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認為，臺灣土地契約史，可溯至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時代（1624-1661）。這種印象主要源自於，臺灣現存以羅馬字母拼音書寫的早期契約。在國高中歷史教科書都有提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教化原住民，曾在部落設教會和學校，以羅馬字拼寫原住民語言而創造出一套拼音文字。因此我們很自然就以為，當臺灣原住民學會這套文字系統之後，將之廣泛使用在記帳、土地交易等非宗教相關的日常事務。這種帶有羅馬字的契約，主要是由原居在今臺南市附近的新港社所使用，故稱之為「新港文書」。實際上使用這套書寫系統的原住民並不局限於新港社，且各族語言不盡相同，所以稱為「番仔契」或「番語文書」，或許更恰當。只是這樣的稱呼帶有歧視意味，目前較少被使用。現存新港文書雖單獨以番語書寫者為多，但也有不少契約同時使用番語與漢文，而被研究者稱為「雙語文書」。

早在19世紀中葉，來臺傳教和探險的外國人，已經注意到新港文書的存在，曾進行採集、介紹和研究。日本領臺後，伊能嘉矩、小川尚義等人，也陸續投入蒐集、研究工作。昭和8年（1933），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村上直次郎教授（圖1），將當時蒐集所得的101件文書，加上清代文獻刊載的語彙材料，以《SINKAN MANUSCRIPTS新港文書》為名，出版了第一本臺灣原住民契約的研究專書。（圖2）村上教授除了刊載部分原件影像外，也轉寫文字，並用英文寫了一篇簡短的介紹。最近的一次大規模整理，則是來自於語言學者李壬癸教授，他全面整理並解讀了現存的新港文書，為該研究奠下新的里程碑。

關於現存最早的新港文書，目前有種說法是，由今臺南地區的麻豆社在康熙2年（1663）所立。然而，不管是村上直次郎或是李壬癸編纂的文書集，都找不到這份標明為康熙2年的契約。而且，康熙2年是明鄭驅逐荷蘭勢力並建立統治政權的第二年。雖然鄭成功已經病逝，但明鄭仍然掌握臺灣的政軍權力。以鄭家和清朝政權勢不兩立，及其堅持使用明朝永曆年號看來，位居臺南、在鄭氏勢力籠罩下的麻豆社，若在此時選擇使用康熙年號立下白紙黑字的契約，顯然是非常不聰明的舉動。我個人傾向於同意，康熙2年的新港文書實際上不存在，它是另一張立於康熙22年2月的契約，曾被誤記為「康熙二年」，以致於變成兩張的結果。因為兩者不只立約的年月都是「二」，而且立契者都是麻豆社。這也表示，現存年代最早的新港文書，應該是「康熙二十二年單語麻豆文書」。（圖3）

問題是，標明為「康熙二十二年二月」的麻豆文書，能否算是現存清代最早的契約文書，其實也有疑問。眾所周知，清軍征臺將領施琅在康熙22年6月14日，才自銅山開駕進發，征討臺灣鄭氏。閏6月8日，鄭氏因澎湖海戰潰敗派遣高階官員向施琅請降；7月16日，施琅才命令隨軍部將，首次入臺「曉諭，看驗各偽官兵百姓人等削髮」。顯然，「康熙二十二年單語麻豆文書」標明的2月，應該還是明鄭掌握臺灣政權且和清朝處於高度軍事對立的緊張時刻。麻豆社應不致於選在這種時候，刻意在契約中使用清朝年號。

雖然如此，僅據上述理由即認定「康熙二十二年單語麻豆文書」是偽契，仍然過於武斷。從常理來推論，也有可能是契約當事人在清領之後，才針對先前明鄭時期的金錢借貸或土地交易等事而立下契約，所以契約使用了清朝而非明鄭的年號。假使說「康熙二十二年單語麻豆文書」是偽契，那麼，我們現在討論契約文書的歷史，就可以排除這張契約文書；現存最早的新港文書則變成是「康熙六十年（1721）雙語下淡水文書」，是清領後近40年才出現的事情。（圖4）假使「康熙二十二年單語麻豆文書」是當事人在清領後，才針對明鄭時期發生的交易事務而立，那也可以證明該約是製作於清代，臺灣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契約是清代的事情。我們想說的是，除非未來還能發現更早、可信的新港文書，否則不管「康熙二十二年單語麻豆文書」是真或偽，所謂的「新港文書」基本上是清代才有的。

我們現在也常以為，清代臺灣原住民之所以特別以「番語」來書寫契約文書，目的是為了保護自身權益，避免因不識漢文而在土地交易中被欺騙。但仔細閱讀史料會發現，清代的契約通常是由賣方單獨具名寫成交給買方的文件，內容是賣方保證交易的標的沒有問題，這跟現代契約書買賣雙方共同署名不同。換言之，清代契約強調賣方要負完全責任，保障買方。由於現存新港文書大都是作為賣方的原住民所寫，所以這種形式的契約比較可能是在保障作為買方的漢人權益。原住民賣地契約特別添寫他們才懂的文字，可能是買方為了避免他們將來以不懂漢字為由反悔生端而作。這樣我們也才能夠理解，為何現存新港文書都是清代才製作，因為它反映的是漢人的產權交易文化以及清朝的國家制度。

如果我們進一步將現存的新港文書，依據年代先後整理歸類，就可以將問題看得更清楚。現存新港文書的製作年代並非均勻分布，也非「早期少晚期多」或「早期多晚期少」，而是特別集中在1730至1780年間，剛好就是乾隆皇帝在位的時期。上述的現象提醒我們，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將「新港文書」視作為一種契約的整體類別，來觀察臺灣的歷史。「新港文書」反映的歷史，與其說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原住民統治教化，倒不如說是清代乾隆朝積極的番地保護措施以及番界整備運動。（本專題策畫／臺文所洪淑苓教授＆化工系陳文章教授）

李文良小檔案

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曾獲教育部菁英留學計畫獎助、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臺大教學優良（2008-2013）以及傑出獎（2014）。主要研究領域為殖民統治時代林業史以及清代社會史。著有《中心與周緣：臺北盆地東南緣淺山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9）、《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等。目前正著手撰寫以清代臺灣契約文書與地方歷史為題的專書。

圖說：

圖1：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南洋史學講座教授村上直次郎（1868-1966）

資料來源：＜座談會「先學を語る」─村上直次郎博士＞《東方學》57輯

圖2：村上直次郎在1933年出版了臺灣首部的原住民契約專書。

圖3：「康熙二十二年單語麻豆文書」。從文末標示「Khong Hi  22  Ni  2 Goij  Zit」字樣，可判斷確為「康熙」年號。

圖4：「康熙六十年雙語下淡水文書」。

圖5:作者小檔案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