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包青天」與美國「洛城法網」影集，都是膾炙人口，頗受歡迎的電視節目。二者，一中一西分庭抗禮，一古一今新舊對峙，雖然各異其趣，但均屬法庭電影，不論是審判者摘奸發伏，抑或辯護人濟弱扶傾，皆因與觀眾心中公平正義的情感相契合而引起共鳴，造成高收視率。

包青天微服私訪，探求民隱，蒐集被告犯罪的事證，若發現被告罪嫌重大，即傳喚或押解到案，升堂審問，並依被告當庭所為辯解，通知相關證人前來，與被告對簿公堂，一旦認定罪證確鑿，立時判處刑罰，甚或當場開鍘問斬，使罪犯立時伏法，雖集偵查、審判與刑罰執行於一身，既無審檢分立，權力制衡的觀念，亦不講究訴訟規則及程序正義之遵守，但因斷案迅速明快，及時實現社會正義，故形象深植人心，「包青天」一語，迄今仍為清廉公正，善惡分明之代名詞。轉換場景到美國洛杉機，精明幹練的律師明察暗訪，找尋關鍵證人，說服其出庭，並在法庭上，展現高度專業技巧，據理力爭，善盡防禦能事，且以精采感人的辯詞，說服陪審團，為被告洗刷冤情，伸張正義，亦同樣憾動人心。

我國刑事訴訟，從「包青天」式審判，歷經千百年演變，成為近代以審判者為中心的職權主義訴訟制度。刑事案件以發現事情真象為目的，決定案件該如何進行，何種證據應以何種方式調查，對審判者法官而言，既是權利，更是職責。案件當事人之被告，固可提出或聲請調查有利於己之證據，但僅聊備一格，可有可無，法官調查證據之權責，不受其聲請之拘束，亦不因其未聲請而解免。此與「洛城法網」所呈現的英美國家刑事訴訟制度，採當事人主義，訴訟目的，主要不為調查事實真象，乃在實現案件當事人間相對的公平正義，所以程序的進行，證據的提出與調查，皆由代表國家擔任原告之檢察官與被告雙方所主導，法官處於被動地位，當事人間無異議時，原則上法官毋須亦無從介入之情形不同。

近年來，我國司法制度積極進行改造。鑑於昔日刑事訴訟之進行，皆由法院本於職權主動、積極調查證據，其中當然包括對被告不利的事證，尤其必須訊問被告或證人，使得本應中立聽訟，據以公正裁判的法官，卻造成被告一種法官與檢察官係同路人的錯覺，致司法威信不彰，為了使法官保持真正中立，成為訴訟案件雙方當事人間的仲裁者，實現公平法院的理想，故引進英美刑事訴訟若干制度，逐漸淡化昔日法官對刑事訴訟程序的主導權，加重檢察官與被告訴訟當事人雙方的自主性。從92年9月開始，刑事被告所面臨的新訴訟程序，在許多階段，必須與檢察官面對面直接接觸，無異是一場與檢察官短兵相接的實力競賽。

量刑協商

是否就被訴的犯罪事實認罪而以之與檢察官協商？是現代刑事被告進入訴訟程序所面臨的第一個重要抉擇。檢察官向法院起訴提出的刑事案件，祇要檢察官原來認定被告涉嫌的罪名，依法律規定不是應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或內亂、外患、妨害國交等罪，被告即可以表示願意認罪及能接受的刑度或希望得獲得緩刑宣告，而與檢察官協調商量。協商過程中，被告可依其意願，委任代理人或辯護律師全程在旁陪同參與。但被告同意的刑度超過6個月，且未與檢察官達成緩刑的合意之情形，法律強制規定必須有辯護律師在場協助；被告未委任律師者，法院會為被告指定公設辯護人或義務辯護律師來協助，以充分保障被告權益。協商結果如果雙方達成合意，即由檢察官請求法院為協商判決。除特殊情形外，原則上，法院將直接依雙方合意內容來判決，所科的刑，以宣告緩刑、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另如經被害人同意，也可以一併記載被告應向被害人道歉或支付一定金額賠償金。行協商程序的案件，當然不須再進行一般的調查證據與言詞辯論。法院依協商合意判決後，當事人除非有法律規定之例外情形，否則不得提起上訴。

協商程序因為係由檢察官與被告在法院不介入的情形下，自行擇時進行，且雙方一旦達成合意，法院即毋庸像一般刑事案件進行嚴謹、繁瑣的證據調查與言詞辯論，被告既可節省反覆到法院開庭的勞費，免受纏訟之苦，並可獲得一個自己能接受的科刑判決。協商合意內容如包括被告應支付一定賠償金額予被害人，經法院記載於協商判決書時，被害人並得根據判決，聲請法院對被告強制執行，而於刑事協商程序中，一併解決被告與被害人間的民事糾紛。然協商合意必須於地方法院結案前達成，俾法院得據以判決。不過，在法院因接獲檢察官協商判決之請求，而開庭對被告說明協商程序之法律效果，並確認協商合意確屬被告真意之程序終結前，被告若反悔，仍可撤銷協商合意，所以被告縱已與檢察官達成協商合意，猶可改變心意，協商程序實具相當之彈性而不致僵化；另一方面，檢察官則僅於被告違反協商合意的約定時，始得據以撤銷協商合意，故被告只要遵守合意條件，即可依己意讓合意內容實現於法院判決中。若最終結果，法院因認有法定理由而未能依協商合意為判決，被告於協商過程中所說的話，法律明文禁止法官將之採為不利於被告的證據，所以被告不致因此蒙受任何不利。

協商程序是我國刑事訴訟採行英美法制度中，最能展現當事人自主性的代表。雖然作為協商的事項，不像英美國家，可以包括減少檢察官原起訴的罪名數目、將原起訴的重罪變更為較輕的罪名、達成科刑的合意等等，而祇限科刑合意一項，故我國之協商程序稱為「量刑協商」，但就採職權主義的我國刑事訴訟而言，對為訴訟主體之被告的尊重，已邁進一大步。

簡式審判

前述依法得採行協商程序的案件，若被告雖已認罪，卻因無法與檢察官達成協商之合意，而無從要求法院為協商判決者，可以選擇在法院開庭時，向法官表示願意認罪，請求法官考慮採行簡式審判的可能性。簡式審判與一般訴訟程序不同之處，在於不須由3位法官合議參與審判，由一位法官單獨為之即可，且因被告已認罪，對被起訴的犯罪事實已無爭執，自無庸進行繁複的證據調查程序，開庭過程當然較為簡化，故名為簡式審判。至於法院判決所科之刑，則與進行一般程序的案件相同，並未如協商程序設有特殊限制。選擇簡式審判程序的被告，雖不能像協商程序一樣，自主決定所受的刑罰，但因程序簡化，開庭次數及每次開庭所需時間減少，無形中亦免去不少訴訟帶來的勞費。

交互詰問

刑事案件如未能採行協商程序或簡式審判等替代性的方式解決，而進入一般刑事訴訟程序，法院開庭調查證據時，原則上會給予當事人充分自行詰問證人、鑑定人的機會。詰問的目的，在使己方的證人、鑑定人當庭講出對自己有利的證據；或是發現對方提出的證人為不實的虛偽陳述時，對其進行質問，見縫插針，使不實尤其是對自己不利的陳述露出破綻而不被採信。所以對己方的證人，己方應先行詰問，即為「主詰問」；就對方的證人則於對方主詰問完後，己方始針對不利於己部分，加以質問，是為「反詰問」；其後則依序重覆，分別為「覆主詰」、「覆反詰」等等，正、反交叉進行，故稱為「交互詰問」。己方聲請調查之證人大抵皆係證言對自己有利的友性證人。所以對己方證人行主詰問，妥為設計詰問證人之問題，期能藉由證人對問題的回答，將於自己有利的情況，呈現於審判者面前，是致勝的重要關鍵。對方聲請調查之證人，常為證言有利於對方而不利於己方之敵性證人，對對方證人行反詰問，則須針對質疑的部分，使證言露出矛盾、破綻，務使審判者對對方證人產生不信任感。證人的證言是否可信，經由交互詰問，加以抽絲剝繭，較能呈現事實真象。詰問證人是案件當事人的權利，權利人若不願或認無必要，當然可以棄權；其方式為直接對法院陳明，固無不可，即於調查證據尾聲，法官訊問當事人有無其他意見時，逕表示無意見，亦等同棄權。值得注意的是，當事人如無放棄詰問的意思，則不能僅謂無意見，俾免誤會。

英美法系國家採行交互詰問制度歷史悠久，法庭上常見被告辯護律師與代表國家起訴被告的檢察官，行詰問權時，脣槍舌劍，你來我往，言詞交鋒，十分緊湊。問與答間的刻不容緩，厥為交互詰問藉由出期不意的問話，使證人無暇思索，出於本能回答而吐露真言之功能所在。我國實施交互詰問制度為時雖短，但控辯雙方關於交互詰問的操作日趨嫻熟。對刑事被告而言，如何透過交互詰問，營造勝算的契機，為不容忽視的課題。

結語

時至今日，社會經濟活動複雜，人與人間相互關係已非如往日般單純，成為刑事案件被告，到法院打官司的人，未必是作奸犯科之徒，有些甚且是知識菁英，或由於職務繁忙，偶因一時的疏忽、失慮，而涉及刑案，或因係公司、機關負責人而必須負擔法律上責任。這類人士應具備瞭解國家司法制度的能力，本文所提及92年9月開始施行的刑事訴訟新制，或能為他們在訴訟賽局中，提供適當的選項。（本專欄策畫／法律學系詹森林教授）

蔡彩貞小檔案

臺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畢業，臺大EMBA肄業。司法官21期，曾任臺灣台北地方法院襄閱庭長、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司法院刑事廳副廳長，現任最高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