解中國文化不能透過理性，而是要首先對中國有“溫情＂。這些看法都與在全世界到處走動的胡適的認知南轅北轍，因此雖然胡適還是邀請錢穆到北大教書（有人說是顧頡剛力薦，但是我認為不太可能，因為顧頡剛當時相對資淺），錢穆卻因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屆院士沒有選他，因此在1950年選擇遷去香港，不願到臺灣，以示他的不滿。胡適去世之後，他才因為香港的西化程度遠遠大過臺灣，而胡適也已經離世，有機可乘，這才決心搬來臺灣。

我在這裡花了一些篇幅來討論錢穆，主要是因為他來臺灣，衝擊了由胡適、蔣夢麟及梅貽琦等人所代表的現代觀點。這是一件不幸的發展。尤其是因為蔣介石本人對美國在1949年放棄支持國民黨政權，懷恨在心，因此對中央研究院當時碩果僅存的第二代學人（像董作賓、嚴耕望、姚崇吾、勞榦等人，當時很多人文社會的院士羈留海外）形成壓力，無法繼續上一代那種恢宏的、勇於面對狂風暴雨的氣度。

另外有一點是很少人談到的，那就是臺灣本地勉強繫於一線的文化人傳統。這個傳統受到的是19世紀歐洲末期寫實思想（例如雨果、左拉）、現代主義神學（例如施萊馬赫、齊克果、巴特）、及現代化思想的影響，他們雖然著述不多，而且就像《約瑟與他的兄弟們》一書所說的，到了60年代已經差不多不再能公開出版他們的著作，甚至於亡命西方（黃彰輝、林宗義、宋泉盛、彭明敏）。但是這種有別于“中國文化優先＂“假設的＂世界主義＂卻持續為臺灣許多學生們所擁抱。

近代中國保守思想的信徒除了錢穆以外，如熊十力、梁漱溟，以及稍後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本來是國民黨所排斥的“第三勢力”，在海外只能苟延殘喘。但是錢穆搬囘臺灣（1968），卻為這個保守力量灌注新機。這正是第一代開明學者式微、台籍思想家受到壓迫而出走的時刻。許多新的觀念，特別如果是來自美國（蔣介石持續著反美的情緒），都受到懷疑。甚至於像“現代化”（當時努力提倡這個觀念的張灝、杜維明、金耀基、林毓生、以及稍後的葉啓正等等）的主張也一體受到懷疑。許多觀念對不能讀外文的人都是非常困難的，而許多能領風騷的學者又都不能認同在臺灣的國黨政府。於是從五四以來積累的啓蒙能量就消失殆盡。1970年代以後，五四這兩個字竟然變成了抹黑的對象。有二、三十年之久，學校的課綱除了歌頌國民黨推翻滿清、北伐、抗日、反共的功績之外，沒有其他可以討論、批判的空間。

尤有甚者，1966年中國爆發了所謂的“文化大革命”。這就使得“改革”、“革命”等觀念在臺灣都受到深度的排斥。尼克森訪華（1972）之後，海外學者更認為臺灣沒有前途，就是美國人也不再支持，臺灣的文化危機遂在政治危機之後，變得更為嚴肅。親國民黨的學者們既無能力（部分是因為威權政治的影響），又對外面的世界缺乏認識，完全無法提出一個真正對傳統有創新的觀點。除了抱殘守缺之外，完全沒有新意。這個在當時由國民黨政府出了很多錢來辦的《中國文化復興》月刊可以看得很清楚。這本雜誌偶爾會討論“現代性”，盡量避談“現代化”。

於是臺灣的思想界從1970年代就走向負面意義的保守主義，除了有部分技術官僚引進一些新的經濟政策，而造成了“現代化”的迴光返照之外，心靈的枯索，已經到了極點。這就是解嚴（1987）之前的臺灣文化及思想。它的影響到了今天仍然到處可見。（2018年1月11日，於臺灣竹北）

李弘祺小檔案

歷史系畢業（1968），當完兵後就到耶魯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並於1974年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1991年，轉到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任教，於該校榮退。2007年回到臺灣，在交通大學負責通識教育的工作，並出任該校的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同時也創立該校的人文社會研究中心。2011年起應聘到清華大學擔任講座教授。

李教授長年研究傳統中國教育史，著有《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及《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兩書都同時有中、英文版），以及其他中英文著作，內容涵蓋中西文明之交流與比較，史學之本質與目的等課題，是一個典型的讀書人。李教授曾多次回國在本校擔任客座教授及講座教授等職，也是東亞文明中心的首任主任。在香港及紐約時熱心參加校友會的活動，1992年後曾任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理事多年。

圖說：
圖１：蔡元培是20世紀中國高等教育第一人。
圖２：蔣夢麟長年追隨蔡元培，後來成了北大的校長。他的《西潮》在臺灣廣為流行。
圖３：錢穆是江蘇無錫人。他是近代中國保守主義的鼻祖。1968年來臺灣，結束了改革派在臺灣的勢力。
圖４：胡適與蔣介石貌合神離。蔣介石認為胡破壞了國民黨在美國的形象。
圖５：三位擁抱西方近代價值的臺灣思想家：黃武東、林宗義、與黃彰輝。林宗義曾擔任世界心理衛生聯盟主席。黃彰輝提倡“本色化神學”，並在英國亞非學院教授日本文化。Ronald Dore曾跟他學習日文。三人都在1965/66左右自我放逐，離開臺灣。
圖６：宋泉盛博士曾被評選為當代十大傑出神學家。
圖７：作者小檔案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