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校園國內外貴賓訪客不斷，正式拜會之餘，人類學系的博物館（正式名稱為「民族學標本陳列室」與「考古學標本陳列室」），常是校院主管推薦前來參觀的地點。人類學系照顧兩個陳列室，除了提供外賓欣賞之外，其典藏展示內容當然也是系上教師學生研究的範圍。不過，60年來（按，人類學系創立於1949年）參訪者雖始終不斷，然對標本的研究，卻曾有過長期間斷，此一現象述說著人類學系研究取向的變遷歷史。

人類學傳統上較著重於原住族群、少數人群、及邊陲或角落社群等的生活文化研究。臺大人類學系成立之後，自然追隨此一學術特性建置學問。南島系臺灣原住民在臺北帝國大學時期，即是日籍民族學者的調查研究對象，人類學系承接傳統，繼續山地、東海岸、或外島田野。兩個標本室所藏標本，尤其是民族學方面，多為日籍學者和戰後20年間的收集。今天，臺大被公認為原住民傳統文物最豐富的集中之地。典藏如此，人類學系師生目光亦快速聚焦。第一波「標本人類學」或「博物館民族誌」盛況就在1950至1970年代。

自2000年開始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是人類學系標本研究的第二波高峰。配合數位計畫的推動，多位教師動員大批助理學生團隊，對文物進行逐項電腦資料庫建檔與記錄資訊再研究的工作，目前任務大致已近完成。不過，該計畫畢竟是以多層次維護文化資產為主要目的，因此急於整理基本材料列入首要，而典型的學術學理再生產一事，就相對有限。所以，形式上雖有兩波標本研究熱潮，但事實上第一波才是真正「為研究而研究」的動機促成。

第一波盛況之後，眾人突然紛紛遠離博物館標本，主要是人類學強調社群地方的現場參與，促使師生必須「出田野」，而蹲坐標本室內的靜物景況分析，就不再受歡迎。人類學系師生即使繼續原住民社會文化研究，但民族學標本陳列室卻變成人類學系系館人來人往所忘却的「孤星」，它和考古學陳列室一起就真的成了接待外賓唯一功能。

不過，嚴格來說，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秉持日人所留下之原住民研究傳統雖是一項事實，但1955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成立之後，原住民研究重心有轉移至此之勢。人類學系自1970年代以降所新聘之教師，其博士論文主題均無關原住民，直到2001年方見相關專長新秀加入行列。情勢影響所及，人類學過去30年所開課程直接以「臺灣土著」、「臺灣南島語族」或「臺灣原住民」為名者，基本上相當有限。學生倘若未選到課程，人類學系畢業仍陌生於原住民，並不為奇。

筆者1989年獲聘為人類學系教師，如前所述，自己正是非原住民博士論文研究而進入系上任教者之一。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求學時（1983-1989），教授群期望訓練筆者成為東南亞人類學專家，所以就從學習泰文開始，一直到在中國雲南西雙版納完成傣族研究博士論文為止，本身已累積了相當的東南亞社會文化專業知識。回到臺灣，一方面自覺該至少貢獻本土研究10年；另一方面，又因1984、85年曾以原住民社會運動與族群現象進行碩士論文研究，所以決定延續興趣，結緣原住民。於是，來校任教始起，即讓自己慢慢成為原住民議題的「專家」。

只是筆者的「專家」屬性，與典型專注於特定一族一聚落的臺灣原住民人類學模式不同。筆者認識千百個原住民，他們或多或少都與八○年代以降的社會運動有關，各族都有，部落原鄉與都市新鄉各半。臺灣有不少從事某一族研究的人類學專家，類似「某某人是研究泰雅族的」話語，成為普通應答常識。在此一前提下，即使不少原住民朋友認定筆者係少數瞭解他們的學者之一，筆者始終就不是某一族專家。

作為一名非專家的專家，著實稍感尷尬。就在部分研究同仁設法專精於某族之同時，筆者自社會運動拓展而出的族群理論、觀光人類學、第四世界論述，以及文化展演等議題，可謂為原住民研究的「異數」，若再合起一群弟子學生，大概就可稱為「異軍」吧！異軍不一定突起，但至少為臺灣人類學的原住民研究，灑下多元種子。

時間匆匆，原訂貢獻家鄉議題10年，如今卻已滿了20（即1989至2009）。10年之時（即1999）曾思「中止」原住民研究，轉而回至華盛頓大學教授們當初期望的東南亞人類學專家本份。但是如切豆腐般地每十年一個範疇的規劃，真是天真，根本行不通。原住民早已不是只有被研究。多年來筆者知心朋友兩大群，一為三、五位學界同仁外加助理學生們；其二就是原住民老中青少男生女生。回望自己的研究史，頓然發覺原來標準的田野筆記、錄音、訪談、攝影等等程序，幾乎早已全被忘却了。道理很簡單－「你和朋友相處把歡會記錄謄寫嗎？」

這麼多年下來，沒有錄音，沒有訪談，沒有筆記，但卻與無數原住民有著悲苦歡樂經驗的分享。耑此，竟也理出了原住民社會運動25年來的五大型態：族群政治運動、藝術文化運動、躍進學術運動、文學建構運動，以及族稱獨立運動。這五大運動並無絕對的演化關係，它們或有前後時間落差，但也相當程度地並置存在，當然，力量或聲勢消長亦所難免。

話說原住民的學術關懷雖不能中斷，然東南亞研究卻也已悄悄排進筆者的研究進程。自2001年起，開始密集走訪寮國（主要在極北近中國之處）、臺灣（主要在南投清境與中壢龍崗）、北美的Tai-Lue人（即博士論文所研究之中國所稱的傣族）社區，啟動另一個10年計畫，探討同一族系人群遷移與面對不同國族－國家的文化族群主導性展現機制。換句話說，筆者回到了東南亞「老本行」。事實上，雖說是「老本行」，但應是「新本行」，畢竟「老本行」位置早已為原住民研究所取代。

在人類學系，自1990年起迄今，計開授過「大陸東南亞部落與文明傳統」（1990）、「大陸東南亞人類學專題」（1994）、「北東南亞與西南中國跨境研究」（2000）、「大陸東南亞民族誌專題討論」（2002）、「東南亞南傳佛教社會專題」（2005），及「東南亞族群遷動專題討論」（2009）等6門關及東南亞人類學之課程，意欲推動臺灣東南亞研究之企圖心甚強。然而，系內系外、校內校外始終靜悄悄，回應者稀疏寥少。九○年代中葉，突然國內起了東南亞熱，從中央研究院到幾所大學，紛設研究單位。但這些均和人類學系這幾課的鼓吹無關，反而它們均是呼應政府南向政策的學界反應。10年下來，幾個以「東南亞」為名之當初熱潮單位，卻又紛紛去掉「東南亞」，轉而歸入「亞太」（如中央研究院）或「亞洲」（如淡江大學）之更大架構下。但臺大的東南亞人類學課程仍舊開授，為學問而學問，在熱潮之外耕一份耘田。

就在國內東南亞機構建置熱潮驟減之際，人類學系內卻反而熱度升高。最近三、五年，部分教師與研究生突然跨出臺灣，開始從事境外田野研究。他們選擇的地點，就是東南亞。不過，師生們的田野地並非筆者前述幾門課程的「大陸」範圍，而是西太平洋上的「島嶼」區域。換句話說，筆者的幾門授課，絕不是今天系內師生興趣於東南亞的貢獻者，因為「大陸」、「島嶼」兩區基本上形同絕緣，其中最大區隔要素即是前者「非南島」，後者「純南島」。

李嗣涔校長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項下，於2007、2008年主動推展的南島研究兩年實驗計畫，或許正是推手。臺灣原住民人類學民族學研究已超過百年，但對於「原住民研究即代表南島研究（Austronesian Studies）」的概念，卻始終模糊。亦即，一個原住民社會文化的研究者，往往不會提及自己正在進行「南島研究」。傳統上，臺灣的人類學屬性非常在地化，百位現職之學院專業工作者，僅有個位數字成員有境外田野經驗。大致上，「山地文化研究」、「土著文化研究」、「原住民文化研究」等，就是學者們思考的最高範疇。約近10年之前，有人為臺灣原住民創出「南島民族」一詞。他們不知何由，不喜用「原住民」，但「南島民族」又甚為奇怪，它一來並非當事人自我認同的族稱用詞；二來以原為語言學南島「語族」術語自動地轉為「民族」，根本未有學理上的合宜基礎（亦即，什麼是「民族」，基本上並未經過討論釐清）；再者，國際南島對臺灣而言，事實上極其陌生，幾乎少有對話，如今在本土性濃厚之原住民研究背景上，突兀地冠上具高度國際意涵的「南島」民族，到底用意為何，不得而知。

不過，臺大南島計畫總算喚起了注意國際南島的意識。幾位師生開始摸索於馬來西亞東西兩邊，以及印尼峇里島幾個地點。南島計畫兩年過了，未聞校方有延續的規劃，但研究人員畢竟已跨出了一步，大家似仍未放棄努力。基本上，它像是南島系臺灣原住民研究之後的國際南島拓展。臺大的南島與包括東馬與峇里島在內的島嶼東南亞熱潮，是否有天會如前述國內東南亞機構建置熱潮一般的衰退，仍待觀察，但依國人行事一段不接一段，一個有限年月計畫結束，就完全拔根的習慣（臺大南島計畫兩年結束，船過水無痕，即是一例），實令人難以太過樂觀。不過，人類學系的東南亞課程仍會繼續，歡迎有緣人來唸書、來紙上田野異國。

筆者在南島計畫之初，即預見了此一未來可能的發展挫折。因此，當時主張不要僅限於南島，而應拓展至環東亞的非南島之島嶼地區如庫頁島、千島群島、北海道、琉球群島、南海島群等，進而思考建置一「島嶼人類學」方法理論的可能性。筆者強調的不是四處有人（包括中研院和幾所教研機構）在做的南島遺傳、語言文化等之類緣關係，而是主張應關注島嶼適應與主體世界觀類型的民族誌比較研究。當然，同仁們不一定瞭解其意，即使瞭解也不一定有配合的必要。於是，有的仍繼續在類緣概念下從事研究，有的依舊堅持臺灣本土，而筆者則提出了「北海道愛努人與臺灣原住民社會運動的比較」之研究課題。兩年下來，田野資料甚豐，因此早已超越須有南島計畫支持之思維，今天僅剩個人單飛，還是積極進行研究。

筆者每年至少前往寮國和北海道各三次，不在現場之時，也有安置在地助理協助收集資料。這兩處需要錄音和筆記的田野，加上早就忘却錄音與筆記的原住民情誼交往，使自己時時在文化高度異質性的情境，交錯呈現，時空往往剎那轉變，飽滿地承受了多元文化衝擊的歷練。

今天，仍有年輕學者學生正致力於自己是原住民某族專家的事業之中，而筆者卻離此越來越遠。自己同時擁有好多族，也讓好多族同時擁有我。筆者承認自己的學術著作都不會太「深奧」，簡單平易是為風格。不專注一族數十年，他人當然認為你寫不出深奧文字，但自己至少忠於堅持的人類學信念。筆者以為，太過解剖一個人身肉體組成的族裔群體，分析到細緻點滴，實是一難以承受的壓力，對自己如此，對被研究者亦然。淡淡的陳述，有時反而效果驚人，準確地打動心底深處，而這份心情往往是自我冷靜執著的文化解剖手，所難以體會者。

最後，再回到前文提及的人類學系民族學標本。數位典藏之際，我們的思維仍是臺灣原住民，而非莫明其義的「南島民族」。一族一族的檢視查證資料，排比照片、影片、文字，慢慢地對原住民與過去研究者，有了多一份的認識，本土學術知識亦藉此精進。我們應會在此一資料寶庫中繼續學習文化，研究學理，也將在作為南島東南亞，以及作為島嶼特定生態文化區之一份子的基石上，開展超越類緣關係的跨文化比較研究工作。大陸東南亞泰寮族裔不是南島也非島嶼，北海道愛努人居屬島嶼但非南島，這些都是比觀共享的資產，尤其在為原住民朋友，或Tai-Lue與愛努族人講述對方故事之時，其間的文化相對刺激啟迪，令人驚嘆感動。人類學家的實踐此為一例。人類族群文化不就是要對話嗎？縱橫於臺灣、南島、東南亞、非南島、北海道、島嶼之間，筆者的人類學橋樑搭得長遠。（本文撰寫期間，承筆者專任研究助理郭欣諭小姐費心協助，特此誌謝。）（本專題策畫／外文系江文瑜教授）

謝世忠小檔案

現任臺大人類學系教授。1977年畢業於東海大學歷史學系，1982年取得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9年獲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人類學哲學博士。此外，在留學美國期間曾專修泰國語文，因此也擁有一泰文化研究學士學位。

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北東南亞民族誌、泰／寮國族關係、臺灣原住民當代現象、民族史方法、第四世界理論、詮釋人類學、觀光人類學、發展人類學及族群理論等。主要著作有1987年《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1990年《人類學研究－慶祝芮逸夫教授九秩華誕論文集》（與孫寶鋼合編）、1993年《傣泐－西雙版納的族群現象》、1994年《山胞觀光－當代山地文化展現的人類學詮釋》、2002年《臺灣原住民影像民族史－賽夏族》、2004年《族群人類學的宏觀探索－臺灣原住民論集》、2004年《國族論述：中國與北東南亞的場域》、2004年《經濟轉化與傳統再造－竹苗臺三線客家鄉鎮文化產業》（與張維安合著）、2007年《移民、返鄉與傳統祭典－北臺灣都市阿美族原住民的豐年祭參與及文化認同》（與劉瑞超合著）、2007年《原住民族傳統習慣之調查、整理及評估納入現行法制第二期委託研究－泰雅族、太魯閣族》（與郭倩婷、楊鈴慧、劉瑞超、李韋誠合著）、2008年《原住民族傳統習慣之調查、整理及評估納入現行法制第五期委託研究－布農族、邵族》（與楊鈴慧、劉瑞超、李韋誠、黃昱中合著）與2009年《原住民女性的律法脈絡－三個高地族群的比較》（出版中）（與劉瑞超、楊鈴慧合著）等，另有學術論文和一般散文約計200餘篇，為一位研究領域多元且著作產量豐碩的人類學者。

圖說：

圖1：2001年啟動另一個10年計畫－探討同一族系人群遷移與面對不同國族─國家的文化族群主導性展現機制。圖為在臺灣清境農場（2002）的田野。

圖2：從老本行到新本行，自2001年起即意欲推動東南亞研究。圖為與臺灣原住民朋友合影（2007）。

圖3：在臺灣從事田野工作數十年，結識千百位原住民朋友，不做錄音，沒有筆記本，有的是同悲同喜的交情。圖為在寮國進行田野調查（2006）。

圖4：積極建置島嶼人類學方法理論之可能，近兩年進行北海道愛努人與臺灣原住民社會運動之比較研究。圖為2008年於北海道田野。

圖5：小檔案個人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