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來源：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127rank.html

婚姻與經濟是成因

我國婦女的理想子女數，長期以來都是約在2人左右，並無太大的改變，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實際生育數卻逐漸減少，有學者認為此現象與婦女婚姻型態轉變與婚育步調延後有關（中央研究院，2011；孫得雄，2009）。孫得雄（2009）曾以臺灣婦幼協會於2004年辦理的電話抽樣調查資料進行分析，指出我國未婚者希望結婚的比率超過6成，且結婚仍是生育的重要條件。行政院（2013）研擬人口政策白皮書時，曾針對少子女化的問題進行研析，也指出國人較認同婚姻內生育的正當性，我國與東亞國家有較為相似的社會進程，先婚後育的價值觀與經濟先決的心理因素造就了遲婚、晚婚以及晚生、少生或不生的結果，當進入婚姻是生育的先決條件，若遲未進入婚姻，自然生育的機會就大為降低，因而揭櫫願婚、樂生、能養的政策願景。

事實上，影響年輕人遲婚甚或不婚，以至於少生或不生的關鍵因素，恐怕仍與個人或家庭的經濟條件脫離不了關係；再加上前一陣臺灣的社會氛圍相當強調育兒成本，媒體往往大肆誇大報導育兒負擔，一想到孩子出生後的照顧負擔與照顧品質，亦會使得年輕夫妻的生育意願更加薄弱（郭靜晃、鍾育婷，2014）。孫得雄（2009）的育齡者調查受訪對象中，尚未結婚者的最主要原因，是沒有經濟基礎；而不希望生育者，最主要理由也是經濟能力不足以負擔生養小孩；至於已有一個子女的民眾，不願意再生的主要原因，亦是經濟能力不足以負擔生養小孩。隨著教育機會普及與受教育時間延長，在經濟及社會快速發展進程中，國人在觀念上逐漸傾向先立業再成家，女性也更能追求經濟獨立、自由自主的生活，婚育逐漸成為眾多選項之一，而非必要選項；近幾年又遭逢全球經濟局勢驟變（如金融海嘯），大環境的不確定性更影響個人的就業與所得等經濟條件（郭靜晃、鍾育婷，2014；中央研究院，2011），因此，若進入婚姻的機會成本提高，未婚年輕男女自然就會選擇遲婚或不婚。遲婚致使可生育的年限縮短，不但會影響男女性的生育意願，也有可能產生身體功能因素，以致最終當個頂客族而不生。

但有趣的是，近幾年來，這樣的社會氛圍似乎也逐漸在醞釀著新的改變。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透過網路分享育兒的生命經驗，或組成線上的新手爸媽團體分享彼此的育兒經、團購育兒產品，電視上傳播越來越多成功的藝人選擇生育（甚至先有後婚），蔚為新風潮，甚而有立法委員建議修法，讓具有經濟能力選擇單身的女性可以運用人工生殖技術生養孩子。一時之間，整體社會似乎有越來越多的人樂於「生養孩子」，婚育之間的關係似乎也有新的發展，如能趁此契機，從政策上找到強化年輕人願婚樂生的有效做法，也許能有助於我國生育率的提升。

國人意向需考量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於民國102年間所進行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指出，最能提升25至49歲未婚女性結婚意願之主要因素為「能有穩定的工作及收入」（占39.97%）；而最能提升15至49歲有偶（同居）女性想（再）生育之誘因，則以「提供生育（育兒）津貼或教育津貼」（28.87%）與「提供6歲及以下托育費用補助」（27.68%）最為關鍵，這些調查結果不僅印證經濟條件對婚育選擇有所影響，似乎也隱含國人期待先「能養」（有人分擔、有生育計畫、能負擔養育成本）才「願生」的意向。

陳信木等人（2012）於民國101年所做的電話訪問生育研究結果顯示，若從當時所有生育相關政策措施排序來看，「5歲以下幼兒園免學費」最受民眾青睞（8成受訪者認為對生育有幫助）；其次為「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及企業托兒措施」（7成受訪者認為對生育有幫助）；至於最沒有助於生育的政策，則為「每胎次的生育獎勵（一次性）」（不到半數民眾認為對生育有幫助）。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於民國102年所進行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指出，婦女認為「生育（育兒）津貼或教育津貼」及「6歲以下托育費用補助」最有助於鼓勵生育。而彭錦鵬等人（2014）所做青年婚育態度調查則指出，有80%受訪者認為具有鼓勵青年婚育的項目為：新婚夫妻購屋優惠、職場工時合理性、工作場所提供托育（托嬰）中心、落實職場提供育嬰假、提供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托嬰托兒社區保母系統、提供托育津貼等項；已婚女性則較重視：新婚夫妻購屋優惠、工作場所提供托育（托嬰）中心、提供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綜上不難發現降低養育成本、財務支援、兼顧工作及育兒、托育服務等措施，較受到人民青睞，並可推測有助於生育。因此國發會於2015年提出「完善生養環境方案」，欲從1.衡平職場與家庭、2.支持家長育兒、3.安親托育普及化等三大策略著手，改善我國生養育兒環境，行政院核定版是預期以到2030年將我國生育率提升至1.4水準為目標。

當務之急在建制

在行政院的完善生養環境方案中，至少有28項政策，除了統合諸如衛福部主政的托育在地社區化策略下各種措施、教育部主政的教保服務優質化策略的種種措施、勞動部主政的強化企業責任策略…等，還有提出如「研議提升育嬰津貼所得替代率」、「研議運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在職者托育相關費用」、「評估現行各類育兒相關津貼補助與社會保險給付之財務，並進一步研議整合機制與財源籌措之可行性」等新增措施，涉及的國家經費亦超過百億，確實督導各部會執行應興應革的生養相關政策，恐非一個設在衛生福利部下的任務編組「少子化辦公室」可以完成的任務（馮燕，2017）。我國自1999年設立兒童局，有了專責單位以後，開展不少兒童少年保護及福祉保障服務與措施，可惜在2013年成立衛生福利部時，被視為功成身退而改制。如今面對已被拉高到國家安全層級的少子女化社會問題，當務之急似應考量在中央政府設置一個可以統合各部會資源、研議跨部會政策修訂、督導並推動全方位合作的政策執行單位，才可能持續關注並評析落實各種少子女化對策。（本專題策畫／經濟學系謝德宗教授）

參考文獻：
[1]中央研究院（2011）。人口政策建議書。http://www.sinica.edu.tw/manage/gatenews/showsingle.php?_op=?rid:3968。
[2]行政院（2013）。人口政策白皮書。內政部編印。
[3]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https://www.dgbas.gov.tw/np.asp?ctNode=2841。
[4]孫得雄（2009）。臺灣少子女化的前因後果。社區發展季刊，125，頁44-55。
[5]陳信木、陳玉華、蕭乃沂（2012）。我國人口生育政策之研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
[6]郭靜晃、鍾育婷（2014）。從全球化家庭政策發展趨勢回應臺灣低生育率之政策作為。社區發展季刊，148，頁87-97。
[7]馮燕（2017）少子化辦公室的不可能任務。中國時報，民意論壇，2017，4，17。

延伸閱讀：

[1]Shen, A.C.T.; Feng, J.Y.; Feng, F-Y; Wei, H.S.; Hsieh, Y.P.; Huang, S.G.Y.; Hwa, S.L., 2016  Who Gets Protection?  A National Study of Multiple Victimization and Child Protection among Taiwanese Childre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online Oct.1-15. 
[2]Chui, C.; Feng, J.Y.; Jordan, L. 2014 From Good Practice to Policy Formation- The Impact of Third Sector on Disaster Management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10, A, 28–37.
[3]馮燕、江東亮、田旻立 2013 《臺灣用家長教養量表之發展》，幼兒教保研究期刊，11,1-20。
[4]Feng, J.Y.& Han, W.J. 2010 Maternity leave in Taiwan. Family Relations, 59, 297-312. (SSCI) 
[5]Feng, J.Y. 2009 The emerging of a policy for preventive services to the at-risk families in Taiwan: the function of pressure group on the incremental policy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2,3,345-354.
[6]馮燕 2009《從生態觀點看幼兒托育發展》，幼兒教保研究期刊，3, 1-16。

馮燕小檔案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社會工作學院博士（1988）。

現職：
臺大社會工作學系教授（2002-迄今）
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主任（2016-迄今）
「臺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理事長（2012-迄今）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董事（2002-迄今）
「中華婦幼發展協會」理事（1998 - 迄今）
「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監事、理事（1998-迄今）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理事、理事長（1997-迄今）
「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常務理事（1990-迄今）

主要經歷：
行政院政務委員（2013- 2016），「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董事長（2013-2016），總統府國策顧問（2011-2013），「臺灣第三部門研究學會」理事（2010-2016），「紅十字會八八水災服務聯盟」召集人及決策小組成員（2009-2013），曾任行政院青輔會、行政院人口政策委員會、經濟部性別平等委員會、總統府人權促進委員會、臺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教育部人權促進委員會、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委員等。

圖１：我國生育率逐年下降，最低時0.9人，影響主因為經濟因素。（提供／李順仁）
圖２：改善我國生養育兒環境，才能有效提高生育率。（提供／高淑華）
圖３：馮燕小檔案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