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考上臺大。註冊之後，我開始去拜訪一些老師。記得當時看的有余又蓀、方豪、夏德儀、楊雲萍等人。我有一個朋友讀電機系，但是卻與姚崇吾教授相識。因此他就也帶我去看他。

當時談了些什麼，我大多已經忘了，只記得兩件事：第一個是他問我讀完《資治通鑑》沒有。說起來慚愧，我就是到今天也沒有從頭到尾一個字、一個字、讀完它。至於當時那就更不用說了。另外一個話題是李約瑟（Joseph Needham）所寫的《中國科學與文明》。姚先生指著他客廳架上四冊臺灣翻印的這部名著對我說，西方人開闢的這個中國科學史新課題，研究非常深入，令人欽佩云云。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李約瑟的名字。

李約瑟是中國科學史研究的開山祖師。他之前西方人寫中國科學史上的零星課題的固然有，例如古代中國的天文知識等等，但是李約瑟無疑是最有系統的先鋒。他本人是生物學者，在劍橋大學早已經成名，擔任教授（Reader）。但是他中年以後竟然發憤研究中國科學史，主要是因為在第二次中日戰爭時應邀來中國考察科學教育。他利用這個機會順便勘查傳統中國的科技。他發現中國有非常悠久而獨立於西方的科技傳統，於是他就決心有系統地研究中國科學史。由於他對西方科學發展的歷史瞭如指掌，所以他常常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做出嶄新的解釋，開闢研究的新途徑。於是他就這樣地隻手建立了中國科學史的領域。

記述他的成就、科學思想、及私人生活的已經很多。下面我只寫一些我個人與他交往的回憶。說起來也是命運捉弄人，因為我在美國讀書的指導教授是領頭反對李約瑟的名漢學家芮沃壽（Arthur F. Wright，有時也翻譯為瑞德），所以我早期對李約瑟不免也有一定的看法，認為他不是正統的中國研究學者。芮老師認為了解中國一定要承續傳統漢學家的研究途徑，接受他們的研究方法與成果。李約瑟半路出家，帶著西歐科學史的眼光，往往產生偏頗的認識，不足為訓。換句話說，大部分當時的漢學家都認為中國的歷史經驗有它自己的基礎和關心的根本課題，用西方的經驗來與中國相比是不對的。

李約瑟認為中西文明都有共同的關心，科學的研究和發展只有先後的差異，沒有根本的不同。用一句比較學術性的話來說，那就是人類只有一個共同的歷史，大家都會經歷相同的途徑。李約瑟這樣的態度反映了維多利亞時代的進步史觀，但是在20世紀，人類經歷了兩次大戰，這種樂觀已經漸漸被拋棄。但是李約瑟堅信科學是人類文化的中心價值，東西社會都一樣。

我的老師雖然對李約瑟的科學史觀有所批判，但是對於他所做的各樣研究以及蒐羅的許多資料還是採取肯定的態度。所以他在死前不久去劍橋大學時，還是去看了李約瑟，並且答應繼續替他的研究計畫及出版籌錢。李約瑟的《中國文明科學史》由劍橋大學出版。它的編輯排印非常複雜：不只使用的文字多達十幾種，裡頭還經常使用各樣的科學符號及公式，更常常要複製相片圖表，需用的人力及經費難以想像。我的老師答應幫忙籌錢，這是非常令人佩服的學者風範。

但是李約瑟對於芮先生的批評一直不能釋懷。1978年他到香港中文大學主持錢賓四講座，結果還是在出版的序中寫下了這些話：「有的人雖然是好朋友，但是因為研究佛教，態度消極，對人類的科學文明感到悲觀」（大略如此）。這當然是指我的老師，因為芮沃壽早年成名的著作是《中國歷史中的佛教》。我的老師當時已經過世，所以無由作答。不巧那一年我正好休假，在史坦福大學作研究，所以並沒有當面見到李約瑟，也無法與他商榷這些事。

再過幾年他又來香港。香港的無線電視（TVB）邀請他接受訪問。並請了香港大學的何丙郁教授出席與談。何先生很好意，說他與李約瑟對談已經很多次（何先生曾經長年與李約瑟合作），所以推薦了我去與李先生上電視。這下我終於有機會見到李約瑟本人，並與他一起上電視。他告訴我說當年來中大時，發現有一個芮沃壽的學生，原來就是我。不過他還是堅持自己對科學發展的樂觀態度。主播倒是問了他一個比較尖銳的問題，就是他是不是還持＂粉紅色”（pink）的思想。他當時顯得很不愉快。所謂＂粉紅色”就是指共產黨的同情者。在50年代 西方很多知識分子對西方基督教文明感到失望，對共產主義產生幻想。羅素是一個有名的例子。李約瑟也是如此。他們都曾被美國移民局列為不許訪問美國的人物。所以主播會問他這個問題。我在訪談之後跟他說我知道他其實是與德日進（Pierre Telhard de Chardin）的思想接近。認同“上帝的愛能（love energy）”的想法。對世界的終結是愛能的完成有所憧憬。這下他才釋懷。我會這樣對他說，實際上也是因為我知道他晚年對德日進非常喜歡。因此才藉機這麼提起來（有關德日進我也曾在這個專欄提過。請看2013年第87期。）

1981年下旬我突然接到奧地利薩爾茲堡（Salzburg）大學的來信，邀請我去發表論文。那一年我才36歲，竟然會收到這樣的邀請，自然感到非常意外。我還擔心是甚麼詐騙勾當，因此把邀請函放了一個多月沒有回答。後來好友李金銓教授建議我去問清楚：如果是規矩的單位發出來的，那麼接受它何樂而不為？我想了也對，因此就回信去詢問詳情，結果發現他們不僅邀請了我，也邀請了兩位東京大學的知名教授。我當然就接受了。我寫了一篇有關宋代兒童觀的論文。這是全世界有關中國傳統兒童觀的第一篇論文，內心十分驕傲。我對於他們為甚麼會邀請我感到很好奇，一問之下，竟然是出自李約瑟的推薦！薩爾茲堡大學本來是想邀請李約瑟本人，但是他卻推薦了我，這是何等的光榮！後來我寫了一封信向他道謝。現在這封信已經整理編號，收在劍橋大學中國科學史研究所的檔案裡。

於是在1982年的六月，我第一次到了歐洲。在山明水秀的薩爾茲堡大學發表論文，開展了我人生另一個新的旅程。

我個人研讀李約瑟的東西，從火炮到鑄鐵、到中軸舵、到羅盤、到朱載堉、到長生學（macrobiotics），不一而足，受到很多啟示，每每被他淵博的學問所折服。有一次我查有關漢代人桓譚的事，在英文的維基百科全書看到說桓譚是人類史上第一個提到壓穀機（trip hammer, 桓譚稱之為“碓”）的人。這個說法就是根據李約瑟的研究。它是歷代中國注家所不能做到的事。我不敢說李約瑟一定對，但是它令人興奮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其他還有很多有關他的思想很值得談，就留待將來吧！（2018年四月16日於紐約華萍澤瀑布）

李弘祺小檔案

歷史系畢業（1968），當完兵後就到耶魯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並於1974年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1991年，轉到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任教，於該校榮退。2007年回到臺灣，在交通大學負責通識教育的工作，並出任該校的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同時也創立該校的人文社會研究中心。2011年起應聘到清華大學擔任講座教授。

李教授長年研究傳統中國教育史，著有《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及《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兩書都同時有中、英文版），以及其他中英文著作，內容涵蓋中西文明之交流與比較，史學之本質與目的等課題，是一個典型的讀書人。李教授曾多次回國在本校擔任客座教授及講座教授等職，也是東亞文明中心的首任主任。在香港及紐約時熱心參加校友會的活動，1992年後曾任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理事多年。

圖說：
圖１：李約瑟教授。李氏雖然是科學家，但是還是持守聖公會信仰。他認為莫爾（Thomas More）最足以稱為中國人所謂的＂君子＂。
圖２：芮沃壽得到1953年古耕翰學術獎的正式照片。
圖３：由傅斯年介紹，幫助李約瑟研究數十年的魯桂珍教授。1987年兩人終於結婚。1991年過世。我與李約瑟一齊上電視時，魯女士也在一起。
圖４：《中國科學與文明史》在李約瑟死後繼續出版。現在已經出版7卷25冊。
圖５：何丙郁院士也曾長期參與李約瑟的研究工作。他在晚年的回憶錄中也提及芮沃壽替李約瑟基金會籌款的事。
圖６作者小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