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自臺大經濟系大學部畢業。在服完兵役並在母系擔任兩年助教後，於1996年幸運的進入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班就讀。能夠一睹以前只有在教科書上才能看到的Gary Becker、Robert Lucas以及James Heckman 等大師的風采，與他們相互討論切磋，對一個經濟學徒來說，人生快意，莫過於此！後來則選擇了以資料統計檢定與經濟理論對話為主要研究過程的應用個體經濟學（Applied Microeconomics）作為我的領域，並在Freakonomics（蘋果橘子經濟學）學派Steven Levitt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這些經歷，也更加堅定我：「如果能準確描繪誘因結構，並妥善解決資料的蒐集與詮釋問題，經濟學（幾乎）可以解釋所有的人類行為」的信念！

2002年畢業後，隨即加入臺大經濟系擔任助理教授，並於2010年升等為正教授。主要的研究領域是勞動經濟、健康經濟與犯罪經濟學。截至目前為止，最重要的代表作，應是與本系駱明慶教授合著，2008年發表於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Can Hepatitis B Mothers Account for the Number of Missing Women？ Evidence from Three Million Newborns in Taiwan”。該文討論的是亞洲的失蹤女性（missing women，亦即亞洲女男比例相對於其他地區較低）的問題：在以諾貝爾經濟獎得主Amartya Sen為主要代表的人口與發展經濟學文獻中，對女性的歧視一直是被用來解釋為何亞洲國家存在失蹤女性的主要理由。但現為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的Emily Oster，在重新整理因發現肝炎病毒而獲1976年諾貝爾醫學獎的Dr. Baurch Blumberg的早期發現，以及世界各國新生兒性比例和B型肝炎盛行率的資料後發現：由於B型肝炎母親生下男嬰的機率是150比100（而非一般的105比100），因此在B肝盛行的中國，原先 Sen 所計算出數目達5千萬的失蹤女性，約有75%是可以被此一生物因素解釋的。此一結果如果正確，將會對人口政策產生巨大無比的影響。此一論點雖然受到Blumberg本人、哈佛大學Robert Barro以及我的指導教授Steve Levitt的強力背書，但也立即遭到以Sen為首的人口發展經濟學家強烈質疑：他們認為Blumberg 與Oster的最大問題在於其研究設計與資料無法同時檢驗B肝與歧視兩個假說。我對這個議題的貢獻，即是以臺灣獨特的300萬新生兒資料，同時測試這兩個假說，並發現B型肝炎雖然能增加生男的機率，但影響非常微小，因此要解釋亞洲國家的失蹤女性問題，還是得回到歧視的觀點上。此一研究成果，不僅已在發展與人口經濟學界引起廣泛討論，也被美國《華爾街日報》、歐盟VOX網站等加以報導。

另外，由於生物學上影響勞動供給或教育表現的原因，亦為目前學界注意的焦點之一，因此我最近的研究也有許多與人口議題有關。其中“When Low Birth Weight Babies Grow Up：Can Parents Buffer their Health Shock？”使用臺灣的新生兒資料連結大學聯考資料發現：早產兒上大學機率的確較正常兒為低，但若父母學歷夠高，則可部分抵消此一劣勢。不過本篇文章沒有處理可能是某些未被觀察到的變因同時影響出生體重與未來學業成績的內生性問題，因此我接著在使用了雙胞胎比較法（twins fixed effect）以及工具變數法加以處理。結果發現，出生體重對成績的影響是非線性的：體重差異只在低於3,000公克的雙胞胎有影響。而工具變數法的結果則發現，低出生體重的影響集中在低教育程度（<9 years）與年輕的母親（<25 years old）身上。另外“Maternal Age as a Biosocial Link between Low Birth Weight and Crime: Evidence from Taiwan's National Data”一文，則發現男性低出生體重者若母親年齡太高或太低，則會增加其犯罪的機率，此即犯罪與生物學文獻上所謂的生物－社會交互作用（bio-social interaction）的後果。

另外一篇與失蹤女性有關的著作“More Women Missing, Fewer Girls Dying: The Impact of Abortion on Sex Ratios at Birth and Excess Female Mortality in Taiwan”（NBER working paper 14541）則發現，臺灣在1985年實施優生保健法後，由於性別選擇墮胎的成本大幅降低，因此導致了男女新生兒比例開始逐漸失衡。不過同時男女新生兒的死亡比例開始縮減，我們認為這是因為對男嬰有偏好的父母，在可以作性別選擇後，在「生產前將女嬰墮掉」與「生產後忽略女嬰健康」兩者間替代所致。另外，在整理臺灣1918年大流感的流行趨勢後，我也發現在胚胎時期受到流感侵襲的人，未來不但身高較矮、體重較輕、教育程度較差、而且較容易罹患疾病，壽命也較短。此即醫學上所謂「胚胎起源假說（Fetal Origin Hypothesis)」，這個結果也被美國時代雜誌網站加以報導。接續此一研究，我在「乾淨用水對長期健康及教育成就的影響：以1909-1933日治時期臺灣的水道建設為例」中，則發現日人水道建設對臺灣人的長短期教育及健康有長期的正向影響，也再一次驗證了基礎建設對長期經濟成長影響的重要性。該文即將刊登於經濟論文叢刊。

除了健康與人口有關的議題外，我過去的研究成果也包含研究民主、警力與失業率如何影響犯罪率（犯罪經濟學）以及從廠商內部人事薪資資料來討論勞動過程的內部勞動市場兩大領域。這些乍看之下不太相關的領域，其實背後的主軸是一致的：即是「以經濟學理論為本，並以統計方法檢驗因果關係，說一個前後一致的故事」，哪裡有資料，就往哪裡去的Freakonomics Style。在本系對本人6年長聘評估（Tenure Review）中，一位國外匿名評審人就說道：「一般說來，一位助理教授只要在一個領域做出顯著的貢獻即可獲得長聘資格。同時在三個領域都有重要貢獻的例子算是少見。」也算是國際學界對我研究的肯定。

不過，研究過程是漫長且充滿不確定性的。一開始驚為天人的好主意，也經常因經不起資料的驗證而走入死胡同：但是在一路荊棘中，偶爾也會在不經意的轉折中見到非預期的景色。我基本上相信經濟學是可以解釋人類所有行為的，因此通常我都從日常生活中找尋研究的題材。舉例來說，自己的二兒子因早產出生體重過輕，讓我有了研究新生兒體重影響的念頭。與長輩聊到在日本時代第一次使用「水道水」的新奇經驗，也讓我對基礎建設的長期影響有所好奇。而每次只要完成一個研究，我就會自high很久！而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成就感，也就成了長路漫漫、預期報酬又不高之學術生涯的最佳助力。

最後，針對最近臺灣的社會科學界對「國際化」與「本土化」的衝突，我想談一下感想。的確，社會科學的研究有其地域性，本土的重要問題，不見得在國際上討喜，發表自然會有困難。從這個角度來說，單獨以SSCI作為評斷研究的標準，的確會有只能跟隨他人潮流，與本土社會脫節的問題。然而，社會科學的研究，在對土地關懷的同時，推論是否嚴謹也是很重要的。畢竟這些研究成果可能都會對社會造成很大影響。不可否認的，與國際社會科學界相比，臺灣在同儕嚴謹互評這方面，發展是較慢的。因此我的策略是，以臺灣為研究材料，但中英文的作品都寫，這樣除了國內的同行外，也可以利用國際學界臥虎藏龍的廣大社群，來協助自己提高研究水準。有人或許會說，國外學者怎麼會了解臺灣？我過去幾年刊登在經濟、人口、社會學等領域頂尖期刊的英文文章，標題最後幾乎都是 evidence from Taiwan，而有好幾次這些頂尖國際期刊評審要我修改的，恰恰就是我覺得很難處理，存著「外國人不會知道吧」的僥倖心態，想混過去的部分! 這讓我訝異於好的學者對臺灣，或者該說是基本社會運作邏輯的了解；而這些建議，不但讓我的研究更完整嚴謹，也又更讓世界多知道臺灣一點了！

此外，外國人會感興趣的，不一定是對臺灣重要的議題－此論點也並非完全正確。社會科學所研究的人類互動行為與制度的關係，其實是有某程度的共通性的。發生在臺灣的特殊現象，如果能抽絲剝繭釐清其背後共同的理路，當然也會對其他地方看待人類社會的視角產生影響。舉例來說，臺灣由於全民健保的特殊經驗，因此在過去十多年來，一直是全世界健康經濟學界研究重鎮之一，也是世界各國取經的對象。臺大社會系藍佩嘉老師研究臺灣外籍勞工的“Global Cinderella”，也獲得美國社會學會性別圖書首獎。這顯示臺灣的議題只要分析得當，一樣可以有國際市場。當我們能以自己的研究實力獲得國際同儕的尊重，「把臺灣的故事，也說給世界聽」時，「本土」與「國際」的就不會是替代而是互補了。

閲讀文獻：

[1]Lin, Ming-Jen, Jin-Tan Liu and Nancy Qian* (2011), “More Women Missing, Fewer Girls Dying: The Impact of Abortion on Sex Ratios at Birth and Excess Female Mortality in Taiwan”, NBER working paper 14541 and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DP6667.

[2]林明仁、賴建宇(2011)，“乾淨用水對長期健康及教育成就的影響：以1909-1933日治時期臺灣的水道建設為例"，經濟論文叢刊，即將刊登。

[3]Wan-Chi Chen, Ming-Jen Lin, and Jin-Tan Liu (2010), “Maternal Age as a Crucial Factor between Low Birth Weight and Crime: Evidence from Taiwan's National Data-A Research Not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3(6), 1047-1058.

[4]Lin, Ming-Jen* and Jin-Tan Liu (2009), "Do Lower Birth Weight Babies Have Lower Grades? Twin Fixed Effect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Evidence from Taiwan",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68(10), 1780-87.

[5]Lin, Ming-Jen* and Ming-Ching Luoh (2008),"Can Hepatitis B Mothers Account for the Number of Missing Women? Evidence from Three Million Newborns in Taiwa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8(5), pp 2259-2273.

[6]Lin, Ming-Jen*, Liu, Jin-Tan, and Shin-Yi Chou (2007), "As Low Birth Weight Babies Grow, Can ‘Well-Educated’ Parents Buffer this Adverse Factor? A Research Note." Demography, 44(2), pp 335-343.

林明仁小檔案

學歷：臺大經濟系學士（1992）

      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2002）

現職：臺大經濟學系教授

獲獎：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2010）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2009）

      臺灣大學優良教師2011,2010,2009,2008,2007

專長領域：動經濟學、健康經濟學、法律經濟學 

圖說：

圖1：臺灣新生兒性比例依胎次分：1990-2009

表1：臺灣因性別選擇所導致的“失蹤女嬰”估計數

圖2：小檔案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