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30年過去，猛然回頭，法學院竟如此陌生。

越過30年的山峰起伏，重返大學。我記得當年從法學院搭0南公車可到總區，卻無法描述法學院大門石柱的模樣。我記得有一天課間休息，小偷潛入教室，摸走了我唯一的千圓鈔票，無法看醫生，卻從未追究過法學院紅磚教室的來歷。我記得法律系的教授有最高法院院長和好幾位大法官，彷彿半個司法院，其中，陳樸生大法官的「刑事訴訟法」課，湧來許多陌生臉孔，桌椅滿到走廊、拱廊下，上進的心伸長脖子、穿過木窗，目不轉睛，緊追陳大法官的唇語。我卻不知道90年前，同樣的教室裡，有北京人教北京話，有英國人教英文，而和我們一樣抱著書穿過拱廊下的，則多是說著日文的日本人學生。

法學院並非這片校區的原始主人，也非臺大前身臺北帝國大學的一部分，在日本統治臺灣的年代，此地為「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我在法學院一千多個日子裡，完全不知道這些事，好像也沒有人想要告訴我們這些事。

現在，彎過水池邊，兩步石階踏上，迎面的教室牆上貼著簡要的海報，幾個字和幾個箭頭，說明了臺大法學院的身世，看來簡單，卻是光陰的座標，學生在校園漫步，知道自己正站在時間流裡的哪一個點；也是一條繩索，可以抓住，游過時間的河，到達同一空間的另一個彼岸。

當然，這個學校的故事不是一張小布告可以容載。

1919年，臺灣總督府創立高等商業學校，最初有校無舍，借棲在總督府內，現今徐州路這邊還是大片空地，直到1922年3月，高商的「第一教棟」（今前排教室）完工，校景才初露容顏。

「臺大法學院」現為臺北市定古蹟，包括行政大樓及其中的大禮堂、兩排二層樓教室，文化局現有資料記為「均完成於1919年」，顯然不甚正確。依臺北高商的沿革誌，臺大法學院各古蹟是分批建成，「第二教棟」（後排教室）緊接在前排之後，1922年底完工。「本館」（今行政大樓）1925年3月底落成，比教室晚了兩年多。

法學院裡，警衛室也散發著日本時代的風情。這座小巧典雅的木造建物與本館同時完工，當時稱之「守衛所」。

第一棟教室剛完工不久，一位臺北高商教北京語的老師站在新樓前，仰頭欣賞，肚子裡同時打起詩稿；1922年4月底，他在報上寫了一首「高商校舍落成感賦」的七言絕句詩，由此也可推知，臺大法學院古蹟建成時間非如目前官方資料所記的1919年。

一個商業學校，有商業簿記、財政學，甚至法學通論的課程，都屬當然，但臺北高商開了北京語的課，倒是教人好奇。

這位為校舍完工作詩的北京語老師叫王德欽，非常年輕，1921年進高商教書時，才25歲。他本是長於北京的旗人，小的時候，父親到福建當官，他跟著住下來，懂漳州泉州話，彷彿半個福佬人，在福建早擔任過北京話的老師。

王德欽22歲那一年來臺，落腳臺中，開館授課。後經大稻埕一家公司引介北上，教室設在「新店尾街」（今民生西路和寧夏路口一帶）的天主教堂裡，就是靜修女中對面的天主教主教座堂。

據報紙說，王德欽的學生有日本人、也有臺灣人，「就學者眾。數月之間。便能會話。」學生之中，有曾任臺灣電力會社的日本籍副社長角源泉，也有位赫赫有名的臺灣商紳－許丙。王德欽即因許丙才進入臺北高商教書。

許丙原受雇於臺灣第一豪族板橋林家，擔任林熊徵一房的「家長」，負責收租種種財務，長袖善舞，交際能力過人，最後被封貴族院議員，與舊老闆平起平坐。小說家東方白在回憶錄《真與美》裡，曾描寫許丙出門總是戴禮帽、拄拐杖，金口不易開，連對幫自己拉車的私家司機（即人力車夫）也一樣，想右轉，就用拐杖敲右輪，想左轉，就敲左邊輪子。

許丙有個知名的孫子許博允，創辦新象，30年前為臺灣音樂沙漠帶來綠意。雖然祖父許丙輪廓鮮明、五官立體，但許博允略帶異國風情的容貌，其實來自祖母葉白，她是一位來淡水的英國籍船長的女兒。

許丙和老闆林熊徵是最早打高爾夫球的臺灣人，也是淡水高爾夫球俱樂部的第一批臺籍會員。據許丙的回憶錄指出，他常去總督府拜訪球友石井光次郎，石井時為秘書課長，因而認識了調查課長片山秀三郎，時有「歡談」。片山後來出任第一任高商校長。

此時，許丙的老闆林熊徵開辦華南銀行，常往上海、廈門募資，許丙隨行，深知情意要相通，必也先通言語。臺灣商人雖書寫中文無礙，中國官話卻完全不解，於是，他向片山秀三郎校長強調設北京話課的重要性，建議應設「北京官話講座」。商校接受此議，並詢問授課老師，許丙便推薦了自己的老師王德欽。

高商授課之外，王德欽在華僑組織「中華會館」及家裡都開過班。家裡的班，人數不限，反正一整班的束脩要30圓，學生再行分攤。30圓不少，比基層公務員的薪水都多。

1930年代初期，臺灣揚起北京話學習熱，似乎讓王德欽更搶手。1931年，滿洲國新立，吸引各地人進去尋找機會，山東人去，臺灣人也去，賣茶、開醫院都有。臺北商工協會會長陳清波去了一趟滿洲，回來就說臺灣茶、蔬菜水果都可外銷滿洲，正是臺灣人「絕好活躍之時」，但有心去的必須學北京語和漢文。1936年，王德欽曾針對要前往中國東北和華北發展的人，編出3個月就能通北京話的社交商用教材，在夜間上課。

王德欽是臺灣的華僑界要人，華僑慶祝雙十節的聚會，王德欽是朗讀賀電的那個人；中華民國第一位駐臺總領事林紹楠來台履新，華僑界熱烈迎接，一上岸，林紹楠跟三位代表握了手，王德欽也是其中一個。王德欽也關心鄉親，曾經有福建人在大稻埕租房子開鞋店，生意不好，難以度日，自殺三次而死，身後窮得無法入葬，王德欽出錢幫忙料理後事。

除了北京語，日本時代的臺北高商也是英語重鎮。臺北高商的英文課長期聘請英國籍教授擔綱，另有一位日籍英語教席石崎政治郎，則畢業自美國堪薩斯大學。有位英文老師曾經在抗日活動裡軋了一角。

日本政府對臺灣人吸鴉片的惡習，原先採取漸禁的辦法，只賣鴉片給領有牌照許可的癮君子。但到1929年世界經濟恐慌，為解決財政困難，傳出要在臺灣自種罌粟花，還要放寬許可，讓無牌的秘密吸食者合法化。結果，2萬5千人搶著去登記，吸鴉片的人反增不減。蔣渭水於是找張月澄想辦法，他們馬上拍了最急件的國際電報向日內瓦給國際聯盟控訴。此計奏效，總督府氣得跳腳，被稱為日本時代「非武力抗日打得最漂亮的一仗」。

國聯代表如救難神仙一樣到了臺北，但是，他們不懂中文日文，必須給英文版的說明書。當年，擅英文的臺灣人有限，所以，張月澄草擬後，為求慎重，他還去找一位英國朋友，幫忙校對了一遍。這位偶然在漂亮抗日仗軋了一角的英國人，就是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的英文老師。

1931年元月18日，首次舉辦臺灣中等學校「英語雄辯大會」，有臺北第二師範、臺北高校（校址在今台師大）、臺北一中（今建中）、北二中（今成功中學）、臺北工業（今臺科大）、基隆中學、新竹中學、臺中商業和臺北高商等9校參加。比賽地點既選在臺北高商的講堂（即法學院大禮堂），冠軍獎盃也由臺北高商抱走。

臺北高商的故事還很多，出身此校的臺籍學生不少，許多在戰後初期位居商界要職，像永豐公司（永豐金集團的早期公司）的總經理胡自瓶、華南銀行總經理高湯盤等人，丁瑞鉠則擔任過大同和台塑的副總經理。臺北高商畢業生跟戰後初期台灣商業活動的關係，值得探究。

只是，臺大接用了臺北高商的軀殼，卻切斷了她的記憶臍帶，不傳她的故事。

留下古蹟的目的到底是甚麼？假如，只留住美麗、莊嚴、宏偉的建築，卻不知、不追、不留古人與古事，古蹟跟一個陌生人何異？

表：古蹟「臺大法學院」建造時間

陳柔縉小檔案

作家，常見專欄和著書。1986年法律系司法組畢業後，未走主流的司法道路，進入《聯合報》和《新新聞周刊》，當記者，跑政治新聞。為探究威權政治本質之一的「關係」，辭職著書，寫出《總統是我家親戚》（本書後增修版改名《總統的親戚》），是瞭解臺灣社會階層和政治關係的經典之作。最近幾年，連續寫出臺灣歷史的相關著作，更開拓一般人對臺灣史的視野；《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曾獲《聯合報》非文學類十大好書、新聞局最佳人文類圖書金鼎獎，《宮前町九十番地》曾獲《中國時報》開卷中文類十大好書、誠品達人選書第一名。目前以發掘日本時代臺灣社會生活為研究主題，相關著書有《囍事臺灣》、《臺灣摩登老廣告》，最新作品有《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以新聞導體的敘述方式講故事，夾議夾敘，兼帶考證，旁徵博引，在細縫處嗅出時代氣味，勾勒出一幅幅庶民生活史；2010年獲新聞局非文學類圖書金鼎獎。

圖說：

圖１：臺大法學院建基在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校地。（取材自《臺北高商一覽》，1933〔昭和8年〕）

圖２：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學生制服樣式。（取材自《臺北高商一覽》，1933〔昭和8年〕）

圖３：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模型。（取材自《臺北高商一覽》，1933〔昭和8年〕）

圖４：1987 年管理學院自法學院分出，1999 年 8 月法律學系獨立成法律學院，原法學院其他系所更名為社會科學院。

圖５：法學院校舍獨立於校總區之外，歷史悠久的古蹟建築。

圖６：院大門的小木屋，作為崗哨，樸實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