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羅倫斯的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故居紀念館（Casa Buonarroti）文獻室裡，收藏著米開朗基羅從1524年3月至1525年8月每週固定親手寫下的助手工作日數表，是他每週發薪的紀錄。在這段期間，米開朗基羅在佛羅倫斯專心創作梅迪西（Medici）家族委製的梅迪西家族禮拜堂（Medici Chapel）雕像（圖1），並負責設計、監造羅倫佐圖書館（Laurentian Library, 圖2）。

圖1：佛羅倫斯梅迪西家族禮拜堂新聖衣室。 

圖2：羅倫佐圖書館（Laurentian Library, Flo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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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開朗基羅不僅是不世出的藝術奇才，也是傑出的藝術行政總監。在他的故居紀念館文獻室裡，收藏著許多他親手寫下來的帳目資料，讓後世的我們得以從另一個面向清楚看到，這位在雕刻、繪畫、建築三個領域都留下曠世鉅作的藝術大師，儘管脾氣火爆，性情上卻也有相當溫暖、慷慨的一面，因此有不少優秀匠師願意長期跟隨他工作。

尤其當他成名後，承接的都是大型創作案，不管在羅馬或是佛羅倫斯的工作坊裡，米開朗基羅聘任的助理人數都不少。這與電影《萬世千秋》（根據美國作家Irving Stone的小說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 拍攝而成）極力想將他刻劃為孤獨的創作天才大不相同。成名後的米開朗基羅一直是帶著人數可觀的助理一起工作。他對助理的素質相當挑剔，然而，一旦獲選進入他的創作團隊，他待助理如同家人，幾乎認得每一個人。

米開朗基羅其實不必事必躬親到親自登錄助理的發薪紀錄。一直有不少人勸他，這種事找個做事細心牢靠的人代勞就好。但在這方面，他像個傳統的工作坊工頭或領班，不僅明細寫得清清楚楚；有時為了節省紙張，甚至還會把一張紙用來寫兩週的紀錄（圖3）。

圖3：米開朗基羅手寫的助理發薪表（1524年5月7日與14日）。
引自：William E. Wallace. Michelangelo at San Lorenzo. The Genius as Entrepreneur, p. 108.

從1524年5月7日與14日那張記錄表（Archivo Buonarroti, Florence, I. 39. 圖3）來看，5月7日（週六）那天，米開朗基羅發薪水給19名匠師，那一週他們每人工作4個整天；5月14日發薪那一週，每人則工作6個整天。在名單下面，米開朗基羅還寫下，每個人的日薪是20 soldi（20 soldi可換算為當時的1里拉lira。7里拉＝1佛羅倫斯金幣florin）。付員工薪水的錢是從Saviati銀行付款部經理Giovanni Spina處獲得，這些員工的工作是協助他雕刻梅迪西禮拜堂新的聖衣室（sacristy, 圖1）裡羅倫佐（Lorenzo de’Medici）與朱利亞諾（Giuliano de’Medici）兩位公爵的雕像。

從其他資料還可以看到，名下有房產的米開朗基羅也喜歡把自己在郊區的房子以低廉的租金租給外地來的員工，一個月房租只要30多soldi，不到一天半的日薪。

隨著米開朗基羅的工作量越來越大，需要聘僱的助手也越來越多。尤其自1525年3月起，他同時負起設計、監造聖羅倫佐圖書館的任務，需要的人手一下子大增。他在這段時期總共聘僱了168名刻石匠師，4名專門鋸大理石的工匠，3名金屬工匠，以及3名雜役工人。有趣的是，米開朗基羅依然堅持自己親手寫員工發薪表。根據1525年6月23日的紀錄，他用鵝毛筆在兩張紙上，密密麻麻（別忘了，不時要沾一下墨水）寫下了104位助理的名字，以及他們個別的工作日數（Archivo Buonarroti, Florence, I, 62, folios 2 verso-3 recto. 圖4）。

圖4：米開朗基羅手寫的助理發薪表（1525年6月23日）。
引自：William E. Wallace. Michelangelo at San Lorenzo. The Genius as Entrepreneur, p. 109.

終於有一天，米開朗基羅難以再挪出時間來抄寫這麼冗長的助理名單了。從1525年8月6日起，他把這項工作轉交他人來負責。

從另一個面向來看，米開朗基羅助理發薪名單上的名字，提供我們瞭解文藝復興時代歐洲人姓名及其社會文化關係的寶貴資料。整體而言，根據男性聖徒之名來命名的名字，如Giovanni（John）, Pietro（Peter）, Raffaello（Raphael），是當時一般人相當愛用的「菜市場名」。除了名字外，還有不少人是以「綽號」或「暱稱」被登錄上去。例如：1525年5月21日的發薪單上，有兩名員工的名字是寫著「左撇子」（el Mancino）與「美麗的臉頰」（el Belle Gote）。根據藝術史學者William E. Wallace的統計，在米開朗基羅為梅迪西禮拜堂與聖羅倫佐圖書館工作期間，約有1/3至1/2的助手名字是用綽號或暱稱登錄的，其中不乏帶著諧謔、甚至含有當時社會偏見的稱號，如神父、修士、教士、黑人、土耳其人、敵基督者……等等。

直到17世紀，歐洲人才普遍有「姓」。在此之前，很多人都只是在出生後接受洗禮時，根據出生時的聖徒紀念日（saint feast day）或是長輩崇敬的聖徒之名獲得自己所屬的「教名」（Christian name）。他們一生的紀錄大概也就出現在自己所屬教區教堂對他們出生、結婚、死亡簡短的紀錄上。相較之下，佛羅倫斯在這方面有許多其他的豐富史料。除了自13世紀初起，各行會（guild）有自己的會員名冊外，1427-1430年間，佛羅倫斯對自己統轄區域進行了相當徹底的人口與稅收普查（catasto）。當時填報資料的家戶數有60,000戶，共包含260,000人。從戶長的名字來看，其中男性約有53,000人，女性約有7,000人。這些資料提供我們瞭解當時人姓名極為難得的史料。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人人在出生時都得到一個「教名」，但是這個「教名」不一定跟著這個人一輩子；此外，當時人還不時喜歡更改自己的名字。如1225年佛羅倫斯絲織業行會的名冊上，有人乾脆把自己的名字登記成「無名氏」（Senzanome, 英文”without a name”）。在其他資料上，也可看到，有人登記的名字是「喝酒的」（Trincamusta, 英文“wine-drinker”）、或「半個鄉下人」 （Mezovillano, 英文”half a peasant”）。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中古時代的人還有很多其他取名來源（例如，文豪但丁的名字Dante或是聖方濟的名字Francesco，與基督信仰無關；有些名字的意涵則類似於中文的「來福」Benvenuto, Bencivenni）；不一定一板正經，而且不時會更動。

15世紀以後，隨著佛羅倫斯發展成當時歐洲的商業與藝文重鎮，規規矩矩用一個正經的基督教名字來代表自己日益成為趨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當時人對古希臘羅馬歷史文化的研究興趣日增，卻很少反映在名字的選用上。根據1427年佛羅倫斯人口普查所收錄的名字來看，前15個男性最常用的名字裡有13個取自男性聖徒之名。此外，還常出現類似像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這個名字的組合方式──結合大天使Michael之名再加上Angel（天使）一字。為什麼15世紀的命名會產生跟13世紀不一樣的趨勢呢？從目前的研究來看，應該與邁向都會化的過程中，公部門越來越希望公民用「正經像樣」的名字來稱呼自己，而且也開始立下規範要求不可隨意改名有關。另一方面也可能有越來越多人希望透過採用與聖徒相關的名字，來讓自己在各方面獲得比較多的庇佑。換句話說，在日益都會化的生活裡，有不少人在心理上越來越期待從宗教信仰上獲得有形或無形的支撐。這樣的現象也清楚表現在離佛羅倫斯不遠處的一個小鎮Pistoia。歷史學者David Herlihy就指出，1219年，Pistoia最常採用的男性「菜市場名」，前20名裡，只有5個是從基督教聖徒之名而來；但是到了1427年，根據當時填寫的人口普查資料來看，前20個「菜市場名」裡有18個是從聖徒之名而來。

米開朗基羅所寫的助理發薪表反映出來的，是一群與採石、石雕相關的職業社群之名，這些匠師的名字與基督信仰相關的，比例沒有超過一半；但是，比起中世紀來，採用聖徒之名作為自己名字的比例已經增加不少。

從以上所談的這些現象可以讓我們看到，13世紀的佛羅倫斯人並不像一般所想像的那樣「中古」、那樣「基督教化」；同樣的，15世紀、16世紀初的佛羅倫斯人（包括從周邊城鎮來此工作者），也不像一般所想像的「文藝復興」那麼地「世俗化」。

傳統的歷史教育喜歡把不同時期的歷史貼上標籤，像是生物標本般分門別類有著清楚的框框架架，然後在這些既定框架上繼續建立論述。20世紀上半葉的史學尤其喜歡透過這些分門別類好的標籤來談論「東西文化差異」、或是「歷史分期」的問題。這些做法都缺乏好好去反省這些被操作得很「理所當然」的標籤本身是否有不少問題？也沒有去看到，這些標籤當初在被創造時，背後往往有著為了鞏固「我者認同」（不論是出於國族意識、還是假學術之名的意識形態建構），刻意去刻板印象化「他者」的企圖。

圖5：米開朗基羅留下的「未完成作品」：聖羅倫佐教堂（San Lorenzo, Florence）的正門牆面。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3ASan_lorenzo_Facciata.JPG

如果我們願意用更開闊的眼光回頭好好細看各種時空下人的存在，應該可以看到許多異於傳統刻板印象的活潑歷史。只有跳脫教條式被分類好的歷史詮釋框架，我們也才有機會看到，各式各樣的人究竟如何在當時的生活處境下真實地活著？他們如何在有血有肉的奮戰與困頓之間擺盪、徘徊，如何不斷尋找可以安頓自己的空間、開創自己認為值得肯認的生命意義？

只有當我們願意用開放的心態重新看歷史時空裡真實活過的人，我們才有足夠的彈性看到為創作苦思的米開朗基羅，如何在百忙中，每星期仍不厭其煩地填寫助理發薪表。此外，也才能跟進一步讀懂他在1522年所寫的一首詩。在詩裡，這位被視為不世出的「文藝復興通才」，藉由「廣闊的大海」、「渴慕的靈性高峰」、以及「回不去的生命原初」三個意象，清楚說出自己作為一個凡人行於人世時，常常深刻體悟到的無限與有限：

大海與山，伊甸園門前躍動著火焰的劍：
這些一起交織出我所存活的世界。
（Il mare e ‘l monte e ‘l foco colla spade:
in mezzo a questi tutti insieme vivo.）

參考資料：

[1]David Herlihy. “Tuscan Names, 1200-1530.” Renaissance Quarterly 41,4 (1988): 561-582.
[2]William E. Wallace. Michelangelo at San Lorenzo. The Genius as Entreprene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花亦芬小檔案

臺大歷史學學士，德國科隆大學藝術史碩士、博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中古晚期至近現代宗教、社會文化與藝術史跨領域研究，以及近現代德國史與史學史。曾獲國科會優秀年輕學者獎以及臺灣大學全校教學優良獎，2012-2014年任《臺大歷史學報》主編。譯有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7初版，2013年第二版），以及《藝術與宗教—義大利十四至十七世紀黃金時期繪畫特展圖錄》（臺北：輔仁大學，2006年），《林布蘭特與聖經──荷蘭黃金時代藝術與宗教的對話》（臺北市：三民書局，2008），《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臺北市：先覺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