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畢業後，有機會重回臺大校園，我總會流連文學院門口。或站著看看課室的窗口，或坐在石階凝視對面的傅鐘。我回想許多老師的容顏，回想他們教學的風範；我記得許多同學的習性，記得大家一起歡笑的歲月。當然，讓我細細尋思的，還包括臺大究竟給年少的我，帶來怎樣的啟迪，以及如何影響我的一生。答案在多風多雨的歲月水落 石出：沒有臺大，就沒有如今在文學與經典路上的我。

我來自馬來西亞檳城的貧窮家庭，父母是靠天吃飯的小販，而清寒子弟少有出國深造的機遇。可我15歲開始就喜歡文學，立志報考中文系。當本地大學升讀無門，臺灣是我唯一的希望。雙親經濟拮据，勸我打消念頭，我卻賭氣的說：｢給我一張機票，剩下的我半工讀。」文學教會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執拗任性，如此不知天高地厚且自以為是。結果，臺大四年，是靠父親省吃儉用，每月定時寄來馬幣二百元繳交學雜費和過生活的。因此，一踏入臺大校門我就清楚知道：我不能白白浪費這四年。我唯一的“奢侈”，是用獎學金或創作獎金購書。

“海綿汲水似的學習”，是我畢業後借以形容大學生活的標準用語，另外四個字是：“黃金歲月”。臺大中文系名師如雲，他們治學嚴謹，多有創見，有的溫和親切，有的自視甚高。在嚴肅與清冷的學術殿堂，他們以識見和個性，編織瑰麗的風采。當我重回臺大，我耳邊響起的，是這麼一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北宋張載著名的“橫渠四句”。

年少的我鍾愛文學創作，當年系主任葉慶炳老師正好倡導現代文學，開設現代詩、散文、小說選及習作和文學批評課，於我正是如魚得水。舊學部分，中文系經、史、子、集四部都教，我自然較偏重集部，涵泳詩詞歌賦。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回上詩選課教唐代王維的名作＜辛夷塢＞：｢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老師右手臨空，緩緩落下，五分鐘後碰觸桌面，問：｢同學，聽到落花的聲音嗎？」我若有了悟，似乎碰觸文學最敏銳的心靈。

至於經、子二部，雖也上過必修的論孟導讀、選修的莊子和周易，但都只是蜻蜓點水。記得大二在文學院樓下角落的課室上論孟導讀，年老但風度翩翩的何佑森老師轉身在黑板書寫，我和幾位男同學跳窗而出，或浸泡總圖，或流連醉月湖，再不然就溜去看場電影。廿多年後，報應不爽，輪到我在馬來西亞為社會人士導讀儒、道經典。

畢業返馬，我在華文獨立中學執教13年，從華文教師到升任署理校長；37歲轉行創辦經營書行和出版社近廿年，從撰稿、寫書、出書到奔波勞碌賣書。在吉隆坡工作近卅年後，56歲的我決定回歸故鄉檳城，開設｢傅承得經典學堂」，專職教授中華文化原典。年輕與壯年的我，走的是一條文學之路；如今的我，是儒、道經典之路。這兩條路的起點，是臺大中文系。差別只在：文學之路收獲雖豐，卻也坎坷滿途；經典之路轉陰為晴，彩霞滿天。

每每遭遇困難時，我總會想起臺大，那是我人格與思想定型的歲月，是我人生理想的指南。我不曾忘記：我是臺大中文人。但願往後的日子，我仍能無愧此一身分。我常有機會到處演講，其中一個課題是｢中文人」，談為何與如何讀中文系？以及就算沒機會讀中文系，為何要親近文學？

近兩年我在檳城韓江學院中文系兼課，我告訴學生：｢我讀臺大時，上課前學生要幫老師準備一杯熱茶」；於是，從此我有了茶喝。上、下課要起立、行禮，說｢老師好」或｢謝謝老師」；於是，學生懂得了課室基本禮儀。黑板快要寫滿，要幫老師拭擦；於是，他們自行輪值。我之所以提醒這些，因為“禮”是人際行為的具體規範，是發自真誠內心的自我要求。中文人如果拋棄中華文化重視的、以真誠為起點，以和諧為目的的“禮”，一個國家或民族就失去了半壁江山，中文系的辦學也失去了意義。

然而，更重要的是：讀文史哲科系的人，和讀其他科系的人是“長得不一樣”的。外表可以一樣，但內心絕不一樣。中文人要問的，不是將來我能從事什麼工作？能賺多少錢？這是次要的問題。要問的，是將來我會是一個怎樣的人？或者：我的一生應該如何活著？以及我能為國家社會做些什麼？

中文人肩負“為往聖繼絕學”的使命。中文人懂得｢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懂得｢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也懂得｢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易言之，文學並非風花雪月或傷春悲秋，這樣的格局太小、器識太淺；文學其實也包括對社會人群，有一份承擔和付出。

這並非說中文人應該去參政、示威或揭竿起義。一篇好作品之所以流傳千古，並非徒具形式技巧，還包括它的內容能夠普遍且廣泛的觸動人心，從而跨越時空，產生共鳴。這也應算是廣義的、對社會人群的承擔和付出。而中文人之所以異於常人，正因為我們浸淫於一流的文學作品，從而在現實生活與名利生計之外，擁有別人所沒有的、廣闊無垠的精神天地。這片天地，平時可以自在涵泳，淡泊明志；遭遇挫折時則可以遣興抒懷、銷愁解壓，休息後重新出發。中文人因文學而體悟的這份自許、自重，以及擁有面對現實風雨的抗壓能力，不正是讀其他科系者所或缺的嗎？

中文系影響我的，除了自許與自重，還有自用。蘇軾＜賈誼論＞在“自用其才”一事上，給了我莫大的啟發。賈誼有才學、有抱負，卻因不得漢文帝重用而憂鬱以终，得年33歲。東坡認為｢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所以，賈誼是｢不善處窮者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有才不難，用才實難，這樣的提醒真如醍醐灌頂，根植我心。馬來西亞當政者對華族不公不義，史不絕書；華族倘怨天尤人亦無濟於事。唯有自用，才是真正的自強。

在我心中，臺大有三大象徵。一是傅鐘。傅斯年校長曾說過：｢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當年的我並不太了解這句話的意義，畢竟年輕的思考不容易沉著深入。至於風風火火的壯年與中年，歲月因柴米油鹽而煙塵滾滾，內心也很難積澱智慧。但是，自四十多歲開始邀請傅佩榮教授來馬導讀中華文化儒、道原典，加上自己的潛心學習，自此我一天用許多時間思考。孔子強調學與思並重，大量的閱讀與深入的體驗生活，都屬於學習的範疇，然後，我們思考時才有充分的材料，想得深入也想得開闊。能把所學透過思考淬煉，進而訴諸實踐，才有可能稱為修養和智慧。

二是醉月湖。我心中理想的大學環境是坐山望海，臺大給了我醉月湖。那年頭我們同學曾多次聚首湖邊，歡暢與共；我也曾孤獨時呆望春天回暖的楊柳依依，或冬季湖面的冷風蕭索。四年臺大，使文學成了我心中的一面湖，或以鑑照現實，或以短暫休息。畢業以後，不論生活多麼困頓忙碌，遭遇多麼沉重哀傷，我都記得自己曾經擁有一座無形的湖。而年去年來，它已逐漸靜謐澄清，仿佛也已有一段時日漣漪不起。

三是椰林大道，我最愛它筆直的個性、坦盪的胸懷與開闊的氣象。如果問我：提起臺大，最先進入我腦海的是什麼？我的答案是：“自由”二字。臺大標榜自由學風，這是我緊記在心的。“自由”意謂著獨立思考，也代表著包容不同；意謂著敢於獨排眾議，但也不乏諒解；既不害怕威武，並且大氣磅礡；可以推翻前人立論，但也不忘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那是一種在姿態上敢於扞格不入，卻又在胸襟上能夠包羅萬象的氣度。文人的毛病多在相輕，那是因為他們心里沒有椰林大道。

傅斯年校長說：｢我們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同樣的，年輕的我無法了解這句話的真諦。近年我修習易經，尤其是乾、坤二卦，似有領悟。乾為天，坤為地，宇宙精神即天地精神，既在空間上無窮無盡，也在時間上無始無終。天地創生且養育萬物，並使之生生不息。乾卦精神是自我要求的自強不息，坤乾精神是愛人利人的厚德載物。乾卦＜文言傳＞的結論是：｢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大學者，大人之學。所學正是這樣的自由開放、博大能容與參贊萬物的天地精神；所應該抵達的，正是立足傳統、創建未來、“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境界。（2017.10.10.寫於檳城）

傅承得小檔案

現為專業經典導師。1959年生於馬來西亞檳城。1984年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學士，2016年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碩士。曾任教華文獨立中學13年，離職前擔任署理校長。曾參與創立大將書行及大將出版社並擔任社長。著、譯、編作品逾五十種，包括詩、散文及論述等。有｢馬華詩壇的瑰寶」、｢馬來西亞文化新點子的＂黑手＂」之喻；獲馬來西亞十大最受歡迎作家、第五屆馬來西亞優秀青年作家獎、國家書籍獎最佳編輯獎、國家最佳華文讀物獎及第十一屆馬華文學獎等。2004年起推動中華文化原典閲讀；2009年起巡迴全國導讀儒家和道家經典課程如《論語》、《孟子》、《老子》、《莊子》、《易經》、《大學》及《中庸》等；2016年在故鄉檳城創立｢傅承得經典學堂」。

圖說：
圖１：大一時攝於校門口。
圖２：大一時在醉月湖邊辦燒烤會。
圖３：大二時在葉格非家為洪淑苓慶生。
圖４：大三攝於椰林大道。
圖５：中文系畢業全體照。
圖６：與母親合影的畢業照。
圖７小檔案用圖：大三時攝於醉月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