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講座沿革

為紀念胡適之先生對中國近代文化的貢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委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在臺灣大學設置「胡適紀念講座」，每年遴選中國文學紀念講座教授乙席，聘期一學年。往年獲選者有本校中文系林文月教授（79、80、81學年度）、羅聯添教授（82學年度）、何佑森教授（83、85學年度）、周富美教授（84學年度）、曾永義教授（86學年度）。而自88學年度起，文學院講座審議小組成立，負責相關審議事宜，並向本校講座審議委員會推薦講座教授候選人，於是將胡適講座候選人研究範圍由原來的中文領域推及歷史領域，九十學年度起更擴大為人文研究，同時訂立了講座教授的資格規定─候選人須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獎，或七年內曾獲國科會甲種研究獎五次（含）以上；候選人得由個人自行申請、系所推薦及由文學院審議小組主動推薦；獲獎者應於當年對全院或全校開授講座課程，或擔任講座演講人若干次；獲獎者三年內不得再度接受推薦。近三年改制以來得獎者分別是中文系王國瓔教授、外文系張漢良教授、歷史系梁庚堯教授。

■王國瓔教授訪談錄

問：先生自臺大中文系畢業後，即出國留學、執教多年，是什麼機緣回到國內？感覺如何？

王：我大學一畢業就出國，而且「一去三十年」─在美國待過十年，在新加坡更長達二十年。我和外子（編按：即蕭啟慶教授）之所以回國，一方面是為了可以就近照顧年邁的父親（編按：即王叔岷教授），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以自己所學，教教國內的子弟。在臺大中文系任教，有機會和過去熟悉的學長、學弟妹共處，感覺分外親切。況且學生的反應也還算不錯，先後被學生評選為優良、傑出教師，是令人感到欣慰的事。

問：聽說您已將「胡適講座」的獎金捐贈給臺大中文系？

王：我得到「胡適講座」的榮譽，是經臺大中文系推薦，因此把原來的四十多萬獎金湊足到一百萬，捐贈本系成立「王叔岷教授學術交流基金」，以利邀請海外或其他院校的學者來中文系做學術演講或學術交流。

問：請問您怎樣走上研究之路？

王：該說是自己的興趣和家庭環境造成的吧！從小父親常教我讀古詩、唸古文，又常聽父親談做學問的種種樂趣。其實我年輕時，曾一度憧憬文藝創作，也曾嘗試寫一些少女情懷之類的小說，到後來自知生活經驗不足，閱歷有限，至多只能成為「閨秀派」作家罷了。於是改變主意，決定專心研究別人寫的作品。在我看來寫作比較難，不只靠一個「勤」字，還得配合先天的才情、後天的閱歷等等；而做學術研究不同，只要不怕辛苦，有恆心毅力，總會有些成就。

問：請問平常您怎樣讀書？怎樣選擇研究的範圍或方向？

王：我讀書向來純任性情，全憑興趣，無所謂規畫，也談不上方法，只求樂在其中。我研究的範圍和方向，則頗受教書授課的牽引。比方我教六朝文學的課，於是引起研究山水詩、陶淵明的興趣；又因曾開授「中國文學史」課程，必須仔細閱讀不同時代的各類作品，興趣也就擴展蔓延開來，發現許多有趣的題目都亟待深入探討。最近剛完成一篇〈柳永詞的世俗情味〉，顯然已跨出我過去的研究範疇。又正在構思一篇〈娘子救我─中國古典愛情小說中男主角性格析論〉，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中國愛情小說裡幾乎看不到「男子漢」，男主角普遍缺乏西方式的騎士精神，遇到挫折，往往不及女方來得堅強果敢、有擔當。從〈李娃傳〉的鄭生、〈白蛇傳〉的許仙，再到《紅樓夢》的賈寶玉，都是如此。再說傳統文論者曾談到的，元人散曲的「蒜酪味」和「蛤蠣味」，也是值得研究的課題，這些我都有興趣研究，只不曉得是否有足夠的時間。

問：未來您將如何繼續開展研究？

王：新年度我正逢休假，打算好好把握一年時間，整理這幾年的教學講義與研究心得，編寫一部《中國文學史講稿》。這是由於我對目前通用的各本《中國文學史》不盡滿意。像早年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等經典之作，可謂各具特色。而近年來海峽兩岸分別出版的文學史，體式格局則大同小異，往往採取以朝代、作家為主的單元格式，彷彿是論述歷代作家之史；而我想要以作品本身的源流演變為筆墨重點，用核心主題的方式貫串所謂的「文學」之「史」。譬如論述文言小說的發展演變，就以唐傳奇為核心，回溯其始源，下探其流變，揭示文言小說作品本身在前後年代的發展軌跡，處理其他文類亦然。我想從這樣的角度切入，或許能為文學史提供另種風貌。

問：對於後學，您有什麼樣的期許和建議？

王：就中國文學研究而言，在臺灣地區的年輕學者，表現不錯，尤其令人欣悅的是，出現不少借用西方文學理論分析中國文學的嘗試。這是一個值得繼續努力的方向。其實身處資訊如此發達的時代，學術研究已經沒有國界，能夠多參閱歐美和日本學者對中國文學的研究著作，必然有助於拓展視野，引發思考的途徑。

■張漢良教授訪談錄

問：請談談先生多年來的研究創獲。

張：早自個人的博士論文研究唐人小說的敘事學開始，我的研究興趣始終不離文學理論的範圍，並以符號學及詮釋學為兩條主要進路；就方法來說，側重歷史性的理論研究；就材料來說，近年來則涵蓋西方古典、中世紀，以及中國古典文獻，期望借用西方文學甚至哲學的理論工具，重新建構與解讀古代文本。比如先秦名家公孫龍倡言的〈白馬論〉、〈指物論〉，《莊子‧齊物論》所謂的「夫言非吹也」，在在可看出中國早期思想家於邏輯與修辭之間的精采角力。

在西方，符號學、詮釋學固然晚至二十世紀始臻成熟，然而尋根探源，兩者皆始於古典時代到中世紀間，它們本是極為源遠流長的人文學科。站在比較文學的觀點，我認為致力建構中國符號學與詮釋學乃是當務之急。不論在本所任教，或到捷克查爾斯大學擔任客座，我都開授過「中國符號學」課程，修課學生亦曾獲致具體的研究成果，以Chinese Semiotics「中國符號學專號」之名刊載於英文Tamkang Review《淡江評論》。

問：以您外文系出身的學術背景，卻能回頭來關注中國古典文獻，是否有何特殊因緣？

張：首先是因為家庭背景。至於求學階段，從臺大外文系到外文研究所，我一方面逐步獲得比較文學的素養與訓練，一方面更受惠於當年博士班學生必須兼修中文系24個專業學分的規定，像鄭騫、王夢鷗、馮承基、廖蔚卿等先生的課我都修過，可謂深受良師的啟發教益。可惜後來課程改動，本所博士班轉而從事英美文學研究，連帶地專攻比較文學的研究生卻失去了接觸國學的機會。究其實，國內中文系與外文系之間理應有相當的合作空間，比方說課程資源互通，合辦座談會、研討會、專題講演等，若能彼此借鏡，取長補短，其成效絕對優於目前各自為政、不相聞問的閉鎖型態。

問：您的治學理念為何？對於後學有何建議？

張：一言以蔽之，我認為所謂大學必以學術研究為鵠的，而學術研究必不能離開方法論。有幸成為「胡適講座」得獎人，我對胡氏本人的學術方法論向來深感興趣，最近發表有”Hu Shih and John Dewey: ‘Scientific Method’ in the May Fourth Era”〈胡適與杜威：五四運動時代的科學方法論〉(Comparative Criticism 22[Cambridge, 2000])這篇文章，胡先生在學術界的地位及其影響自有定評，他不僅發揚光大了乾嘉考據方法；推展了白話文運動，以《嘗試集》等開啟新詩創作風氣；還曾在1916年擔任過北大外文系系主任。從各方面來說，他都是我所景仰的學者。

對於年輕學子的未來，我深具信心。顯而易見地，由於環境優渥、資訊發達，時下學生擁有充分的學習機會，他們的外語應用能力也因此普遍提昇──這點我和外界若干人士的看法不同。希望他們一旦進入大學外文系，能及早發展出更高層次的思辨與學術能力來。為學貴在有恆，我的治學法要其實很簡單，就是細水長流，因為只有長期耕耘的人，才能在急功好利的世風流俗外安恬自處，不任由喧囂媒體稀釋學術；也唯有這般堅持，才能捍衛文學應有的專業尊嚴。

■梁庚堯教授訪談錄

問：先生從事宋代社會經濟研究有年，請問您如何走向個人專精的研究領域？

梁：我們知道中國史上存在一種由北而南逐步開發的演變過程，這個概念觸發了我甫進研究所時的研究動機，碩士論文於是著手探討南宋的農地利用政策，博士論文延伸到南宋的農村經濟，由此大致確立了長期的治學方向。當時承蒙林瑞翰老師指導，囑咐我從閱讀《宋會要輯稿》、《續資治通鑑長編》、《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等重要史籍著手，紮下治史的基礎，這些書裡有不少政府詔令、朝臣奏議，可以從中了解時政問題及其對策；此外如宋人文集、筆記小說、方志等，亦足以披沙揀金，篩選出有價值的相關史料。二十餘年時光荏苒，回顧我所經營的宋史課題，大致涉及西北邊糧與宋夏戰爭，食鹽的生產與運銷，財政對政策與朝議的影響，地區發展與城鎮社會，乃至官戶、士人的家境與活動等。

問：關於宋代土地利用及社會經濟等議題，何以值得注意？

梁：大約自唐中葉以後，國家已無法維持舊有的均田制，大量土地轉為民間私有。隨著土地開發，百姓滋殖，宋朝政府頗注重農業問題，比方說官府積極刊刻農書，地方官員往往撰有〈勸農文〉，政府不僅鼓勵農民眾提高生產量，同時也注意到區域間的運輸調節。有一種「莊宅牙人」的行業，約等於我們今天的不動產仲介商，唐已有之，入宋更顯活躍。當時土地與房屋交易愈來愈頻繁，這些人就負責引介買賣雙方進行交易；而政府處理有關土地買賣、丈量田畝面積、勘定田界畫分等問題時，也會尋求他們的協助。由此可知宋代土地交易的活絡，這是當時商業發展的反映。

從另方面來說，隋唐科舉取士名額猶少，入宋崇尚文教，錄取的員額增多，但這些人未必能長期在職，泰半居家待缺，而讀書人既掌握了知識的力量，由於身在鄉里，自然日益關切地方事務，從而形成了宋代以來地方上的新興中堅階層，他們擘畫經營，出錢出力，設義田、興義學、辦社倉等。這種情況到了南宋已頗顯著，至明、清有更進一步的發展，蔚為士紳者流，對於中國地方社會每每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未來，我將繼續致力於宋代商業和商人等問題的研究。

問：您在學術研究方面有何心得感想與建言？

梁：我的治學習慣是從點滴細微處日積月累，比較安於專注而投入的個人工作方式，以期水到渠成。從學生時代直到今天，我十分感念臺大本身所提供的良好的讀書環境，並深以臺大歷史系的優秀傳統為榮；此外，臺灣宋史學界相與為善、切磋琢磨的風氣，也是值得珍惜的。我感覺目前的年輕學子更為聰敏靈活、善用資訊，很希望有更多人才加入宋史研究的行列，探討新的議題，進而開拓出新的局面。

近三年得獎人小檔案

◆88年度得獎人：

王國瓔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文學博士，民國83年起任教本校中國文學系。研究專長為中國文學史、陶淵明、李白。

◆89年度得獎人：

張漢良教授，臺灣大學外文研究所比較文學博士，民國66年起任教本校外國文學系，近幾年亦曾兼為系主任。研究專長為文學理論、書寫系統、符號學。

◆90年度得獎人：

梁庚堯教授，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民國66年起任教本校歷史學系。研究專長為宋史、中國社會經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