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歷史從來就不只是過去而已。

越是重大、有爭議的過往，越是人類社會需要不斷用開放的心胸重新學習認識瞭解的。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是學習認知的過程；好的歷史研究也應該像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在＜何謂啟蒙＞（＂Was ist Aufklärung＂, 1784）這篇經典名文所呼籲的那樣，是不斷學習「勇於認知」（Sapere aude!）的過程。

2017 年10月 31日適逢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發動「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運動五百週年紀念。在路德一生裡，他第一次清楚表明個人的自我認知，是他在1517年10月31日寫給麥茨（Mainz）總主教亞伯特（Erzbischof Albrecht von Mainz）的信上，因此這一天被路德個人視為他踏上宗教改革之路的起點。在這封信裡，路德不僅批評亞伯特治下的馬格德堡（Magdeburg）主教區販賣贖罪券極為不當，他同時附上「九十五條論綱」（Ninety-Five Theses），希望亞伯特就他從神學角度提出的質疑給予答覆。從歷史文獻來說，這封信是啟動歐洲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原始文獻；而從路德個人生涯來看，他在這封信末將自己署名的姓由＂Luder＂改寫為＂Luther＂，意義更是非凡。

＂Luther＂這個姓是從＂Eleutherius＂（源於希臘文Eleutherios，意為「自由的」）這個字轉化來的。換言之，路德藉由將自己的姓氏改為＂Luther＂來鄭重表明，自己是倚靠基督信仰重獲自由的人。

500年後重新看「宗教改革」，它在哪些方面還與「自由」有關？

馬丁路德為何掀起宗教改革運動？

要瞭解五百年前那位「馬丁路德博士」為何能在德意志東北邊一個原本不太受矚目的小城威騰堡（Wittenberg）引爆世紀大風潮，我們得先瞭解，路德是因為哪些因緣結果來到這個創校才十來年的大學擔任「聖經學教授」？

原本唸法學的路德，之所以會在1505年讓自己的生命來個大轉彎，決志進入修道院、改唸神學，與他個人在宗教信仰上嚴格的自我要求有關。對他進入修道院的故事，一般最常引用的是路德大學時代宿舍室友Crotus Rubeanus在1519年寫給路德的信上提到的故事：

你回家去探望父母後，在回程快要接近艾爾福特（Erfurt）的路上，從天而降的閃電雷擊讓你整個人趴倒在地，像保羅被雷擊中那樣。這個遭遇促使你走入奧古斯丁嚴修院，你的離去讓我們這群夥伴好傷心。

表面來看，路德遭遇大雷擊的驚嚇，是讓他決定把人生轉向的主因。但是，這頂多只能說是導火線而已。更深層來看，對這個雷擊事件產生的巨大心理反應，才真正清楚揭露了路德對於自己是否能獲得上帝垂愛、是否真能獲得永生的問題，內心有著很深的焦慮。19世紀丹麥存在主義哲學家齊克果（Kierkegaard）曾經對路德內心的信仰焦慮做過精闢的分析：

路德同時代的人，尤其是那些與他親近的人，都強烈感覺到，他實在是個信仰英雄；但他也深被憂鬱折磨，在這一點上，他尤其慘遭屬靈試探之苦。做為一個敬畏上帝的人，在本質上，他其實是世間凡俗之輩眼裡的陌生人。

為什麼路德會是同時代人眼裡的陌生人呢？

路德在他過世前一年（1545）為自己著作拉丁文全集所寫的序言裡提到，自己早年生活的社會文化環境，基本上是藉著「炫耀宗教功德」來奠定身分地位的。也就是說，中古末期羅馬公教不斷教導信徒，若想要得到上帝的拯救，就要努力累積大家看得到的宗教善功。然而，路德對這種「炫耀文化」不僅深感格格不入，而且疑惑越來越深。最後，他因為不想在近代早期新興的資本主義社會裡跟著眾人追逐世俗成就的肯定，拼命以主流社會認可的「成功」來炫耀自己是「蒙恩的好基督徒」，於是放棄研讀法學博士的大好機會，進入艾爾福特奧古斯丁嚴修會，並改讀神學學位。

然而，棄絕塵俗、進入修道院當修士，並沒有真的解決路德在信仰上不斷陷入困境的問題。1507年4月3日，路德晉鐸為神父。5月2日，他主持生平第一場彌撒。在彌撒中，高度神經質的他卻幾乎當場癱瘓在祭壇前。他在日後提到這段經歷時說：

能跟上帝說話是很棒的事，就像能聽到上帝跟我們說話，也是很棒的事。但這其實也是有困難要克服的。因為我們的軟弱以及自感卑微，會讓我們退縮…。真正強有力的禱告應可以穿透雲霄，一定是很難達到的。想到我只不過是灰燼、是塵埃、一身都是罪，我卻在跟又真又活永恆的上帝講話，難怪有人禱告時全身發抖、幾乎要縮成一團。很久以前，當我還是修士，第一次主持彌撒時，正在唸感恩經的經文：「所以祢是我們最慈悲的天父」，以及「我們要獻祭給祢這位又真又活永恆的上帝」，當時我整個人癱瘓，為這些話全身顫抖不已。因為當時我想：「我何德何能可以跟至高者談話？」

為何會有這麼高的「罪的意識」、而且自覺如此卑微？過去曾有史學家想從心理分析角度探討路德的問題，但都無法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反而是專門研究路德的宗教史學者Heiko Oberman提出的看法相當具有啟發性。他認為，路德內心惶惶不安，與中古信仰文化一再強調，人要追求成為具有純然聖德的完人有關。路德作為一位完美主義者，他以嚴格的高標準自我要求，也經常以嚴苛的禁食來苦修。當他認知到，只有擁有如聖徒般的聖潔才能在上帝面前站穩，才能獲得永生，他內心不斷感受到的焦慮可想而知。

此外，Oberman也指出：「若想了解路德，就必須知道，要解讀他走過的這段歷史應從與過去不同的角度來看：這段歷史應從對永恆的觀照來理解──然而不是在溫和的表象下，以持續前進的腳步朝天國的方向走去；而是在末世混亂的陰影中，逐漸接近永生。」換言之，路德之所以嚴苛地要求自己的靈魂要保有「潔癖」，是與當時教會不斷宣講要對高高在上的上帝隨時可能下到凡間進行嚴厲的「末世審判」有關。

從路德在修道院時期寫給自己靈修導師史陶琵茨（Johann von Staupitz, 1465-1524）的信可以清楚讀出，一心追求無瑕靈魂來獲得上帝垂愛拯救的年輕路德，經常鉅細靡遺地檢視自己所有起心動念，一絲一毫不潔淨的想法都會讓他引以為「罪」。

路德那種近乎強迫症式地一再譴責自己心思不純、不配得到上帝恩典的告解，也讓他的靈修導師幾乎快要吃不消。因為史陶琵茨認為，基督徒在信仰歷程中遭受屬靈試探，只會限於生命特定一段時期，如舊約《約伯記》所述那般。他對於路德經常感到自己被魔鬼試探的憂鬱狀況不太能體會、也不願意太當真。1533年春，路德曾回憶當年在修院裡自己不被自己靈修導師瞭解的狀況時曾說：

我也常到史陶琵茨面前告解悔罪，不是被女色所惑，而是為一些關鍵的問題。但他說：「我不懂。」這就叫做我被他安慰了！之後，我也找過別人，但情況也是一樣。簡言之，沒有任何告解神父願意瞭解我究竟怎麼了。我那時心裡想，除了你自己外，沒有人有屬靈試探（tentatio）的問題。當時的我真像行屍走肉。有一天用餐時，史陶琵茨看我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他便問我：「您為何如此悲傷?」我說：「哎，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他說：「啊，您不知自己何以如此低潮。這種情況對您不好。」他無法瞭解這種狀況。他的想法是，我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如果我沒有受屬靈試探之苦，有可能變得驕傲。我卻認為自己的情況如同保羅：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我無法叫它離開。上主曾對我說：「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我將祂說的這句話放在心裡，如同將聖靈的聲音放在心裡一樣，這些話都是來安慰我的。

路德感受到自己信仰的心靈一直被惡魔挑釁，這種自覺受攻擊的頻繁程度應是終其一生的。但正因他敏感地、但也誠實地、當真地面對，結果促使他深刻地去探問上帝恩典的本質究竟是甚麼？而他對這個問題鍥而不捨、毫不妥協的探問，也讓「上帝的恩典如何獲得？」成為宗教改革運動最核心的問題。

從現代的角度來看，路德的「信仰困境」雖然只是過去歷史情境下的特殊產物，與大部分的我們並不太相關，但是，這並不表示，「宗教改革」時代提出的問題已經只是「過去式」了。

反之，值得現代人注意的是，去瞭解走過宗教改革狂飆運動後的路德，如何回過頭去看自己年輕時代深陷的困擾？路德在1545年為自己著作拉丁文全集所寫的序言裡也反省到，年輕時以吹毛求疵的神經質在乎自己的靈魂能不能獲得拯救，說穿了，是自私之心在作祟。回想早年自己熱衷於做告解，出發點並不真的是為了愛上帝；反而是為了愛自己，希望得到個人靈魂的拯救。這一切的困惑一直要到後來他讀到保羅《羅馬書》所寫的：「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而生』」（1,17）以及「人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2,28）後，他才真的領悟，人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像上帝那樣純淨無瑕疵。人真正要學習的，不是去做第二個上帝，而是學會透過倚靠上帝的恩典，來接受自己的有限與不完美。

大學教授與宗教改革的頓挫

路德所屬的奧古斯丁嚴修會於1502 年在威騰堡設分部。同年，威騰堡大學創校，並於1508年獲得正式成立許可。從中歐的角度來看，這所新大學要爭取到好學生，必須能開展出特別吸引人的嶄新知識格局。因為一百多年來，中歐已有三所老大學了：布拉格（建於1348年）、艾爾福特（Erfurt, 建於1392年）、萊比錫（建於1409年）。1506年，在歐德（Oder）河畔的法蘭克福也成立了另一所新大學。如何在新舊大學的競爭夾縫中嶄露頭角，雖然並非太難的挑戰，但也是執政者撒克森選侯「智者腓特列」（Frederick the Wise）需要好好思考的問題。

當時的大學正面臨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走到死胡同、了無生氣的階段。如果能大膽啟用有新思想、新見解的學者到這所新大學任教，並不難開啟充滿朝氣的新氣象。

1516年，路德開始在威騰堡大學對同事提出他對神學教育的新想法。這時的路德，並非是個有著滿腦子不切實際理想主義的學者。反之，他自1515年起擔任撒克遜地區奧古斯丁修院副區長（Provinzvikar），負責監管圖靈根（Thüringen）與麥森（Meissen）地區11所修道院的運作。因此，路德對教會實務是有相當的熟稔度，他並非以生手之姿踏上宗教改革之路的。

主張大學教育應該積極改革的路德認為，大學教育不應再走經院哲學的老路，因為這已淪為學者自我沉溺的思辯遊戲，只知在雞毛蒜皮的問題上小題大作，卻對生命真實的處境與永生的問題毫無建樹。1517年，在比較資深的同事卡爾斯塔（Andreas Karlstadt, 1486-1541）呼應下，威騰堡大學開始進行教育改革。與亞里斯多德相關的經院哲學派課程幾乎全被換掉；取代之的，是與古典希臘文以及希伯來文相關的教育。老師們希望透過回到原來書寫聖經的語言，重新建立解讀聖經的基礎。

以路德為中心，威騰堡大學一小群教授在這個只有兩百個學生的新大學裡，開始透過人文學研究法重新詮釋聖經，一方面以此大步跳脫經院哲學釋經的傳統迷障，此外也藉此積極擺脫教廷威權對聖經解釋的桎梏。

從這個角度來看就可明白，路德之所以會在1517 年發表「九十五條論綱」，藉由討論上帝恩典究竟如何獲得的神學問題，來質問麥茨（Mainz）總主教亞伯特任由贖罪券在德意志各地濫賣之失，這是他們在威騰堡大學推動讓聖經研究回到關心現世生活問題必然會產生的結果。

但是，平情而論，路德質疑中古晚期羅馬公教大力宣講的「善功」，希望以「回歸聖經」來重新建立「上帝」與「個人」之間直接連結的管道，路德對此所推動的改革運動有成功之處，但也有失敗之處。

路德成功之處在於，用與口語相近的流暢語言，將新舊約聖經翻譯出來，以此開啟了世人樂於透過閱讀聖經、展開個人與上帝靜謐對話的好習慣。這個部分對世界史的影響十分深遠，包括影響了不少非基督徒，如甘地（Mohandas Gandhi, 1869-1948）與最近受中共迫害而死的劉曉波（1955-2017）。

路德失敗的地方則在於，本來是希望由上帝「親自」帶領教會進行改造，但在知識菁英自己面對變動世局迫切想淑世的心態影響下，宗教改革運動快速地質變為以新教教會領袖為首的改革，後來甚至變成知識菁英與俗世統治精英一起聯手的「主流菁英改革」（magisteral reformation）。在這樣的情況下，改革運動的主體不再是「人人皆祭司」所訴求的一般平信徒，而是教會領袖與神學家。

因改革運動走向質變而產生重挫與爭議，最明顯表現於 1525 年的「鄉民抗爭運動」（過去舊譯為「農民戰爭」）。[1]這是「法國大革命」前歐陸最大規模的群眾抗爭運動。參與者主要是過去無法為自己權益發聲的平民老百姓（不只限於農民，也有不少是城市居民）。他們拿著路德在1520 年發表的文章＜論基督徒的自由＞為教義根據，要求掌權者讓他們享有階級平權的自由。然而，對路德而言，他在文章中所論的「基督徒的自由」是從信仰心靈的角度來立論、並不涉及社會階級解放。然而，對投入抗爭運動的民眾而言，路德不願意挺身支持他們，形同就是背叛了他們。

因為1525年群眾抗爭運動的失和，路德的形象瞬間從被眾人捧在手掌心上的運動明星一下子跌落到被不少人痛批是「封建諸侯走狗」的谷底。路德自此開始成為有爭議的人物。宗教改革的運動重心也開始轉移到歐洲各處，威騰堡不再是最吸睛的中心。

從路德與「鄉民」對「何謂基督徒的自由？」在認知理解上有相當大的歧異，可以清楚看出，走入現實深處的宗教改革運動，不管是哪個陣營，運動主導者真正在意的，不再是「個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而是社會不同群體對「我們認為該有什麼樣的自由」之爭取。從這個角度重新來看宗教改革，也可以看出，16世紀宗教改革者固然在意對「自由」的追求，但是，當時人們談的「自由」與我們現代民主法治社會所談的「個體自由」並非同一件事。

「聖經」與「教會」

宗教改革運動者從不同方向推動改革時，雖然都強調以聖經為基準的「回歸本源」（ad fontes），但他們也知道，聖經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書，而是經過許多人手編纂出來的宗教經典，如喀爾文在《基督教要義》曾經明確提出過的（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 6.2）。此外，當喀爾文在註疏舊約《耶利米書》（35: 7與36:1-2）時，也特別提醒讀者，這個經卷收錄的耶利米所說的預言並沒有依照時間先後順序排列，而是將他傳道40年當中教導人民的道理收集歸納起來。換句話說，先知書並非由先知本人所書寫，而是後人將龐雜的口傳資料化約為文字，在行文中，重視的是先知的教導，而非從時間先後順序看他們一生的經歷。對於聖經一些經句的分句與分段，喀爾文也認為其中有些有誤，不相關的句子被放在一起，而相關的句子有時卻被分割到不同的經節脈絡裡去。然而，喀爾文認為，聖經的價值並不因此有被減損，因為它不是一本歷史書，而是帶領人邁向救贖與永生之路的書。福音書的主旨並不是在講述耶穌的生平故事，而是透過講述耶穌的生平，讓世人認知耶穌的出生、受難、復活所代表的意義，以及帶給人類的福音訊息。

從這些角度重新來看宗教改革時代非常講究的觀點──「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現代讀者就應能明白，聖經固然再現了上帝的話語，但在閱讀時，不應把某些易引起爭議的聖經經文咬死來看。至於有些教會喜歡高舉某些有強烈爭議性、或攻擊性的聖經經文來動員會眾，藉機發動捍衛「基本教義」運動，更應讓人警覺，這些以上帝之名發動的示威行動，往往只是假借宗教道德光環來凸顯教會不可被質疑的神聖權威性。然而，誠如喀爾文在《基督教要義》裡，對「聖經」與「教會」的關係已經做過以下的提醒：

假如基督教會最初以先知的著作和使徒的講道為基礎，那麼，無論這些教義源自於何處，他們被採納的時間點，必然在教會成立以前，因為沒有教義，教會根本無法成立。所以認為裁斷聖經問題的大權屬於教會，也認為對聖經內容的確認權是以教會見解為依歸，這是非常錯誤的想法。…至於說，我們若不靠教會的教導，如何能知它是來自於上帝的呢？這等於是在問：我們如何分辨光明黑暗，黑白，或苦甜呢？

教會是建立在聖經教導的信仰理想之上，但教會並不是詮釋聖經、判定聖經解讀問題的威權機構。反之，如果說路德的宗教改革真正有跨時代的意義，這個意義應在於對基督信仰有追求的人，自己應該懂得好好研讀聖經，在幫助教會落實聖經裡想的同時，也要能以聖經的提醒來對教會的運作提出中肯的批判。畢竟，如《羅馬書》（12,2）所說的「心意更新而變化」（reformamini），基督信仰本來就是在不斷追求自我革新中，讓人重新得以遇見上帝。

「教會」與「自由」

宗教改革並沒解決當時改革者提出來希望改革的所有問題。宗教改革希望透過回到聖經源頭、回歸初代教會歷史傳統，解決羅馬教廷自中古以來因與政治、經濟過度緊密糾結，在盤根錯節的政商關係裡，沒有意願進行信仰更新的諸多流弊。然而，正因為面對的是宗教信仰與政治、經濟、社會的複雜關係，宗教改革者也必須在這些實際世俗運作的問題上，快速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以至於最後不免淪為少數教會領導人專斷、也衍生出宗教不寬容的流弊。如果就16世紀這短暫、但卻至為關鍵的時期來看，宗教改革本身開創了許多新的局面，但也留下不少問題。直至21世紀的現在，宗教改革所留下的正負面遺產，仍是當代世界不論各地方都需要審慎思考面對的。

作為歷史研究者，我們也必須謙卑地承認，我們不一定可以為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歷史事件整理出清楚的發展脈絡、或邏輯完全解釋得通的前因後果。有些事情的發展本身就是出人意外的戲劇性，有些狀況本身則是矛盾與混亂的結合。隨著宗教改革帶來的教派分裂，有形的「普世教會」不再可能。然而，相對於過去將這種「分裂」以負面的評價來詮釋、甚至於將「被分裂出去」的對方視為「異端」，宗教改革運動留下來的歷史裂痕在二戰之後不斷被修補，凡此種種還是讓我們看到了宗教和解修好的可貴：1973年，路德教派與喀爾文教派和解（Community of Protestant Churches in Europe, CPCE）；2010年路德教派與門諾教會和解。有關五百年前掀起宗教改革運動的「因信稱義」神學爭執，羅馬公教與路德教派於1999年10月31日的「宗教改革紀念日」達成共識，雙方一起發表＜有關「因信稱義/成義」教義聯合聲明＞（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2017 年7月屬於喀爾文教派的「普世改革宗教會聯盟」（WCRC）也在威騰堡（Wittenberg）紀念禮拜上肯認了這份聯合聲明的有效性。

雖然五百年後大家才走上和解的路，但「和解是可能的」還是讓我們看到，有不同意見不一定就不好，不同的意見能夠被正直地表述出來，才是「互相落氣求進步」。因為意見難以整合而「分裂」也不一定就不好，良性競爭往往是讓新舊勢力在學會尊重「多元」、學會尊重「個體自由」可貴的同時，懂得各自努力追求正向成長的大動力。

宗教改革時代所追求的自由，雖然與現代民主法治社會講究的「個體自由」仍有距離，但是，它的確是最早讓所有人開始思考「自由」如何落實在每個人身上的先鋒運動，即便因為「鄉民抗爭運動」與後來的「三十年戰爭」影響，受到了嚴重的中挫。

五百年後重新看宗教改革留下來的遺緒，當「自由」還是核心命題時，面向21世紀，也許我們可以說，宗教改革留給基督徒的任務在於：基督徒如何捍衛世界上每個人應享的個體自由？而教會則應積極思考，如何幫助世界各地受苦難、仍在不斷流徙中的許許多多人重獲他們身為「人」理應享有的自由？

註：

[1]Peter Blickle, Die Revolution von 1525, 4th edition (Munich: Oldenbourg Verlag, 2004); 花亦芬，＜宗教圖像爭議與路德教派文化政策──以紐倫堡接受宗教改革過程為中心的考察＞，《臺大文史哲學報》70期（2009年6月），頁179-229。

花亦芬小檔案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學士，德國科隆大學藝術史碩士、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中古晚期至近現代宗教史、社會文化史與藝術史跨領域研究，以及現代德國史、史學思想史。曾獲國科會傑出學者養成計畫獎助以及國立臺灣大學全校教學優良獎，曾任《臺大歷史學報》主編。
譯有《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2007出版，2013修訂二版）。專書著作：《藝術與宗教──義大利十四至十七世紀黃金時期繪畫特展圖錄》(2006)、《林布蘭特與聖經──荷蘭黃金時代藝術與宗教的對話》(2008)、《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2016），以及論文二十餘篇。

圖說：
圖１：德意志畫家杜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約於1510年製作的版畫《最後的審判》。
圖２：《上帝的碾磨坊》（Die göttliche mühle）。
從這張在瑞士蘇黎世繪製的版畫左邊中間可以看到，頭上有金黃色光環的使徒保羅把聖靈與聖經裡的重要人物放進上帝的碾磨機裡，以便壓碾出一句一句經文。這些經文再由左下方身穿白袍的伊拉斯謨斯（Erasmus）採集放入麻袋。站在畫面中間下方，跟伊拉斯謨斯背靠背的馬丁路德再將這些經句揉成麵團。路德的教導傳到右上方鄉民卡爾斯坦（Karsthans）那裏，讓他知道如何拿打穀棒趕走口中發著「ban ban」怪響的惡龍。
這幅版畫繪製的時間應在1521年路德到Worms參加帝國會議時期。畫中情景洋溢著對路德的禮讚，以及對路德在歷史上「承先」（保羅與伊拉斯謨斯）「啟後」（對廣泛的群眾）意義的肯定。這樣的禮讚到了1525 年路德出來反對「鄉民抗爭運動」後就不復存在。
圖３：威騰堡馬丁路德故居。（攝影／花亦芬）
圖４作者小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