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Martha Minow在她所寫的書《在報復與寬恕之間：面對種族大屠殺與大暴行之後的歷史（Between Vengeance and Forgiveness: Facing History after Genocide and Mass Violence, 1998）寫到一句經常被引用的名言：「慘烈暴行之後，難以善了。」(“There are no tidy endings following mass atrocity.”)其實，不只是在暴行之後。20世紀許多曾經發起轉型正義工程的國家，在結束這項巨大政治工程後，還是會發現，歷史的裂痕不會因為有司法或和解運動的介入，就可以完全「善了」。

畢竟，人心是肉做的。家庭裡流傳的歷史記憶，在強韌度上遠超過教科書與官方認定的說法。對這些問題，最了解箇中三昧的，應該就是在二次戰後接受西方各國對納粹戰犯審判、也自行對納粹受害者付出巨額賠償金的聯邦德國。

有鑒於所謂「揭開歷史真相」與「司法審判」並不能完全撫平歷史傷痕，而需要有更實際的、人與人之間直接的情感交流，因此聯邦德國各種非政府組織就肩負起透過志工服務來化解自己國家與各國結下歷史冤仇的重責大任。

1958年4月30日，Lothar Kreyssig法官在全德基督新教大會（EKD）上呼籲：「我們請求能夠擁有和平」（＂Wir bitten um Frieden.＂），希望為年輕世代成立「為贖罪而行動和平志工服務」（Aktion Sühnezeichen Friedensdienste, 簡稱ASF. 英譯：Action Reconciliation Service for Peace）。在納粹執政時期，Kreyssing眼見當時德國新教教會支持希特勒政權，昧於信仰樂作大屠殺幫兇，自1934年起，便參與了反希特勒的「告白教會」（Bekennende Kirche），與少數教友兼戰友積極從事反抗運動。1958年，他發起全德志工服務行動，不是為了讓西德快速達到與各國「和解」的目的，而是希望以實際的服務行動，懇求世人原諒。1959起，他們的志工服務從荷蘭開始，依年逐漸擴及挪威、希臘、法國、英國、南斯拉夫….. 等國。主要服務對象是納粹受難者、各地社會邊緣人與殘障人士。1961年起，更前往以色列。ASF的志工到以色列養老院為這些自小說德語的猶太長輩服務，陪他們讀童年時讀過的德文書，也從這些生還者口中傾聽他們訴說過去的歷史，了解他們的感受。

然而，隨著1961年8月柏林圍牆蓋起來，東西德基督新教無法再一起合作，這個志工服務團便由西德新教教會繼續負責下去。只要是曾被納粹直接或間接肆虐過的國家，這個志工服務團每年都會派遣總計約180名志工（大部分是年輕人）前去為受難團體做社會服務。希望藉此喚起西德年輕人勇於面對歷史錯誤的意識，並積極表現德國人懇求世人原諒的誠意。1967年起，ASF更在德波邊境的奧許維茨（Auschwitz）集中營紀念園區辦理為期二至四週的研習營，讓學員透過研讀檔案史料、以及與生還者對談，繼續培訓下一代志工。

1996年起，ASF開始開放名額，讓非德國籍的猶太受難者後代有機會到德國相關機構服務。因此，今天在「萬湖會議之屋紀念園區」（Gedenkstätte Haus der Wannseekonferenz）這個最具特定歷史代表意義的地方，不時可以遇到導覽志工是由猶太受難者後代來擔任。

為什麼要特別選擇「萬湖會議之屋紀念園區」來進行這項意味深長的歷史和解工作呢？

位於柏林郊區的萬湖（Wannsee），19世紀時，是德意志帝國首都名人巨賈豪宅群聚處。其中有一棟別墅原為實業家Ernst Marlier所有，名為Villa Marlier。這裏後來成為納粹史上著名的「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也就是消滅全歐洲猶太人計畫──協商、簽訂之處。1942年舉行的這個會議被稱為「萬湖會議」（Wannseekonferenz），因此這棟別墅日後被稱為「萬湖會議之屋」（Haus der Wannseekonferenz）。

「萬湖會議之屋」（Haus der Wannseekonferenz）

Orderinchaos/ CC BY-SA 4.0/ Wikimedia Commons

Villa Marlier原是由19世紀下半葉德國著名建築師Paul Baumgartner依照義大利鄉間別墅風格設計的豪宅。同樣在萬湖邊，還可見到普魯士皇家藝術學院院長Max Liebermann（1847-1935）的別墅（Liebermann-Villa），建築設計同樣是由Baumgartner負責。

在柏林萬湖邊的Liebermann-Villa

Dr. Minx/ CC-BY-SA-3.0/ Wikimedia Commons

1941年，Villa Marlier落入當時納粹黨衛軍（SS）統帥Reinhard Heydrich掌管的基金會（Stiftung Nordhav）之手，Heydrich遂將這棟豪宅改為納粹黨衛軍軍官招待所。1942年1月20日他在這裡召開「萬湖會議」。由惡名昭彰的艾希曼（Adolf Eichmann）負責規劃大規模快速屠殺猶太人的方法。在他所起草的「最終解決方案」裡，他將滅絕全歐猶太人的計畫鉅細靡遺地條列出來。1947年在德國外交部檔案館找到這個草案時，的確讓大家清楚看到，納粹時代德國如何以國家公權力高度介入屠殺猶太人的重大罪行。

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時的神情

Israel Government Press Office (Israel National Photo Collection)/ Wikimedia Commons

漢娜．鄂蘭在《平庸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一書裡討論的主角艾希曼在「萬湖會議草案」中，詳細列出歐洲各地應被滅絕的猶太人數目（Wannsee List）。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WannseeList.jpg#/media/File:WannseeList.jpg

「萬湖會議之屋」之所以能成為紀念園區，與納粹反抗者及奧許維茨集中營生還者Joseph Wulf（1912-1974）息息相關。猶太裔的Wulf從集中營生還後，緊接著又歷經「死亡行軍」（Todesmarsch）的危難，終於在1945年春從行軍隊伍中脫逃成功。在北歐與巴黎停駐數年後，於1952年重返柏林定居，不少家人則在二戰期間罹難。身兼納粹反抗者、受難者與生還者，他在1945年2月就加入波蘭的「猶太歷史委員會」（Jüdische Historische Kommission）；在巴黎時結識法國專門研究種族主義與納粹政權的歷史學者Léon Poliakov（1910-1997）後，更積極與他合作，廣蒐歐洲各國史料文獻（包括美國位於西柏林的Document Center所藏之資料），針對納粹的意識形態、文化政策、滅絕猶太人的種種作為進行深入研究。1955年，他們在西德出版了第一本關於納粹滅絕猶太人歷史的專書《第三帝國與猶太人。史料與論文》（Das Dritte Reich und die Juden. Dokumente und Aufsätze）；隔年又出版《第三帝國及其侍從》（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Diener, 1956）；1959年則針對納粹意識形態編造者的相關史料編纂了《第三帝國思想的建構者：史料集》（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Denker. Dokumente）；1963年，他甚至針對納粹政權偏好的藝術出版了《第三帝國時代的視覺藝術》（Die bildenden Künste im Dritten Reich）。

作為戰後德國納粹歷史研究的先驅與推動者，Wulf於1965年呼籲，應將「萬湖會議之屋」改為「國際研究納粹歷史及其後續效應史料中心」（Internationales Dokumentationszentrum zur Forschung des Nationalismus und seiner Folgeerscheinungen）。剛開始時，西柏林市議會並不願意。即便世界猶太人會議（World Jewish Congress）在1967年承諾，願意提供相對的財務資助來促成這個構想落實，但仍被西柏林市議會否決。當時的西德主流社會還沉浸在打造了戰後「經濟奇蹟」的榮景中，對Wulf的努力不願意給予太正面的回應。作為奧許維茨集中營受難者，Wulf雖然得以生還，但卻留下許多難以平復的心靈創傷。1974年10月10日，Wulf從自家住宅跳窗自盡。在此之前兩個月他寫信給兒子大衛，其中提到：「我在此地出版了18本關於第三帝國的書，但這些書完全無法發揮影響力。」

Wulf的哀感不是無故而發，但應從不同層次來理解。

根據Nicolas Berg在《納粹大屠殺與西德歷史學者：研究史與歷史記憶》（Der Holocaust und die westdeutschen Historiker: Erforschung und Erinnerung, 2003）所做的研究，1955年當Wulf出版《第三帝國與猶太人。史料與論文》時，其實獲得西德媒體與學術界高度迴響，因為當時主流社會避談納粹過往的禁忌終於被他打破了（Tabubruch）。雖然此書的銷售情況還不到「暢銷書」的地步，但至少可以用佳評不斷來形容。但是，Wulf之所以仍感到失望，是因為大家並沒有將這本書視為「經典之作」（Klassiker），因而在他個人的感受中，大家給予的評價令他失落。

從另一方面來看，1956年，Wulf出版《第三帝國及其侍從》後，當時慕尼黑當代史研究所（Münchner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所長Martin Broszat（1926-1989）寫了一篇名為＜當代史史料編纂問題＞（“Probleme zeitgeschichtlicher Dokumentationen,” 1957）之書評對Wulf進行負面抨擊。Broszat認為，Wulf的論述為「爭議之論，不具學術價值」；從方法論來看，Wulf編纂的書在史料搜集上也不夠嚴謹。Broszat說，這種書除了具有新聞媒體嘲諷效應外，對應該與歷史事件本身保持適當距離的學術研究並無貢獻。Broszat甚至還認為，史料編纂不應成為政治遊說工具，納粹歷史研究不應交由集中營猶太生還者來擔任。

回顧這段受難者歷史書寫被西德史學界以「學術水準」為由遭到壓抑的研究史過往，Nicolas Berg指出，這是一種「納粹共犯掌控下的歷史書寫」（Mitläufererzählung）。這些假學術之名、卻不願意坦誠面對受難者遭遇的學者，只在乎學術論文的形式應該如何呈現才叫正確（wie/how），但對於為何發生這些慘絕人寰之事的原因（warum/why）卻毫無興趣。

為了紀念「萬湖會議」50週年，Wulf當年提出的構想終於在1980年代下半葉被西德政府重新接受。1992年，「萬湖會議之屋」被改為「萬湖會議之屋紀念園區」（Gedenkstätte Haus der Wannseekonferenz）。隨著這個紀念園區的成立，自九零年代起，Wulf 當年努力編纂史料的用心終於受到大家肯定。因為每個到此參訪的人，都會聽聞到他曾經付出的許多努力。

雖然Wulf本人無法親眼見到這個理想實現；但是，在這個紀念園區裡，如今反而有猶太受難者的後裔透過ASF的交流計畫，到這個曾經擘畫以殘酷手段滅絕他們族人的陰影之地擔任志工。

對這些受難者的後裔而言，能夠毫無拘束地在此尋求自己長期以來困惑不解的答案，解除心中的地雷禁忌區，意義重大。他們也許冒著家人的不諒解而來，但是當他們可以用導覽志工的身分，將自己在此找到的答案與世界各地來此參訪的觀眾自由分享時，他們自小在家庭生活無形中感染到的負面思考減少了許多。過去，在以色列，他們的視角是受難者的視角；但在這個紀念園區裡，他們開始接觸到大量加害者的資料，這讓他們有豐富的史料資源，從多元的角度慢慢建構自己對這一段歷史的認知。

知識與思考之外，可以無所不談本身就是很好的療癒，這讓他們放下了過去在家庭生活裡學到對德國人的心防與下意識保持的距離。當然，「可以無所不談」的基礎在於，德國透過轉型正義，的確把自己打造成一個以人權與人性尊嚴為基礎的民主法治國家。此外，德國的歷史教育不再被特定保守勢力操控，而是以開放的態度，面對世界各方對他們納粹過往的質問。

美國著名的文學評論家Geoffrey Hartman在《最長的陰影：納粹大屠殺留下來的創傷》（The Longest Shadow: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Holocaust, 1996）一書裡曾說：「在這個敏感的區塊，傷痕與療癒很難分得開。」（＂Wound and cure, in this sensitive area, are hard to tell apart.＂）是的，重大歷史創傷的確很難在三、四個世代間「善了」。但透過「可以無所不談」，當揭開傷痕的同時，如果能彼此坦白、願意以真誠面對過往的心互相看見，療癒終究會在彼此心中慢慢展開。

花亦芬小檔案

臺大歷史學學士，德國科隆大學藝術史碩士、博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中古晚期至近現代宗教史、社會文化史與藝術史跨領域研究。曾獲國科會優秀年輕學者獎以及臺灣大學全校教學優良獎，2012-2014年任《臺大歷史學報》主編。2014年與史學界朋友共同成立學術部落格及臉書專頁《歷史學柑仔店》（http://kam-a-tiam.typepad.com；https://www.facebook.com/historyforumtw），推廣「公民史學」，目前讀者群已超過兩萬人。譯有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7初版，2013年第二版）。著有《藝術與宗教—義大利十四至十七世紀黃金時期繪畫特展圖錄》（臺北：輔仁大學，2006）、《林布蘭特與聖經—荷蘭黃金時代藝術與宗教的對話》（臺北：三民書局，2008），以及論文20餘篇。自2015年起，經營個人臉書部落格《花亦芬專欄》。針對本文所述德國參訪內容，即將出版《歷史現場的歷史記憶：柏林＆德勒斯登》一書。此外另有一本關於宗教改革500年的寫書計畫在進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