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著名文學家Italo Calvino(1923-1985)生前留下一份談文學的遺稿,後來編輯整理為《給下個千禧年的備忘錄》(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 1988)。這本書第一章的標題是<Lightness>,直譯是「輕/輕盈」(義大利原文:leggerezza),實際探討的內容則是,面對生命不可逃脫的沉重、晦暗、與鬱塞,當人感受到整個世界彷彿進入緩慢的石化過程,文學如何「舉重若輕」?
在這一章裡,Calvino 特別以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十日談》(Decameron, 1353)裡最著名的故事人物──圭多•卡瓦康提(Guido Cavalcanti, ca. 1259 -1300)──來說明什麼是好學深思的文學家「輕盈」的典範。
薄伽丘將圭朵•卡瓦康提在西班牙朝聖途中差一點被謀殺的真實遭遇,改編成書中一則反映當時佛羅倫斯黨派傾軋亂鬥的嘲諷故事(第六天,第九則):
有一天,圭朵適巧從聖麥可庭園教堂(Orsanmichele)出發,沿著他常走的阿迪馬利路(Corso degli Adimari)要到聖約翰洗禮教堂(San Giovanni)。當時洗禮教堂週邊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大型墓碑,都是用大理石做的(現在已經移入主教座堂),也還有不少斷垣殘壁。當圭朵在那些斑岩砌成的石柱、大理石墓碑、與大門緊閉的教堂之間徘徊時,貝托(Betto Brunelleschi)先生與他的同伴騎馬經過主教座堂,窺見圭朵在教堂附近的墓碑間閒步,便說:「我們過去騷擾他,掀起個風波來鬧他。」接著,這群人便催馬前行,逕向圭朵面前衝去。當圭朵方才意識到,這群人已經大搖大擺出現在他面前,並向他說:「圭朵,你拒絕和我們同夥,但你自己看看,即便你真的發現上帝不存在,那又怎麼樣?!」圭朵一看被他們擋住了去路,機警地回答說:「各位先生,在你們自己家裡,你們想對我說什麼都無妨」。接著他將手放在一塊大墓碑上,以敏捷的身手縱身一躍,跳到另一邊,然後揚長而去,就這樣擺脫了這群人。
Calvino讚美薄伽丘,透過圭朵•卡瓦康提以輕盈的一躍跳離被蓄意騷擾的困境,塑造了文學史上典範人物的形象,這樣的典範足資作為下一個千禧年文學的榜樣:圭朵雖然對如何排解人世紛爭深懷抱負,但卻也懂得以矯健的輕盈超越世俗橫逆,因為噪音、攻擊、加速、咆哮都屬於死亡的領域──這也就是何以他會說,墓碑所在的墳地是貝托那群人的家。
Calvino盛讚薄伽丘為圭朵•卡瓦康提打造了永垂於世、鮮活的詩人形象──深諳人世難以逃避之重,卻不為所困,能輕靈以對;而且在脫困的同時,還有從容的餘力凸顯文學語言的特殊性。
從義大利文學史來看,薄伽丘寫的這則諷喻故事(novella),最關鍵之處在於故事的結尾:
貝托先生轉身向他們說:「聽不懂他說的話,你們真是蠢蛋。他表面上客客氣氣,卻用短短幾句話把我們大大挖苦了一番。….. 他說,這些墳墓是我們的家,就是說,跟他與其他有學問的人相比,我們和那些無知、不識字的人(idioti e non litterati)一樣,比死人還不如。因此他說,這裡就是我們的家。」
自從大家了解圭朵話中的寓意,就不曾再騷擾過他。從此也將貝托先生視為心思細膩通達,懂得解讀話中機鋒的紳士。
貝托在對方才聚眾鬧事的那群人解釋圭朵話中之話時,將有形的肉體死亡引申到無形的心靈之死,如此一來,圭朵對騷擾他的人所做的嘲諷被提升到文學託寓 (allegory)的層次,貝托也藉此巧妙地變身為有知識能力對文學託寓進行詮釋的人。[1]如文化史學者Stephen Greenblatt在<什麼是文學史?>一文指出,「在這則故事裡,只有識字、懂文學的人,才算真的活著」(only the lettered, in this account, truly alive)。[2]換言之,跟重視道德倫理心靈的但丁(Dante Alighieri)相較,薄伽丘看輕的,是對文學、文化一無所知的人。
在高舉圭朵•卡瓦康提作為詩人典範的同時,薄伽丘不做聲色地將過去認為好的文學與文化是用拉丁文創作出的刻板印象翻轉了過來。因為圭朵•卡瓦康提正是以當時城邦政治為背景,用佛羅倫斯鄉土母語(vernacular)寫下新穎詩作的重要先驅人物,他也是義大利文學史上第一位具有重量級份量的詩人。圭朵不僅推動了13世紀用鄉土母語寫抒情詩的新風潮(「新甜美風」,“dolce stil nuovo”);更被但丁視為自己文學創作路上的導師。但丁在早期用佛羅倫斯語寫成的著作《新生》(Vita Nuova, 1295)一書裡,稱圭朵為「我第一個朋友」。
換句話說,透過圭朵縱身一躍的故事,薄伽丘也在文學史上巧妙地縱身一躍,擺脫只有拉丁文這個大墓碑才算正宗文學語言的牽制。透過樹立圭朵•卡瓦康提在文學史上的形象與地位,薄伽丘也為用鄉土母語進行的文學書寫,樹立了永恆定錨的所在。
註:
[1]Martin Eisner, Boccaccio and the Invention of Italian Literature. Dante, Petrarch, Cavalcanti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Vernacul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04-107.
[2]Stephen Greenblatt, “What Is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Critical Inquiry 23,3 (1997): 460-481, here p. 463.
花亦芬小檔案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學士,德國科隆大學藝術史碩士、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中古晚期至近現代宗教史、社會文化史與藝術史跨領域研究,以及現代德國史、史學思想史。曾獲國科會傑出學者養成計畫獎助以及國立臺灣大學全校教學優良獎,曾任《臺大歷史學報》主編。 譯有《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2007 出版,2013 修訂二版)。專書著作:《藝術與宗教──義大利十四至十七世紀黃金時期繪畫特展圖錄》(2006)、《林布蘭特與聖經──荷蘭黃金時代藝術與宗教的對話》(2008)、《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2016)、《像海一樣思考──島嶼,不是世界的中心,是航向遠方的起點》(2017),以及論文近三十篇。
圖說:
圖1:
Giorgio Vasari, Six Tuscan Poets. 1554.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 Minneapolis, MN, USA.
前景中間穿著紅色衣袍的是但丁,站在但丁背後、與他直接面對面的是圭朵•卡瓦康提。圭朵指著書在談話的手勢,像是正在給但丁一些指引。但丁右手邊穿著修士服的是佩托拉克(Francesco Petrarca)。站在但丁身後,面向佩托拉克的是薄伽丘。Vasari利用這四位桂冠詩人形成的圓周,點明義大利文藝復興文學發展四位最重要的核心人物。
左上角另外兩位是Marsilio Ficino(1433-1499, 左邊)與Cristoforo Landino(1424-1498/1504, 右邊),他們是文藝復興時期以上四位桂冠詩人作品最重要的詮釋者。
圖片出處: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Italien_humanists_by_Giorgio_Vasari.jpg
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asset/six-tuscan-poets/tAEjO0AZRz5F7A
圖2:作者小檔案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