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李亦園老師已經超過50年了。1994年我因為心臟缺氧在臺北住進馬偕醫院，他聽到消息，馬上打電話到我家去打聽我的消息。我母親因為不認識他，問他是誰。他竟然對家母說他是我的將近30年的朋友。這就是李老師，他從來就是把我當作他的朋友。

李老師一直非常關心我，而我也因此與他保持比較密切的聯絡，甚至於比我與其他的老師更多。這是因為他就住在臺灣。我每一次回臺，都會與他見面。他不只關心我，也一樣疼我的太太，陳享。如果陳享與我一起回來，他就更一定要安排特別的地方請我們吃飯。我記得有一禮拜六的下午，他請我們去木柵的茶園吃飯，飯後又陪我們在鄉下散步談心。我一生交到的可以真正談心的朋友非常少，這是一個極令我痛心的遺憾，每當我想到這個缺點，我就特別感念李老師的珍貴友誼。

1964年，我初當李老師的學生。當時我完全不知道他是閩南人。事實上，幾十年下來，李老師保留了一份非常濃厚的閩南個性：閩粵人大多與廣東孔子陳白沙一樣，是生活在更接近自然的樸實人，他們相信的是從宇宙中體驗出來的天理，以及從「順服」於天理而得到的安心。這樣的處世哲學是建基於簡單而誠實的人與人間的素樸關係（很像德儒Tönnis所說的Gemeinschaft）。它反映的其實是曾經在閩南住過好多年，而一生大部分時間也都在福建度過的朱熹的哲學，白沙所持守的天理的部分也是從理學中淬煉而來的生活態度。這樣的世界觀和普遍流行陽明心學的江浙世界觀是有一間之隔的。後者可能對近世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有直接的貢獻，是一種我心即真理的創造性信念，接近都市形態的社會生活和想像（Tönnis所說的Gesellschaft）。我後來的學術經驗日益增長，也就一直在這兩種世界觀之間打滾，覺得他們在解釋中國歷史上其實有豐富的意義。不過在當年，李老師的閩南風格和為人對我這個臺灣孩子說來，就顯得特別有感染力。我從來不覺得必須去猜測他的意思。所謂不言而喻、不感而通的意思正是如此。

李老師還有一個令我特別感佩的地方。我說他視學生如朋友，這是有特別的深意的。他絕對不期待他的學生會以「一日為師，一生為父」的態度來報答他。相反地，他是以有能力繼續保護他的學生為榮。當然，一般人會認為這樣的說法簡直像是在嘲諷天下當老師的。是的，天下的老師有誰不是以能保護自己學生為一己的職志的？不過這還得要看所謂「學生」的定義是什麼。說起來，我只是李老師的及門，勉強大概可以算得上是登堂，但是絕對不是他的入室弟子。即使如此，這幾十年來，他對我的照顧可以説是與對他自己的學生不分軒輊。我常常笑說美國的老師才真的是對學生照顧有加，明明知道學生（特別是外國學生）能報答他們的幾乎是零，只要學生們的學術還能反映老師所教導的，那就得心滿意足，因此對學生往往非常的照顧。這一點我相信體認到的人不會很多。中國人過去講究「天地君親師」，學生對老師要畢恭畢敬，這是西方沒有的。李老師雖然長年在臺灣，但是他顯然認為只要對任何學生做出一點照顧，那麼自己就是一個好的老師，才能在精神上得到作為老師的滿足。我之所以感到他更像一個忠誠的朋友，其由來正是如此。對他來説，成功的老師就是能與他所教過的學生產生真誠的心靈交流，使得學術本身能得到一個客觀而合理的發展場域，在那裏相互激蕩，使它得到純真的澆灌，不斷地成長而茁壯。我既然算不上是李老師真正的學生，那麽他對我的呵護就是他把我當作是摯友的徹底表現。

每當有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他第一個就會想到我。清華人社所成立時，他就希望我可以回來幫忙。臺灣與香港的大學交流，開拓中國社會科學近代化的研究，他就推薦我參加。喜馬拉雅基金會希望參與漢學的研究，向他徵詢請人來主持，他第一個想到的也是我。他看我從來不向蔣經國基金會申請研究經費，就自動提議我應該策劃一些研究的項目，提出申請。他也是第一個鼓動我應該申請其他好幾個重要的研究資格的人。這些好意在我看來，完全是因為他把我看作是一個夠資格的學者，用朋友的立場來鼓舞我的信心。如果這些思慮都是因為我是他的學生，那麽這豈不是反而貶低了純潔的師生關係，使得這些活動沾染了許多偏心和污濁的動機？

我必須坦白說：有兩件事我非常虧負他：一個是我對他替我作的許多建議，很多都沒有去做，或者做得不順遂，缺乏貫徹的決心。我想令他最失望的可能是我沒有能早早回到臺灣來參與建設清華大學人社院的工作。但是老師不僅沒有因此對我表示不高興，更還是一有機會就邀請我來客座講學。這是我沒齒難忘的事。我在學術行政方面，一生沒有什麽貢獻，但是老師完全知道這是因為我的心一直放在研究上面，所以不僅一再原諒我對他交代的事缺乏專心，而且還繼續不忘鼓舞我做學問的努力。另一個對不起他的是我對他的學術完全沒有下過功夫，日後的研究方向也沒有能反映出他的學術特色。然而，他從來就接受我是他的亦師亦友的事實，並且認為這才是讓學生成長的正途。想起老師不見外的豁達，真的是令我感恩不已。自從聽到老師去世的消息以後，我有幾次中夜夢回，想到李老師對我的種種期待，竟就翻轉反復，再難成寢。

李老師在學術行政上面對國家社會做出的貢獻，這些都在他的口述自傳上面可以看到，根本不必由我置喙，我所記得的是他如何在平凡的交往中活出一個能以師友的身分來與我相處的decency。我多麽希望有一天我還能與他再見，親炙他友情的溫暖。但是如果這一切都不可能，我極想這麽說：老師，你活出了對我這個學生最真誠的decency。我感謝你。

（李弘祺，2017年5月中於波羅地海旅途中含淚寫就。）

李弘祺小檔案

歷史系畢業（1968），當完兵後就到耶魯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並於1974年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1991年，轉到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任教，於該校榮退。2007年回到臺灣，在交通大學負責通識教育的工作，並出任該校的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同時也創立該校的人文社會研究中心。2011年起應聘到清華大學擔任講座教授。

李教授長年研究傳統中國教育史，著有《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及《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兩書都同時有中、英文版），以及其他中英文著作，內容涵蓋中西文明之交流與比較，史學之本質與目的等課題，是一個典型的讀書人。李教授曾多次回國在本校擔任客座教授及講座教授等職，也是東亞文明中心的首任主任。在香港及紐約時熱心參加校友會的活動，1992年後曾任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理事多年。

［典型在夙昔］
李亦園院士

李亦園院士為戰後臺灣最具影響力的人類學家，無論在學術制度的建立或學術議題的開展上，都扮演創設或奠基的角色。三所從事人類學研究和培育臺灣人類學人才的重要機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所、及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都因他長期的關注與呵護而獲得長足的發展。

李院士是推動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科際整合的第一人，以行為科學的框架，將人類學與社會學、心理學、和農業經濟學等學科結合，對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界的發展影響甚鉅。他的學術關懷跨越兩岸，亦是連結成長於1949年前的中國民族及考古學者與戰後受英美社會科學影響的人類學者的關鍵性人物。他擔任「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與董事長期間，更戮力將臺灣學術界推展至國際舞台。

李亦園院士1931年生於福建泉州，1948年來臺就讀臺灣大學，1953年畢業於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為該系第一屆畢業生。大學期間受業於李濟、董作賓、高去尋、凌純聲，芮逸夫、衛惠林、陳紹馨等考古學、民族學名師，不僅承繼了強調田野調查的實證學風，終身行事更深受這些師長身教的影響。

1955年，李院士隨業師凌純聲先生任職本院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1998年退休，其間除1958至1960年間赴哈佛大學深造獲人類學碩士外，於民族學研究所歷任助理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出任民族所副所長、所長；亦擔任本院總幹事、評議員、諮詢總會常務委員等職務。於1984年當選本院第15屆院士。

李院士的研究主題包括物質文化、家族組織，擴及文化理論、比較宗教、儀式象徵、神話傳說等，研究對象涵蓋臺灣南島民族、海外華人及臺灣漢人社會文化；著有《文化的圖像》、《人類的視野》及《田野圖像》等專書18種，專業論文百餘篇。

李亦園院士2017年4月18日於臺北辭世，享年86歲。

（取自中央研究院）

圖說：
圖１：李亦園院士2017年4月18日於臺北辭世，享年86歲。
圖２：李亦園院士為戰後臺灣最具影響力的人類學家。圖為2007年於自宅春蔬書屋中與著作合影。
圖３李弘祺小檔案使用
圖４用於［典型在夙昔］：2008年臺大80週年校慶獲頒臺大榮譽博士。
圖５用於［典型在夙昔］：在臺大文學院的草地靜讀，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