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乃陳奇祿博士（本校人類學系名譽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首任主任委員）為《臺大人》一書於去年寫就之自述，本刊在徵得其同意後，先行於雙月刊披載，以饗讀者，同時藉此祝賀陳奇祿教授八秩華誕。人類學系為慶祝這位臺灣人類學最重要前輩導師的八十大壽，已於4月26、27兩日舉行「人類學的比較與詮釋：慶祝陳奇祿教授八秩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

我是1949年（民國38年）2月進入臺灣大學，先在歷史學系任助教，同年秋天，考古人類學系（今改稱「人類學系」）成立，轉入人類學系。我進入臺大，機緣和過程都可說是頗為曲折的。我1948年2月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政治學系，回台後，在台北市《公論報》任編輯，並負責副刊《臺灣風土》（一個專門介紹臺灣史地風俗的刊物）的編務。由於約稿的關係，我時常造訪臺大歷史學系，請教問題和拜託撰稿。那時臺大的文學院長是沈剛伯教授，歷史系主任是劉崇鋐教授，但是講授有關臺灣史地課程的是陳紹馨教授、楊雲萍教授、方豪教授和戰後仍留校任教的日籍宮本廷人教授和國分直一教授等人，此外，醫學院解剖學金關丈夫教授對臺灣的民俗文物有專精的研究，也都是我請益的對象。

記得1948年10月，為慶祝臺灣光復，於介壽大樓（現總統大樓）舉辦博覽會時，臺大歷史學系負責風土館和文獻館的策劃與佈置，其時我雖未進入臺大，但也參與工作，且在《臺灣風土》特闢二期的篇幅，專文介紹。臺大人類學系現藏巨幅介紹臺灣南島語系原住民文化的「臺灣先史時代人生活復原圖」，就是當時的展品。此圖由金關和國分兩教授策劃，立石鐵臣先生（留用於歷史系的日籍畫家）繪製。國分教授和立石先生另曾合撰＜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分期連載於《臺灣風土》，後因立石先生提前歸日，乃由我接替版圖繪製工作，這是我研究臺灣原住民文化的開始，沒有想到它竟成為修習政治學的我，進入人類學領域的敲門磚。我在歷史學系主要的工作是歷史文物標本室的管理。

1948年，傅斯年先生任臺大校長，（傅先生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歷史語言研究所也移來台北，該所的許多位研究人員在臺大兼任教授，臺大歷史系的師資陣容大大充實堅強。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安陽發掘和許多重要史前遺址發掘和研究工作，卓有成績；原台北帝國大學則原有土俗人種學講座的設置，乃有在臺大設置人類學系的建議。1949年8月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後改稱人類學系）成立，由李濟教授任系主任，教授有董作賓、芮逸夫、陳紹馨諸先生，翌年，加聘凌純聲教授，我因職務關係，也轉入人類學系。

筆者1998年攝於臺大人類學系標本室。背景巨幅繪畫為1948年臺大歷史系替慶祝臺灣光復在介壽大樓舉行博覽會所製作之「臺灣先史時代人生活復原圖」。（陳奇祿提供）

1940年代，人類學系在亞洲還是一門冷門的學問（臺大設人類學系比東京大學還早幾年），人類學系設立之初，學生很少，記得第一年只有一人，後來也轉系了，幸第二年有唐美君和李亦園二位轉入，他們二位是第一屆畢業生，於1953年畢業，所以說從第一年起，我們纔有在國內自己培養出來的人類學者。至於我，自系成立，舉凡系裡課程，我都隨班聽講，我雖不是系裡學生，但無疑也是國內培養出來的，我是一個十足的臺大人。

考古人類學系設立之初，傅斯年校長認為人類學對研究人類歷史文化的重要性，要求人類學系導論課程，也應列為歷史系必修課目。其時，人類學系導論由李濟教授講授，我任助教，也都隨班上課，幾年下來，我導論課聽了三、四遍。1951年我到美國新墨西哥大學（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Albuquerque）進修，1953年返校任教，李教授把導論課程讓給我教，一直教到1963年我再度出國到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研究為止，一共十個年頭，也可說是相當長久的了。

李濟教授是美國哈佛大學畢業，所以臺大人類學系的課程安排，也大體取法哈佛，但臺大也另有二三特殊課程，諸如民族學田野調查、考古學田野發掘、和人類學標本整理等，我因管理標本室的關係，標本整理課在系成立初期由我擔任。人類文化有社會組織、宗教信仰、和物質生活諸方面，標本整理就是物質文化的研究。

臺大人類學標本室自臺北帝國大學設立以來，蒐集臺灣原住民文物標本，多達數千件，我何其幸運，在這裡工作、研究，1966年完成《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 of the Formosan Aborigines, 1968）一書，獲得日本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

我認為物質文化的研究，在成果發表時常，需附有照片與繪圖作為佐證，因此在人類學標本整理課中，我兼討論圖版的製作問題，在撰寫《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時，我也花費很多時間自繪插圖。我非常感謝何浩天館長於1979年9月將這些插圖安排成「原始民藝素描展」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出。這次展覽將原標本、插圖原圖、印成之書物（即《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並列展出，可說是相當新穎的展示方式。這也是臺大標本室藏品的首次校外展覽。這次展覽引起藝術界不少注意，我也寫了＜我如何插圖──寫在「原始民藝素描展」之前＞（民國68年9月25日，《聯合報》）作為回應。

另外的特殊課程是考古學田野發掘和民族學田野調查。這兩個課是二選一的必修課，田野課須在田野間進行，所以都安排在假期期間，我擔任民族學調查課，所以說我幾乎沒有假期。臺灣是人類學教學的優良園地，因為臺灣仍居住有數十萬南島語系之原住人口，他們的居區在中央山脈和東海岸地區，他們是我們調查研究的對象。

半世紀前，臺灣山區是更遙遠的地方，記得民國38年7月隨李濟、董作賓、芮逸夫、陳紹馨、石璋如諸先生到台中縣仁愛鄉瑞岩調查泰雅族時，從台北要花三個整天，穿山越嶺，經過陡峭山徑和殘破斷橋，始達目的地，但，這次短期集體調查卻是國人在臺灣進行人類學研究的開端，所出版《瑞岩民族學調查報告》（文獻專刊第二號，民國39年2月）是國人在臺灣出版的第一本人類學調查報告，而我和石璋如先生合寫的瑞岩人的「衣、食、住」也是我最早有關人類學的文章。

民國36年，筆者（圖左立者，面向鏡頭）初日月潭，觀賞邵族杵歌表演，同行者為陳碧蓉女士。（陳奇祿　提供）

從1953至1960年我擔任民族學田野調查課，帶領同學調查過屏東縣魯凱族（1953年5月、7月；1958年8月）、花蓮縣阿美族（1953年12月）、台東縣卑南族（1954年2月；1958年8月）、蘭嶼雅美族（1954年7月）、日月潭邵族（1955年1月；1956年1月）、屏東縣排灣族（1958年1月）、花蓮縣阿美族（1960年2月），均有研究報告之出版──‘An Investigation of Ami Religion’, By Chen Chi-lu and Michael D. Coe,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Taiwan Museum, Vol. VII, Nos. 3-4,1954；＜台東縣卑南鄉南王村民族學調查簡報＞，衛惠林、陳奇祿、何廷瑞合著，《考古人類學刊》第三期，民43年；＜蘭嶼雅美族人類學資料＞，陳奇祿、林明漢、任先民合著，《考古人類學刊》第四期，民國43年；＜臺灣屏東霧台魯凱族的家族和婚姻＞，《中國民族學報》第一期，民國44年；＜日月潭邵族民族學調查初步報告＞，陳奇祿、李亦園、唐美君合著，《考古人類學刊》第六期，民國44年；‘The Agricultural Methods and Rituals of the Budai Rukai’,Studia Taiwanica No.1, 1956；＜臺灣屏東霧台魯凱族的家屋和木雕＞，《臺灣研究》第二輯，民國46年；＜貓公阿美族的製陶、石煮和竹煮＞《考古人類學刊》第十三、十四期合刊，民國48年。

人類學系師生職員合影（1954年攝）。第二排由左至右：衛惠林教授、凌純聲教授、陳紹馨教授、李濟教授、石璋如教授及芮逸夫教授，第三排左二為高去尋教授，本文作者在第三排左一。（陳奇祿提供）

原住民自遠古時代便居住於臺灣，漢人移入，人口代有增多，明清時代，反客為主，平均區域為漢人佔居而原住民則多集居山區。過去研究臺灣原住民文化的學者，對臺灣原住民的分類，分為高山族和平埔族二群。此種分類，雖以居地為其依據，但也含有漢化深淺之意義。也許邵族因與漢人接觸較久而被列為平埔族群，因而常遭研究者所忽略；原台北帝國大學《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著，1935年出版）亦未將邵族包括其中，所以我們非常高興這次民族學田野調查課能夠邀請到美國西雅圖大學語言學權威李方桂教授、臺大醫學院解剖學系余錦泉教授、鄭聰明教授，和本系唐美君教授、李亦園教授的參加日月潭邵族之調查而完成較為完整的研究報告──《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一種：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包括陳奇祿：＜日月潭的邵族社會＞；李亦園：＜邵族的經濟生活＞；唐美君：＜日月潭邵族的宗教＞；余錦泉、鄭聰明：＜邵族的體質＞；李方桂、陳奇祿、唐美君：＜邵語記略＞1958年1月）。

在這期間，我自己的研究則集中於排灣群（包括排灣族、魯凱族和卑南族）木雕藝術及其類緣關係的探討。木雕藝術的研究，雖以博物館的藏品為其主要對象，但僅限於博物館的材料，自然是不夠的。因為若干體積大的雕刻和若干與其社會宗教具有深切關係的標本，是不易採集到博物館裡去的。我們認為標本的研究，須以田野調查予以補充。

陳奇祿博士早期畫作，《臺灣土著民族物質文化》一書插圖之一。（陳奇祿提供）

我非常感謝我的妹夫唐美君教授（那時他還是人類學系講師，後升任教授兼系主任，唐教授1983年8月赴加拿大溫哥華出席學術會議，歸途病逝於美國，我悼念他）不惜勞苦，陪我走過屏東和台東兩縣的數十村落，把當時仍存在山地間的木雕幾乎全部予以記錄，完成《臺灣排灣群諸族木雕標本圖錄》（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二種，1961年）。翌年，第二屆亞洲史學家會議（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在台北舉行，我任大會秘書長，并在會中宣讀‘Woodcarving of the Paiwan Group of Taiwan and Its Affinities’論文，便是依據我長期調查研究的心得寫的。1967年，我參加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舉辦之「早期中國藝術與太平洋區」研討會時，更將比較研究範圍予以擴大，包括荊楚文化，試圖建立太平洋區遠古時代的文化史，寫成‘The Aboriginal Art of Taiwan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Pacific’（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Vol.II, pp.395-430, 1967）

1965年11月15日是國立臺灣大學二十周年校慶，文學院諸位先生商量慶祝的方式，許倬雲教授和我提議舉行一個小型研討會，以「臺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為主題，邀請校內同仁參加。我們提出這個問題的理由是：歷史文化的探討應以實地研究為其基礎，所以地區研究在歷史文化的探討上具有重要地位；臺灣為一理想的地區研究的園地，臺灣地域雖小，歷史雖短，但它保有相當完備的文獻和統計資料，又因移民入台先後，更形成相當複雜的層次，所以詳盡的臺灣研究，可為我國歷史文化發展變遷的最好印證。我們的建議得到同仁們的支持，參加者及其提出的論文如次：凌純聲：＜中國大陸與臺灣及太平洋＞；林朝棨：＜第四紀之臺灣＞；夏德儀：＜臺灣史料舉隅＞；方豪＜修志專家與臺灣方志的纂修＞；楊雲萍：＜南明鄭氏時代的臺灣在中國史上的地位＞；許倬雲：＜臺灣墾殖與中華民族的擴展＞；陳紹馨：＜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研究的實驗室：臺灣＞；黃得時：＜台北地區之發展＞；賴永祥：＜臺灣基督教的發展＞；戴炎輝：＜臺灣的法制＞；衛惠林：＜臺灣土著社會研究與中國古史印證＞；唐美君：＜臺灣土著的涵化問題＞；陳奇祿：＜臺灣土著研究與中國的人類學＞。這次研討會是「臺灣研究」正式進入學術殿堂的開始。

這種型式的研討會後來得到美國哈佛燕京學社（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支持，自1965年12月至1967年7月的一年又半的時間中，定期舉行臺灣地區研究研討會，由我主持，前後計有討論會十一次、講演會二次、採訪會二次，和劇藝表演會二次。參加研討會的不限於臺灣大學兩個學系的同仁，亦邀請了校外關心鄉土研究的學者參加。（《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四種：臺灣研究研討會紀錄》，1967年；《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五種：臺灣研究研討會紀錄續集》，1969年）。

這是「臺灣研究」的濫觴時期我所參與的若干學術活動。現在「臺灣研究」已成顯學，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也經籌備即將成所，我獻上我衷心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