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塑一個社會的文化，不但決定該社會的風俗習慣、規範每個人的行為，也間接影響到總體經濟的成長。舉例來說，儒家文化鼓勵人們要三省吾身、要成為一個忠於所託、值得信賴的人。在這樣一個富而好禮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得以鞏固，讓人們願意去信任別人。這樣一來，傳統口頭契約的交易成本會大幅降低，促進總體經濟成長。然而，在多數交易都電腦化、條文化的現代社會，同樣的互信能不能繼續降低違約的可能、讓經濟永續發展？這是臺灣社會現在面臨的重要課題。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他的成名之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指出，相較於原本的羅馬天主教，基督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在西方發展起來的關鍵。舉凡工業革命前經濟發展快速的荷蘭、工業革命發軔的英國，以及後來經濟持續成長的德國、美國等，都是基督新教蓬勃發展的國家。相反地，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相對落後的法國、西班牙等，都是天主教國家。而他後續的研究也認為，東方的印度教、道教與儒教都不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

但是，近70年的「亞洲經濟奇蹟」卻顛覆韋伯此一看法。從在戰後灰燼中重建的日本，到新興工業四小龍的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以及最近崛起的中國，都是所謂的儒家文化圈，長期以來受到儒家文化的薰陶。他們並沒有如韋伯所說，被儒家文化所限制，反而經歷長期的高速成長脫離貧窮。於是，開始有不少學者嘗試用儒家文化來解釋亞洲經濟奇蹟，認為它能促進總體經濟成長。因此，究竟儒家文化對於總體經濟成長是好是壞，學者各有不同主張。

臺大經濟系梁明義教授在Liang（2010）提出一個折衷的看法，試圖調和韋伯和晚近經濟學家的爭論。他認為儒家文化有利於亞洲經濟奇蹟中所展現的「急起直追式（follower mode）成長」，但不利於韋伯在工業革命中所觀察到的「創新突破式（leading mode）成長」。誠然，由於儒家文化要求和諧穩定、追求君臣父子的階層秩序，因此不鼓勵冒進的行動、不利於發明創新，使得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人們創新的成本較高，很難產生像賈伯斯這樣的天才。再者，儒家文化崇古抑今，而且鼓勵父母投資在子女的教育上（光耀門楣），這使得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在複製別人的成功上有較低的模仿成本，可以低價代工、甚至製造諸多山寨產品。最後，由於儒家文化鼓勵人們看重未來，使得儒家文化區的國家普遍有高儲蓄率，有助於資本的累積。這些假說預測儒家文化會促進人們趨避風險、趨避損失，看重未來使得折現率升高，不會短視近利、太看重今天，而且人們會努力成為可信賴的人，甚至因此更願意信任別人。不過，相關性不代表因果性，但憑被動觀察的證據，不太容易排除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確認實際的因果關係。

所幸，近60年經濟學方法論上的發展，使得「經濟學實驗」變得可行。實驗經濟學家設計一些控制的決策環境，利用經濟學理論預測人們在這些誘因下如何反應，然後請人在這些控制的環境中做出有真實後果的決策來驗證理論的預測。舉例來說，如果人真如前述理論所言會趨避風險，那面對一個要付出20元的福袋，只有一半機會獲得40元，他更可能購買一個有一半機會獲得35元、一半機會獲得15元的福袋。因此，透過設計不同的福袋組合讓人選擇，能測量出每個人的風險偏好。如果這些選項裡面有得有失，那也可以用來測量人們面對「損失」的態度（是否與「獲得」不同）。同樣地，我們可以設計出選擇在不同時間點領錢的實驗，來測量人們的時間偏好。也可以設計兩兩一組的實驗來測量人們的互信：一個人決定是否願意託付另外一個人一筆錢，然後在這筆錢投資獲利之後，另外一個人則決定是否歸還一部分所得給第一個人。

此外，心理學家為了研究性別、種族的影響，發展出各種方法「提點（priming）」人們自身背景的刻板印象，這些方法也被實驗經濟學家採用。Benjamin et al.（2010）詢問亞裔美國人「家裡講幾種語言」與「祖先幾代在美國」來提醒其亞裔背景。為了提點儒家文化，我們設計6道改錯題目，請人們圈出錯誤並整句重抄一遍：一半的人被隨機分配到「提點儒家文化」的實驗組，其句子來自論語與孟子，另一半人則分配到沒有提點的對照組，看到來自國文改錯題庫的其他句子。利用心理學的提點法，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測量人們偏好的經濟學實驗結果，我們就能夠實際量化人們受到儒家文化影響，所帶來的偏好改變。

由於我們認為看到論語、孟子所帶來的影響主要針對有受教育的菁英，因此我們使用的受試者是海峽兩岸的菁英學子──臺灣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學生。值得注意的是，臺大和北大不但是兩邊首屈一指的名校，而且也系出同源：臺大校長傅斯年出身北大、擔任過北大的代理校長，也把北大的反抗批判精神帶來臺大。因此，相較於其他學校，這兩校學生的特質應該較為相近。

實驗結果顯示，學生們在被提點儒家文化背景之後，相較於未被提點的對照組，實驗組變得更可信賴、願意回報，但卻更愛好風險、不怕損失，而且變得比較沒耐心、未來的折現率降低。也就是說，有些結果符合我們對儒家文化的假說，有些不符合。這樣看似雜亂無章的結果，原本讓我們無所適從。但是再次檢驗資料之後，我們認為實驗應該沒有做錯，而且結果似乎有跡可循：是臺大學生變得更可信賴，而且他們（較於未被提點的臺大學生）較不會短視近利、不致「只看今朝」，這些都與假說一致。而那些不符合假說的結果則都來自北大學生行為的改變。

因此，我們懷疑是不是由於文革的緣故，北大學生對於儒家文化有負面反應，才造成他們往反方向改變他們的行為，以致得到相反的實驗結果。為了驗證這樣的解釋，我們另外找了一批臺大和北大的學生，在提點儒家文化之後，詢問他們是否同意儒家的看法，並將之與理性主義、西方宗教與東方宗教做排序。果然北大學生在被提點儒家文化之後，會更不同意儒家思想、而且排序更低（相較於未被提點的北大同學）。相反地，臺大學生則沒有顯著的差異，頂多是有正向的影響。因此，就面對儒家文化的態度來說，海峽兩岸真的是「一邊一國」，即使這些北大學生還年輕到不足以經歷過文革。

有趣的是，即使北大學生在被提點的時候是產生負面反應，但是他們風險偏好與時間偏好的改變也仍然驗證了儒家文化確實能夠促進人們趨避風險與損失、看重未來（所以他們才反其道而行）。因此，文化對於人們偏好與行為的影響確實存在，而且影響深遠到即使經過文革依舊存在。這讓我們不禁想問，如果類似的實驗拿去亞洲經濟奇蹟的其他國家，是不是也有類似的結果，即使他們甚至已經不使用中文漢字、看不懂論語孟子的原文了？這就有待後續的研究了。（本期專題策畫／社會科學院）

主要參考資料：

Liu, Meng and Wang (2014), “Confucianism and Preferences: Evidence from Lab Experiments in Taiwan and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forthcoming.

其他參考文獻：

[1]儒家文化與不同的總體經濟成長模式：Liang (2010), “Confucianism and the East Asian Miracl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3), 206-34.

[2]提點刻板印象如何影響偏好：Benjamin, Choi and Strickland (2010), “Social Identity and Preferen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4), 1913-28.

[3]測量風險與損失偏好：Tanaka, Camerer and Quang (2010), “Risk and Time Preferences: Linking Experimental and Household Survey Data from Vietna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1), 557-571.

[4]測量時間偏好：Andreoni and Sprenger (2012), “Estimating Time Preferences from Convex Budg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7), 3333-56.

[5]測量人們的互信：Johnson and Mislin (2011), “Trust game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2, 865-889.

王道一小檔案

臺大數學系學士，輔系經濟系、外文系語言組。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博士，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後研究。現為臺大經濟系副教授，研究專長為經濟理論、實驗經濟學與神經經濟學。研究主題包括用經濟學實驗與眼動儀來研究策略性傳遞訊息（說謊）的經濟理論及其神經科學基礎，以及多層次思考的有限理性模型（level-k model）。受到本系同事的啟發與外國合作者的鼓勵，開始研究儒家文化對於經濟行為的影響。

圖説：

圖1：以量化實驗研究儒家文化對兩岸學生的經濟行為的影響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