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有四個共同科目。

英文和國文是以院別分班。我不住宿舍，這樣也多一個認識別系同學的機會。

英文的老師是外國人，第一次接近金髮藍眼，印象很深。上課第一天，她就賜給每一個同學一個英文名字，並指定座位。第二天，她就直接叫起名字，準確萬分。後來才知道她有一個竅門，她同時教好幾個班，也教學多年，所有名字是和座位連在一起的，她是記位置，不是記人。

國文，上學期的課程是《孟子》，下學期是《史記》。有一次，老師出了一個作文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我提出了意見，說道德標準會隨時代和環境而改變，像「女子無才便是德」。結果，老師說我們的想法不正確，他的評語比我原文還要長。

這次經驗，使我了解，孔孟思想，只能詮釋，不能有批判性的意見。

三民主義，本來就是很簡明的道理。變成課程以後，就必須具備學術的樣子。所以，老師越教，學生就越糊塗。

中國近代史，使我感受，歷史是可以製造的。是可以依威權的需求製造出來的。

大一第一學期，我們讀「商用數學」。老師是一位超級記憶體，他上課不但不帶講義，他連對數表都記在腦中。世上如果多一些這種人，電腦的發明有可能要慢幾十年吧。

高中，我讀北商。在北商，我們也讀過「經濟學」。我們用的課本是馬寅初的《經濟學概論》。馬後來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絕對是「匪」字人物。我不知道老師為什麼選它做課本，也不知道這位老師後來的下落。

大一的「經濟學」，很乏味，老師花了一個學期的時間來畫供需曲線，完全聽不到「看不見的手」、「人口是以幾何級數增加」以及「增加消費可以刺激生產」這一類見解。

本來，我對「經濟學」有一點興趣，看過一位日本學者的文章，說讀「經濟學」，數學如不好，只能到山腰。所以，我就去數學系旁聽「微積分」。我數學基礎不好，沒有學到什麼，卻也聽到了一些道理。老師說，「真理只有一個，有如經過兩點只能畫出一條直線」。但是，他立即說「真理是無數的，正如經過一點，可以畫出無數直線。」這些話，對我，似乎比如何把三角函數變來變去，變成可以積分的技巧更重要。

鄭清文（第二排右、雪人左方）與同學打雪仗。時約1957年2月。

大二，我們搬到法學院上課。

「高等會計」是一大難題，不及格的人，往往接近三分之二，還包括聯考的狀元。

老師上課，沒有講義，他又有濃厚的上海口音，連抄筆記都有困難。他出題的方式很奇怪，一共三個題目，第一題十分，第二題二十分，第三題七十分。只要第三題沒有做好，就有機會重修。

老師也是高考出題人。他說，他不會把課堂上的題目，拿去高考出。現在，補習班，不但有高考班，還有博士班。有些考題是從補習班出來的。時代不一定是進步的。

「貨幣學」的老師，是我最敬佩的一位。他把課程分成幾個單元，每一單元介紹一種學說，而後再把它們做比較，並綜合成為自己的見解。上了這門課，我覺得自己真是大學生了。

我讀北商，也有「貨幣銀行學」。老師是一位剛從中國來的年輕人。我只記得，他口才好，思路也流暢。其實，他給我印象更深的，不是上課，而是一篇發表在《自由中國》的文章〈歷史的坦途只有一條〉。當初，我只感覺這個題目很動聽，卻不知內涵。很久以後，才知道他的重點是在強調自由和民主。這篇文章使我知道《自由中國》這個雜誌。

回到法學院之後，發現在販賣部都有賣《自由中國》，而且特價供應。這是一個驚奇。

在大二冬天，陽明下雪了。有人一輩子沒有看過雪。剛好是「高會」的課。不知怎麼決定，三三五五相邀，全班同學都看雪去了。大家怎麼能做這種選擇呢？

大三以後，課程比較輕鬆，有一位同學對文學等多方面有興趣，課餘常在一起談文學、藝術，也相互介紹閱讀過的書。我在入大學之前，已在華南銀行工作，銀行可以保留我的職位，這使我可以放心讀課外的書。這段時期，我讀了不少文學書，後來還走入文學創作的路。

有一次，去日本大阪旅行，參觀住吉神社。早期，日本建築，多模仿中國。像日本的古都奈良、京都，是以長安做模型。中國講究對稱，住吉神社的宮殿卻是L型排列，是在尾端向外彎出。這是模仿和創作的微妙差異。這小小的一步，很可能要走很久的時間，有時可能是要以十年、百年計算。

臺大校風相當自由。多數老師不點名。讀書是自己的，學生都能有這種想法。轉系也相當自由，當時就有我們系的同學轉到物理系。最重要的是想法的自由。這方面，同屆法律系的同學，的確出了不少「人才」。

老師、同學，閱讀的書，思考的方式，形成一種校風。自由、自重，這是臺大的校風，是很可貴的校風。

鄭清文小檔案

1932生，台北縣人。臺大商學系畢業，在華南銀行工作四十多年，業餘從事文學創作，已出版作品：長篇小說三本，短篇小說約兩百篇，童話二本，文學文化評論二本。作品以臺灣人、臺灣事為主，部分已譯成英、日、德、西各種外文。曾獲「吳三連獎」（小說）。英譯本《三腳馬》獲1999年美國舊金山大學「桐山環太平洋書卷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