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輕狂　求學路舛

陳鴻森先生，1950年出生於高雄鳳山郊外的農家。父親耽嗜群籍，雅好藝文，使他自幼秉承庭訓，四、五歲即熟背《四書》，小小年紀就能為村人寫信給他們外地當兵的兒子。當時距戰後不久，戰爭的陰影仍揮之不去；那也是個貧窮的年代，他曾因交不出十元補習費，不敢上學。

小時學業成績一向名列前茅，只因個性叛逆，頗令師長頭疼。進入所謂「狂飆時代」的青春期後，高中學業變得斷斷續續，1967年痛定思痛自願進軍校接受磨練，才中止了放蕩不羈的生活。

在沉悶刻板的軍校生活裡，閱讀了當時通行的藝文刊物如《幼獅文藝》、《創作》、《文壇》、《青年戰士報》、《新文藝》等，因此誘發了他的創作慾，開始向《青年戰士報》投稿，發表詩作。第二年（1968）創辦《盤古詩頁》月刊，出刊九期，因軍方政戰單位干預而停刊。同年與陳千武、李魁賢等笠詩社前輩詩人結識，1969年加入該社。翌年出版詩集《期嚮》，開始在《笠》詩刊大量發表作品。

笠詩社為臺灣戰後最重要的文學團體，與他同時活躍於《笠》的詩友有李敏勇、鄭炯明（《文學界》及《文學臺灣》創辦人）、陳明台（陳千武之子）、拾虹和郭成義（《自由時報》撰述委員）等人，他們這些新生代，很快的成為七○年代笠詩社的中堅，藉由詩的形式，批判、諷諭時政。在當時黨國統治體制，和極右的時代氛圍裡，他們鮮明的本土意識和現實批判的精神，其色彩是極為突出的。一九七六年出版第二本詩集《雕塑家的兒子》。

除了詩創作外，他也開始撰寫文學評論，發表在《笠》、《青溪》月刊、《臺灣時報》等刊物，前後有一、二十篇之多。這些評論文章曾結集為《現代詩的考察》一書，原已交付印刷廠排印，但校稿時自悔少作不足存，賠了排版費了事。這本評論集雖未出版，卻成了他爾後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訓練，也由此漸感一己所學不足，有了報考大學之念，因而重拾起荒廢多年的課本。

浸淫古典　良師多助

從事文學創作五、六年之後，決意以同等學歷的身分投考大學。當時（1974年）正逢世界能源危機，部隊為節約能源，晚上一到九點，營區就全面熄燈，僅廁所門前尚餘一盞昏暗的燈光，就在這燈下苦讀一年。由於國防部准考大學函久未發下，沒有機會報考日間部。後來則以當屆榜首成績考進本校夜間部中文系。

當初志在現代文學，面對多厚古典文學的中文系課程，頗難愜意，甚或動念想轉法律系。閒蕩了一學期，經過半年的調適才漸入佳境，這完全要歸功於楊承祖教授的鼓勵。「楊先生開的《文學概論》我很少去上，但是他對我期末考不按課本及講義做答，仍給予高分。點名時，還表示希望我去上課『讓他看看』我這個人，所以下學期我才乖乖上課去。」自此對中文系的排斥感始漸消除。

大三時進入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工讀一年，激發了他研究古典文學的強烈動機。工讀期間將《昭明文選》、《論語注疏》、《莊子注疏》這三部舊籍逐篇點過，對古典文學、傳統學術的興趣無形中益趨濃厚。

大五修習張以仁老師的「訓詁學」和楊承祖老師的《詩經》，讓他分別領略了訓詁學的堂奧，以及古典詩的韻味；而梁榮茂老師、黃啟方老師，對他的研究精神也給予引領和激勵的作用。

峰迴路轉　志在經學

大學畢業後，以一年時間閉門研修《尚書》、《詩經》、《莊子》、《荀子》等先秦經典，為投身先秦學術研究做留學日本的準備。當時一心想師從東北大學金谷治教授治先秦諸子。到日本後，由於氣喘宿疾，考慮氣候因素，不得不將留學志願由東北大學改為東京大學，卻限於學歷被要求先修兩年。正當進退維谷躊躇之際，適逢楊承祖先生在中研院史語所訪問一年，偶然與當時史語所歷史組主任張以仁先生談及這名學生的情況，二人皆以為流落異國不免可惜，因此與所內先生商量，有意延攬他進入中研院任職。這消息著實令人喜出望外。於是在一個月內寫成兩篇論文，陳槃先生（中研院院士，專研讖緯、《左傳》）、王叔岷先生（專研先秦諸子、道家與校勘學）及李孝定先生（專研甲骨文）等所內方家審閱後，極表歎賞，因具名推薦，經審查投票通過，於1982年4月返國，進入史語所工作。

旅日之際，經常流連於東京神田古書店及東大圖書館。將近一年停留期間，觀察比較了臺灣與日本研究先秦諸子的優劣勢，他發現日本大學文科學生的社會科學訓練較為完備；反觀臺灣學界僅能從訓詁文義著手，短於思想分析。其次，研究先秦學術勢必不能忽略大陸近年的考古發掘，但當時臺灣比起日本，獲取相關資訊的步調顯然落後甚多。換言之，如果要在臺灣從事相關研究，可謂事倍功半。幾經思量，決定重新探勘個人的學術研究礦脈。

經過一番深入的自我評估，最終他選擇了「經學」為未來治學方向。其間自受有師長的影響，根本的意義則在於：經學乃中國文化的主體，經學統攝了哲學、政治、社會、教育等多元範疇，在西方學術分科概念進入中國之前，經學即相當於中國社會科學的總集合。有感於大陸文革時期「批孔揚秦」，經學研究破壞殆盡；而史語所內亦舊學零落，因此他毅然以「舊學」自任，志在傳承史語所樸學風尚，庶不負陳槃先生等老學碩儒的殷殷期望。

史語所為國際漢學重鎮，才人輩出，沒有顯赫名校碩、博士學位的他，其學養深為所內同仁及國內外同行學者所推重。二十年來孜孜潛研，勤於著述，入所三年後即升任助理研究員，1991年升副研究員，前年（2000）則成為正研究員。1992〜95年曾於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講授「中國經學史」、「經學史專題討論」等課程，指導博、碩士生多人。

潛心實證　鑽研清學

置身學風謹嚴的史語所，研究取向自然偏重舊史的考證，又由於清代是經學研究的頂峰，他的研究同時兼治清代學術。清學本以考據見長，大陸學界五○年代以後，對考據學一度亟加貶抑，理論先行。「八０年代以後，大陸經學研究逐漸復甦，但他們批判復古思想，往往強調古為今用；相反地，我們追求的是歷史實態，不喜歡太多後設的解釋。」基於考據學研究難度較高，尚有許多待開發的領域，早在二十年前他即投身清代學術史研究。為此，他自修文字學、校勘、輯佚、目錄等以為輔助，力求「以實證的方法研究清人實證之學，以考據的方式理解清人的考據學及其心態」。

近五年來，主要致力於《續修四庫提要‧經部》辨證、《孝經》學史、乾嘉學術考辨、乾嘉學者集外遺文輯存及其年譜編纂等，五年間共發表學術專論十六篇。1999年以來，陸續發表《錢大昕潛研堂遺文輯存》三卷、《阮元揅經室遺文輯存》四卷、《錢大昕年譜別記》等，深受學界矚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陳祖武教授曾撰文推介。

他將鑽研經學史比為「書本上的文獻考古」。以輯佚工作為例，他為錢大昕、阮元諸家輯錄遺文，無不費時十數年而後成，但通過這些輯佚成果，便為清代學術研究積累大量學術史料。大陸學者也有人從事類似的工作，但所得遠遠瞠乎其後。輯佚之際，他利用這些新材料從事重要學者的年譜編纂工作，「我比較重視人物活動對學術的影響，而非只針對某一人做孤立的研究，或對某一本書做釋義，所以要不斷地發掘新資料，有些材料甚至是在國際拍賣會上蒐尋所得。經過累積、分析、辨證，重新評價，整個過程無異考古發掘。」

笠詩社研討會籌畫會議合影，由左而右：李豐楙、李魁賢、許達然（李魁賢後方）、李敏勇夫婦、趙天儀、黃騰輝（笠發行人）、岩上及陳鴻森夫婦。（陳鴻森　提供）

藉詩議政　詩心悠揚

雖然身在學界，但並未自絕於社會現實。進史語所之初，他已敏銳地洞悉當年臺灣社會將面臨劇烈變動，因而重拾文筆，藉詩寓意，創作了不少批判體制的現代詩。如＜比目魚＞一詩以比目魚暗喻兩岸關係之難分難合，巧妙至極，曾獲1984年吳濁流文學獎的肯定；而多首論及終戰賠償的新詩，更是走在社會民意前端，充份流露詩人關懷庶民之情。

近年來由於學術研究繁忙，詩作較少。但對於孕育無數臺灣本土詩人的笠詩社，作為成員之一的陳鴻森未嘗忘情，有心為《笠》尋求其詩史定位。除了編纂《笠詩社三十年總目》、《笠詩社年表》外，1999年重印《笠詩刊》前二十年共一百二十期，舉辦「笠詩社學術研討會」及出版《笠詩社研究論文集》，並指導碩、博士生以臺灣現代詩為研究主題撰寫論文，期使臺灣現代詩的研究更為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