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在這個島上，正是檢討過去一切的時候，正是我們出問題給自己的時候。我們的挫折的原故在哪裡，我們要檢討。我們萬萬不可再不問不思的一味因襲舊脾氣，因為實在因襲不下去了－假如要存在的話。在這一個局勢之下，我用我相信的道理辦臺灣大學……。”1

～傅斯年～

一、引言

傅斯年(1896~1950)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典範，他的一生與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憂患與亂離相終始。傅斯年生於山東聊城的書香門第，七世祖是清代入關後第一個狀元，2自幼在祖父指導下熟讀經史典籍。1919年他在北大求學時就是五四運動的北大學生代表之一，其後負笈英國與德國，廣泛接觸各種新學術。1928年年底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引領二十世紀中國人文學術發展。1949年國共內戰，禹域二分，傅斯年浮海來到臺灣，1月20日就任光復後國立臺灣大學第四任校長，3以「歸骨於田橫之島」4的決心在臺大全力推動改革，1950年12月20日下午1月20分，以腦溢血逝世於臺灣省參議會議場。他擔任臺大校長只有一年又11個月，但是在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卻為臺大留下可觀的精神資產，在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大學院校都大幅推動教育改革之際，特別值得我們回味。

本文主旨在於探討傅斯年擔任臺大校長期間，所發表的有關大學的理念及其具體治校策略。本文第二節首先討論傅斯年心目中的大學之理念與大學之任務，第三節進一步說明傅斯年推行教育改革的原則，及其在臺灣大學的具體改革措施。本文第四節則綜合本文論述，提出結論。

二、傅斯年的大學之理念

傅斯年關於大學之理念，最完整地表達的是他在1950年12月18日完稿的〈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這篇長文，距他在12月20日以腦溢血逝世僅二日。這篇長文分上下二篇刊於《大陸雜誌》第1卷第11及第12期，5全文縱論中國各級學校教育改革之構想，其中涉及大學教育的文字甚多。

大體言之，傅斯年主張專科學校應以職業訓練為目的，但也有其學術的訓練，猶之乎大學應以學術為對象，但也應兼顧職業訓練。專科學校與大學之截然不同，在於下列幾點：(1)大學必經預備學校，專科則不然，所以預備學校與專科學校學生年齡相近。預備學校期限兩年，專科學校四年，但工農專科的應用科則可以五年為期。(2)大學以每一種學科的基礎訓練(多為理論訓練)為主，專科則以每一種科目的應用為主。(3)大學生在入學之始，至少在第一年級以後，即須能閱讀外國專門書報，專科則求其畢業時達此目的，所以專科學校用書應編譯。(4)大學的實驗常是解決問題的實驗，較少練習手技，因為在大學的預備學校已先練習成物理、化學、生物切片或看鏡子等等技巧了，但在專科學校則一切實驗除了解原理的少數以外，以練習工作技巧為原則。6傅斯年特別強調大學教育應特重以下四項要義：7

（一）大學不可揉雜職業學校的目的。

（二）大學以學術為本位，專科學校以應用為本位。

（三）大學的教學必須與專科學校不同。專科學校不應模仿大學，而且大學的多數部門也不過是專科的程度，偏又不能作到專科學校的實踐性。

（四）大學畢業的任用資格除在大學或研究機關之外，不應優於專科學校。

從上述有關大學與專科學校的區分的言論看來，傅斯年心目中的大學基本上比較接近紐曼大主教(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嘉塞特(Ortega Y. Gasset, 1883-1955）或弗斯納(Abraham Flexner, 1866-1959)心目中的二十世紀初期的大學之型態。8這種歐洲型的大學以學術研究為主要目標，與就業導向的專科或職業學校，有其本質上的不同。

傅斯年從上述大學的理想型態出發，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現代中國的大學只不過是國外大學型態的雜湊而已，缺乏自己的特色。傅斯年說：9

中國的大學，創設在清朝末季，當時管學大臣所「奏定」的「學堂章程」，有「分科大學」一項，這裡面包括經、法、文、理、醫、工、農、商等科，這個制度可以說大體是抄自日本的，而日本的制度，又大體是抄歐洲大陸的，尤其是普魯士。北京大學，就是照這個章程辦的一個大學，也是當時僅有的一個國立大學，不過當時客觀的條件，並不具備，所以辦的不倫不類，這是清朝光緒末年的話。到民國初年，美國影響來了，自南而北，即自所謂江蘇省教育會發動，教育制度從大學到小學，一齊受這影響，因而生了很大的變化。不過，原來的輪廓並未改變，只是德日的軀殼之內加上了一個美國的肉體，所以中國大學不能不說是中國的產物，非常特別，不過這個特別實在是一團亂糟糟而已。

針對二十世紀中國的大學這項弊病，傅斯年強調包括大學在內的中國各級學校制度，不應盲目抄襲外國學校之制度，應注意本國特殊的社會文化背景。10

三、傅斯年的教育改革原則及其在臺大的作為

傅斯年自1949年1月20日接任臺灣大學校長之後，面對戰後百廢待舉的臺大，全力投入臺大的改革，他的侄子傅樂成(1922~1984)教授對傅斯年當年的工作，曾有第一手的證言：11

他對校務，幾乎是無事不做。校長辦公室的秘書那先生，住在我家中，時常被半夜裡叫起來處理校務。這種辦法，平時即連家中人都不大贊成。他那種希望臺大趕快辦好的意念，竟使他坐臥不安。

傅斯年對工作的狂熱，在他領導臺灣大學時全幅展現，除傅先生個人的人格特質之外，與1949年國府退處臺灣的時空情境，也有密切的關係。正如傅斯年在1950年所說：「我們現在在這個島上，正是檢討過去一切的時候，正是自動出問題給自己的時候。」12在這種窘迫的歷史時空之中，傅斯年推動臺大的改革。

（一）教育改革的原則：

但是，傅斯年在臺大推動的教育改革，並非任意為之，他對教育改革有一套原則，我們試加歸納，約有以下五點：

1.在計畫教育與自由發展之間求其均衡：傅斯年本此原則主張：(1)學校應循分層推進的道路求其多元化。(2)同樣的學校不必只許有一個型態。(3)都市和鄉村的學校不必用同樣的章程。(4)異地的學校不必採取一致的辦法。13

2.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求其平衡：傅斯年認為，如果一切根據現實訂定學校制度，便難以進步；但如果全憑理想，則又不能實行，所以學校方案必須兼顧理想與現實。各級各類學校應有不同的理想，然而綜合來說，大原則是使得人像人，人能生活，人能生產，人能思想，人人助社會，社會助人人。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現實狀況是貧窮與愚昧，因此學校制度的改革應高舉理想之時不忘現實情況。14

3.在傳統與改革之間求其平衡：傅斯年主張，教育改革必須承認傳統的有效性，同時也不能不為傳統而預做適應之計。現代社會的要求有兩大項：(1)工業化，(2)大眾化。中國非工業文明的教育內涵與中國傳統文明之忽視大眾，必須加以修正。15

4.在技能訓練與通才教育之間求其平衡：傅斯年認為，中國為克服困窮及增加生產，技能教育必須重視，但是因為技能日新又新，所以人必須與時俱進，若一切教育都是為了技能，所造就出來的人將成為死板而不能自求進步的機器，如此不久之後，技能隨時代進步而人則落伍而成為廢物，所以「通才」這一個觀念，在教育上是必須與技術同等重視。16

5.在教堂與市場之間求其均衡：傅斯年認為，學校可以是一個近代主義的教堂，使受教育者獲得安身立命的基礎，但學校也可以提供某種技能或生產教育以增進大眾之福祉。17

傅斯年主張各級教育應該在「計畫/自由」、「理想/現實」、「傳統/改革」、「技能/通才」、「教堂/市場」之間，求其動態的均衡。這些原則也大多落實在傅斯年對臺大的改革措施之上。

(二)臺灣大學的改革策略：

傅斯年在不到兩年的臺大校長任內，推動許多改革策略與措施，其中較具關鍵性的有以下四項：

1.大學精神的重建：

傅斯年接掌臺灣大學，第一件事就是將日本殖民政府時代的深具工具性的台北帝國大學，改造成為以學術研究為目的的大學。傅斯年對全校師生宣示：18

日本時代這個大學的辦法，有他的特殊目的，就是和他的殖民政策配合的，又是他南進政策的工具。我們接收以後，是純粹的辦大學，是純粹的為辦大學而辦大學，沒有他的那個政策，也不許把大學作為任何學術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問辦大學是為什麼？我要說：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他的自尊性。這中間是專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學作為人擠人的工具。由日本的臺北帝大變為中國的國立的臺灣大學，雖然物質上進步很少，但精神的改變，意義重大。臺灣省既然回到祖國的懷抱，則臺灣大學應該以尋求真理為目的，以人類尊嚴為人格，以擴充知識，利用天然，增厚民生，為工作的目標。所以這個大學在物質上雖然是二十多年了，在精神上卻只有四年，自然應該拿今天作我們的校慶。

傅斯年揭示他的辦學宗旨：「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是中國與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這一段宣示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及其針對性。

臺灣大學的前身是日據時代的台北帝國大學，由日本殖民當局創立於1928年4月，設文政學部與理農學部。1936年1月，增設醫學部。1937年4月，原台北醫院改制為台北帝大醫學部附屬醫院，1939年增設熱帶醫學研究所，1943年3月，增設南方人文研究所與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台北帝國大學之設立，原始目的係為配合日本帝國向南洋各地之侵略，作為日本帝國「南進政策」之學術基地。籌設台北帝國大學之中心人物，後來出任台北帝國大學第一任校長的幣原坦(T. Shidehara, 1870~1953)曾強調臺灣是日本帝國前進南洋之據點，在人文及自然科學研究上，均具有重大價值。19正因台北帝國大學之設立目的極具工具性，所以，設校之議初起之時，臺灣士紳及社會有識之士均群起反對。台北帝大設立之後，確實也以南方人文資源科學研究及熱帶醫學研究為其主要方向，而且台籍學生極少。

傅斯年針對台北帝大之工具性角色而痛下針砭，呼籲大學應重其自主性，並提出「敦品」「力學」「愛國」「愛人」與臺大師生共勉。20他引用斯賓諾沙(Benedictus de Spinoza, 1632-1677)的名言說：「我們貢獻這個大學於宇宙的精神」，21更是鏗鏘有力，將五四時代的精神完全重現於臺大校園。

2.通識教育的加強：

傅斯年的教育改革原則非常強調大學的專業訓練與通識(他稱為「通才」)教育之間，應取得平衡。他接掌臺大之後，有感於台北帝大之工具性過強，所以特別加強大學通識教育，對於大一共同必修科目的教育尤其重視。傅斯年說：22

我大膽向諸位先生提議，我們要在一年半之內，集中精力，改進本校各種通習科目，建設本校的教育制度，務使來校的學生，一進大門來，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們的普通課，教課之需要實習者，得到充分的實習機會，有富於教本參考書的閱覽室可用，有優良的助教改他們的卷子，國文和外國文的程度，一年之內頓然改觀。學生的求知慾，是應該加以鼓勵的。

．．．

以上所說的一般通習科目，包括在文學院的國文、英文、通史、邏輯；在理學院的數學、物理、化學、動植物、地質；在法學院的普通經濟學，法學通論．．．等。為充實這些一般課程，還要增聘不少的教授，這個辦法，與其謂為充實文理兩學院，毋寧謂為充實全校六個學院的基礎課程。

傅斯年在校長任內特別重視大一「國文」、「英文」、「通史」、「數學」、「化學」、「物理」等共同科目，並常常親自參加大一共同科目的教學會議。

傅斯年對臺大的通識教育的重視，與他本人的博雅的學識深具關係。傅先生同時代的友人或同事，對他的博學莫不稱譽有加。蔣夢麟(1886~1964)說：「孟真之學，是通學，其才則天才」，23程滄波(1903~1989)則說：「關於社會科學的範圍內，他夠得上『博大精深』四個字」，24屈萬里(1907~1979)曾轉述，傅斯年參加討論大一數學課程的會議之後，當時臺大工學院院長彭九生對傅斯年佩服不已。25傅斯年是一個典型的「五四人」，處事大有氣吞萬里之勢，為學則通博遠重於專精。他秉持五四精神，辦學自然特重大一共同課程的教育。

3.堅守學術專業，提昇臺大的師資水準：

1949年之後局勢動盪，臺大處於時代變局中，師資之聘任常受政治之干擾。傅斯年就任校長後，在答覆當時的「反共專家」葉青的公開信中宣稱：26

臺灣大學以前請教員甚濫，確是事實，但自我到任以來，提高標準，限制兼職，半年來進步甚多，現有國際知名之學者多人在內。我請教員，當然要依據標準，依據專業之精神，尤其是因臺灣大學各院系之需要而定，我若把臺灣大學作為「招賢納士」之處，那真對不起國家了。招賢納士與辦學不能合為一事，國家要如此，可以另設機關，學校若如此，必糟無疑。

在傅斯年任內，臺大辭退許多不稱職的專兼任教師，甚至因而得罪若干權力人士，引來各種打擊。1950年出版的《新聞天地》雜誌，曾對當時的傅斯年的處境有第一手的報導：27

傅斯年先生長臺大兩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學術獨立和尊嚴，擴大了研究空氣；但遭遇到最嚴重的打擊、攻訐、阻撓，種種的困難也在此。許多不學無術的黨棍子，想混進臺大；許多翻雲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兩年來明鎗暗箭，栽賍誣陷，就地打滾，集無恥之大成的各種手段，都對傅先生施用過。而傅先生英勇堅定地絕不為所動，貫徹自己主張，且與這些醜惡勢力對壘作戰。

這項報導中說傅斯年與「醜惡勢力對壘作戰」，當與當時實情相去不遠。傅斯年堅持學術獨立與學術自由，拒絕政治力干涉學術，確實奠定了此後臺大的自由學風。

4.推動自由選課制度，發展臺大各學院之特色：

傅斯年接任臺大校長之後，決定廢台北帝大時代之講座制度。他認為，台北帝大的講座制度是在一個教授之下附設一個研究室，這種制度源起於歐洲，但到十九世紀下半葉發展成為近代大學的制度。傅斯年認為，1950年代臺灣之時空環境都與十九世紀的歐洲大不相同，專家與通才無法兼顧，而且學生素質也大不相同，凡此種種因素都使戰前的講座制度難以繼續實施。28在取消講座制度之後，傅斯年為落實歐洲大學教學自由的精神，主張讓臺大六個學院依其學術特性而各自發展。各學院大一及大二修讀必修課程，文法學院三四年級則充分選修，理、農、工、醫等學院則參酌自由選課之精神排課，因為學生若無選課之自由，就不成其為大學。29

自由選課制度可視為傅斯年在臺大校長任內落實學習自由的重要改革措施。

四、結論

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傅斯年55歲的一生雖然不長，但卻像是劃過長夜的彗星一樣，在歷史上留下了燦爛的光芒。傅斯年的時代是政治動盪、內憂外患接踵而至的時代，在學術思想上則是中西新舊各種思潮激烈踫撞衝突的時代。傅斯年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扉頁快速翻動的時代中，留下深刻的足跡，其中以1929年春間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及1949年1月20日出任臺灣大學校長這兩件事，對二十世紀中國人文學術及大學教育影響最為深遠。

本文以傅斯年未滿兩年的臺大校長任內之改革理念及措施作為中心，分析傅斯年之大學理念、改革原則及其具體作為，我們可以看出：傅斯年心目中理想的大學近於歐洲的大學之典型，但是他的改革原則特別著重本國之具體社會文化脈絡，並強調專業訓練與通識教育的動態平衡。

傅斯年在臺大所堅持的學術自主、學習自由、各院系發展特色等等理念，在近半世紀臺大的發展過程中，都獲得不同程度的發揚。不但他與臺大師生共勉的「敦品力學，愛國愛人」成為臺大的校訓，他所提出的「貢獻這個大學於宇宙的精神」之理想，更是成為臺大人永恆的鄉愁！（2004年8月1日初稿）

作者：

*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合聘研究員。

**臺灣大學前校長，臺大經濟系名譽教授；元智大學管理學院遠東集團講座教授。

註：

1傅斯年，〈一個問題－中國的學校制度〉，收入《傅斯年選集》(台北：文星書店，1967)，第10冊，頁1703-1708，引文見頁1704。此文係〈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一文之簡要本，原刊於《中央日報》（39年11月29日，台北）。

2傅家故居大門兩側對聯：「傅臚姓名無雙士，開代文章第一家」，頗能道出傅家門風。

3國立臺灣大學前身係台北帝國大學，創立於1928年，有關創立台北帝國大學重要公文等史料，均收藏於日本東京之國立公文書館。

2004年4月臺大圖書館已將這批史料影印回台，並錄製光碟片儲存。1945年10月25日日本投

降臺灣光復以後，臺大第一任校長係羅宗洛（任期係1945年11月15日至1946年5月，5月校務由校務委員會維持至8月），第二任校長係陸志鴻（1946年8月至1948年5月），第三任係莊長恭（1948年6月至1949年1月），傅斯年於1949年1月就任第四任校長。關於早期臺大歷史，參看：黃得時：〈從台北帝國大學設立到國立臺灣大學現狀〉，《臺灣文獻》第26-27卷41期（1976），頁224-245；吳密察：〈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發展看台北帝國大學的設立〉，收入：氏著：《臺灣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歐素瑛：〈光復初期的國立臺灣大學（民國34-38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4期（1998年6月），頁51-90。

臺灣光復之初，原「台北帝國大學」之名曾有人主張改為「國立台北大學」，民國34年（1945）年11月10日，教育部以高字第57333號公函，提請行政院院會討論將「台北帝國大學」更名為「國立台北大學」，但經民國34年11月20日行政院第721次會議決議「通過，名稱應改為國立臺灣大學」，行政院秘書處並於34年11月24日以公函復知教育部。2003年教育部以台高（二）字第0910192456號函行文臺大，檢附民國34年12月15日高字第63242號代電通知『臺北帝國大學經部提請行政院會議改為國立臺灣大學已決議通過合電知照』之公文，可見1945年臺大係由「台北帝國大學」直接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國立台北大學」並未正式定名。以上資料已由臺大圖書館在「國立臺灣大學第2275次行政會議．貳．報告事項」中報告並列入記錄。

4 1949年傅斯年為臺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書一短幅，文曰：「歸骨於田橫之島」，頗見其決心。

5傅斯年，〈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收入《傅斯年選集》，第10冊，頁1721-1771。以下引用本文時簡稱〈批評〉。

6傅斯年：前引〈批評〉，頁1746。

7傅斯年：前引〈批評〉，頁1749。

8參看：徐輝、顧建新譯：《大學的理想》（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原著：John Henry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1)；徐小洲、陳軍譯：《大學的使命》（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原著：Ortega Y. Gasset,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London: Kegan Paul, 1946)；徐輝、陳曉菲譯：《現代大學論－美英德大學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原著：Abraham Flexner, Universi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9傅斯年：〈臺灣大學選課制度之商榷〉，收入：《傅斯年選集》，第9冊，引文見頁1516。

10傅斯年：前引〈批判〉，頁1725-1726。

11傅樂成：〈先伯孟真先生的日常生活〉，《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1日，後收入：《傅故校長哀輓錄》（台北：國立臺灣大學，1951），頁13-15。

12同註1。

13〈批評〉，頁1754。

14〈批評〉，頁1756-1757。

15〈批評〉，頁1758。

16〈批評〉，頁1761。

17〈批評〉，頁1761。

18傅斯年：〈國立臺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演說詞〉，收入《傅斯年選集》，第9冊，引文見頁1573-1574。

19參看：幣原坦：〈臺灣の學術的價值〉，《臺灣時報》大正12（1923）年12月號。

20這八個字後來成為臺大校訓。

21傅斯年：前引〈批判〉，引文見頁1578。

22傅斯年：〈國立臺灣大學三十七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校長報告〉，收入《傅斯年選集》，第9冊，引文見頁1490。

23蔣夢麟：〈憶孟真〉，《自由青年》第8期。

24程滄波：〈記傅孟真〉，《新聞天地》第156期。

25屆萬里：〈敬悼傅孟真先生〉，《自由中國》4卷1期。

26傅斯年：〈傅斯年校長的聲明〉，收入《傅斯年選集》，第9冊，引文見頁1497。

27《新聞天地》105期〈週末隨筆〉。

28傅斯年：〈臺灣大學與學術研究〉，收入《傅斯年選集》，第9冊，頁1535-1552。

29傅斯年：〈臺灣大學選課制度之商榷〉，收入《傅斯年選集》，第9冊，頁1515-1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