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仙台回到台北，轉眼已歷二十五個寒暑，其間雖也曾為著參加醫學會或醫界的活動而數次回到東北大學，但是去年（2000）11月回到仙台，代表臺灣大學與東北大學阿部總長簽署兩校合作交流協議書之事，最是令我感到意義重大。

我是在1972年獲得日本政府獎學金到東北大學進行研究，當時我從臺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已有六年餘，擔任過臺大醫院的住院醫師、總住院醫師，出國當時是臺大醫學院的兼任講師，由於在此之前曾隨同外科許書劍教授赴日參觀大阪博覽會並拜訪東北大學，會見葛西教授，對東北大學留下良好的印象，因而決定到葛西外科研修小兒外科。1972年4月抵達仙台時，仙台仍然籠罩在刺骨的寒冷之中，顯得格外蕭瑟，正在逐漸適應寒冷的氣候和生活習慣之間，同年10月的某一天電視上忽然播出日台兩國斷交的消息，這突如其來的變化讓許多留日學生一時人心惶惶，不知所措，不知未來的發展會是如何？政策是否會有所改變，獎學金是否會繼續等等，幸好此後日本政府的各項措施並沒改變，學校當局及同事們也如往常的關心體貼，留學生莫不為日本政府的德意及人民的親切而感念不已。

回到臺灣大學醫學院服務之後，發現日臺醫學界之間關係相當密切，彼此之間交流非常頻繁。1993年我獲選擔任臺灣大學校長後，積極拓展學術交流，除了美國、加拿大之外，更擴及澳洲、歐洲及鄰近的亞洲諸國，由於我是第一位具有日本留學背景的人擔任臺大校長，因此必然更積極致力於與日本大學之間的合作關係，這時才得知日本政府禁止日本國立大學與臺灣的國立大學之間建立任何正式的合作關係，日本國立大學校長及教授也不得來臺做正式訪問，因而使得對日本的學術交流受到阻礙，據說這是因為日本政府顧忌中國大陸立場的關係。然而早在1994年我就曾帶領臺灣大學同仁到北京，與北京大學簽署了兩校的交流協議書，當時中國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也是現任的教育部副部長韋鈺女士曾設宴接待，對臺大、北大兩校之間的學術交流表示歡迎，因此泱泱大國的日本政府此種作為著實令人不解。所幸，在三、四年前日本政府終於採取開放政策，臺灣大學也很快地就與東京外國語大學、東京工業大學、東京大學、北海道大學等建立了合作交流關係。因此，此次舊地重遊回到仙台，與母校東北大學簽署交流協議，格外感到欣慰，到底政治的歸政治，學術的歸學術，是普世共同的道理。（原載於東北大學《まなびの杜》2001年夏季通訊，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