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時，選修了劉崇紘教授的『十九世紀歐洲史』。當時用的教科書是David Thompson 的《拿破崙以後的歐洲》。這本書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少的記憶；諸如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想在發展中的錯綜複雜關係，左拉（Emile Zola）如何為法籍猶太軍官Alfred Dreyfus辯護的動人故事等等。我也第一次讀到了＂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句撼人的口號。

19世紀歐洲另一個非常令人難忘的特色就是不斷的學生運動。這是浪漫主義盛行的狂飆年代，加上法國大革命剛落幕，餘波澎湃洶湧，因此走上街頭的事情幾乎是無日無之，成了當時大學生最真實的寫照。看過《悲慘世界》歌劇或電影的人，當然不會忘記巴黎街頭年輕人奮戰政府軍隊的一幕。

歐洲大學可以追溯到中古時代。當時高等教育都由天主教會主辦，目的是訓練神職人員，所以學生具有神職人員的法律身分，不受政府管轄。學生聚集在一個地方，自然免不了產生與學校所在地的老百姓衝突的事，這就是所謂的「城鎮對道袍」（town vs. gown）一語的由來。

15世紀文藝復興以後，大學逐漸接受人文主義，所教的課程變得多元，很多人到大學學的是法律或醫學，因此大學生的地位就逐漸不受教會的保護，而許多重要的新學問或科學發現則往往在大學外面的貴族家裏或私人的沙龍（salon）發展出來，大學的聲譽與地位降到了谷底。

19世紀初，德國有名的思想家洪寶德（Wilhelm von Humboldt）提出創設柏林大學的計畫。他的大學結束了傳統歐洲大學的宗教色彩，開始近代世俗大學的模式與發展。大學的復興使歐洲大學生的身分獲得了新的肯定，也使他們對自己的期許更為高升：努力要做社會的中堅。很快地，「知識人」變成了非常流行的字，也成了歐洲學生最珍惜的自我認同。

1832年的巴黎6月革命激發了雨果寫《悲慘世界》的小說，成了傳頌至今的名著。1848年法國創立第二共和、擁護路易拿破崙為皇帝，刺激了馬克思與恩格斯發表《共產主義宣言》，也使馬克思寫了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同時福樓拜（Gustav Flaubert）的《情感教育》則用這一年的革命（以及其後幾年的動盪）作為背景，寫年青人的感情、愛慾、理想與其幻滅。

1870年，法國與普魯士發生戰爭，結果法國被打敗。但是在戰爭當中，法國學生們在巴黎與普軍大戰，並建立公社，實驗共產的生活。馬克思和左派思想家深為這件事而興奮，稱許它是無產階級專政、廢棄國家制度的契機。雨果也寫了好幾首詩歌頌它。

18、9世紀的巴黎出了許多充滿幻想的思想家，年輕的一代也比同時歐洲其他地方的學生更為充滿浪漫的氣息。因此巴黎成了革命的溫床，也啓發了近代共產主義的發展。全世界的學生們莫不以能在巴黎參加遊行示威為自己生命最值得珍惜的經驗。在近代世界史上，學生運動沒有不受法國經驗的啓發的。就是晚到1968年，巴黎的街頭仍然是世界各地青年的聖地。近代世界的大學生受到了法國進步思想家和作家的鼓舞，散發了無限的狂熱和激情，這是西方學生運動的光榮遺產。

近代中國的革命當然也受到歐洲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其實我們都知道，中國歷史上不乏學生抗爭朝廷的記載。它們當然與西方的學生運動不盡相同。但是年輕人的純潔和對理想的忠誠，那應該是中外都一樣吧！所不同的是史家的描述方法和價值判斷而已。

中國至少從漢代就已經有太學生提出政治主張的事。太學的設立是為了教育貴胄的子弟，預備他們將來可以當官，因此他們的身分和地位都高人一等，也與中央朝廷和大官們有許多來往。一般地說，漢代太學生參與政治活動都以「黨錮之禍」泛稱之，其實在第一次黨錮之禍（166-168）之前，太學生已經多次出來示威或控訴他們不齒的官員。總地來説，太學生與朝廷的官員關係比較好，他們反對的主要是宦官。由於後來寫歷史的主要是儒家官員和讀書人，所以我們獲得的印象是太學生在道德和理想上面，都和正直的官員站在一起。

中國歷代「正史」的觀點反映的是：儒家相信朝廷官員必須是受過教育的知識人，因此道德表現也比較接近君子的標準。太學生因為是日後要進入朝廷當官的儲備人員，因此也受到正面的評價。學生們指認為奸邪的宦官或官員，一般也就在歷史上被認為是奸臣。

中國歷史上發生最多學運的朝代是宋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北宋將滅亡時，陳東一連串的上書及伏闕（在宮門前跪）。他成功地批判6個權臣，在一年內迫使他們受刑，被逐、監禁或流放。雖然他後來因為高宗皇帝舉棋不定而被殺，但是他卻得到了朝廷大部分官員的贊許。

當時太學生的活動其實有很多是不足掛齒的，然而，儒家讀書人還是支持他們，而「伏闕」的事也層出不窮。到了晚宋，學運風波更推高到了極點，與政治交纏在一起，是非不明，而宋朝也就這樣被蒙古人征服。

宋代太學生膽敢參與政治，這個與宋代思想有關。太學生已經不再都是高官的子弟，例如陳東本人就是平民出身。但是他與二程的弟子楊時很親近，所以他的思想是與道學家們相通的，而得到後者的支持。

明代以後，朱元璋在學校立碑禁止學生干政，處罰非常嚴格，從此太學生不敢議論朝政。事實上，太學收的多是一些希望當官的學生，因此他們根本產生不了力量。事實上，太學生變成了政府的雇員，替政府抄書，或到地方上去當土地丈量員，已經無暇以天下自任，更缺乏那樣的理想了。

學運重新開始已經是20世紀的事。五四運動的許多口號都與傳統文化有相當的距離，反倒反映西方流行的價值：民族主義、民主、科學、自由、白話文（反映了文藝復興以來歐洲各國發展自己語言的特點）等等。當然，學生干政是儒家一向默許的信念，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只是19世紀歐洲的學生運動顯然也對中國有一定的影響。

五四以後，學生運動接二連三，國民政府在處理它們時，手法顯然輸於中共。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國民黨放棄不了傳統中國儒家信念的包袱。在學生們不提那些保守官員喜歡的意見，也不肯用傳統的語言的情形下，國民政府在處理學運上不免抓襟見肘。

歷史上，儒家雖然大致上都與太學生站在同一個陣線上，但是在他們的想像中，年輕學生意見的寶貴既不是因為他們純潔或熱情，也不在他們的膽識或新理想，而是在他們對傳統儒家文化的堅持。流傳的陳東畫像把這一點表現得淋漓盡致。陳東死時，雖已經41歲，但總不應該像畫像那樣子吧！換句話說，傳統中國人對學運領袖的想像就是他們應該像一個忠君愛國的好臣子。與近代西方的學運中所歌頌的激昂，求新及熱情，的確很不相同。（2014年4月13日，太陽花學運退場後3日）

李弘祺小檔案

歷史系畢業（1968），當完兵後就到耶魯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並於1974年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1991年，轉到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任教，於該校榮退。2007年回到臺灣，在交通大學負責通識教育的工作，並出任該校的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同時也創立該校的人文社會研究中心。2011年起應聘到清華大學擔任講座教授。

李教授長年研究傳統中國教育史，著有《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及《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兩書都同時有中、英文版），以及其他中英文著作，内容涵蓋中西文明之交流與比較，史學之本質與目的等課題，是一個典型的讀書人。李教授曾多次回國在本校擔任客座教授及講座教授等職，也是東亞文明中心的首任主任。在香港及紐約時熱心參加校友會的活動，1992年後曾任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理事多年。

圖說：

圖１：1832年6月，巴黎市民和學生們起義反君王統治，史稱「6月革命」。圖為E. Frère作於1870年，木刻畫。取材自維基圖庫。

圖２：經典小說《悲慘世界》是法國作家Victor Hugo的作品，回應1832年的6月革命。

圖３：2012-13年《悲慘世界》同名電影上映，”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道出人們的心聲，因而席捲全球，包括臺灣。

圖４：1848年法國大革命，施行第二共和。法國畫家Horace Vernet繪（Painting of Battle at Soufflot barricades at Rue Soufflot Street on 24 June 1848）。

圖５：1870年，法國軍隊敗給普魯士軍隊，巴黎市民自組政府，抵抗普軍，是為巴黎公社。

圖６：1968年5月法國學運，反國家威權，影響深遠。近代世界史上，學生運動沒有不受法國經驗的啓發的。

圖７：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學運「五四運動」。圖片取自維基圖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