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世紀以來，東西方許多偉大的人文學者，包括梁啟超、錢穆、胡適、John K. Fairbank、Arthur Wright等，都曾為清代學術研究留下深刻的足跡，顯示了這個領域的重要性。

為什麼這個領域受到如斯重視呢？主要是因為「清代學術」處於「宋明理學」和「當代學術」之間的關鍵位置。「宋明理學」是中國儒家心性之學發展的高峰，而二十世紀中國的人文學則注入了更多科學的因素，愈益重視歷史背景與社會背景的分析，清代學術則居於這兩個時期之間。它所具有的一些特性，使它轉變了前一時期的核心問題，而又開啟了後一時期的研究方向。所以它是前一時期學術思想演變的結果，也是後一時期學術思想發生的原因。過去一世紀的研究者提出各種命題，無論是梁啟超、胡適提出的「反理學」，任繼愈等提出的「啟蒙時期」，抑或余英時提出的「知識主義的興起」，都是以說明清代學術的特性，作為他們立說的最主要任務。

清代學術特性這個課題，在今天來說仍然深具意義。無論從中國文化、抑或東亞文明的觀點看，當今學界研究人文學時遭遇的許多問題，都可以從清代學術找到根源。在此我舉兩個例子：清儒之中，戴震、錢大昕、李銳、阮元，都精研天文學；戴震和李銳尤精數學。儒學以人文科學為主，天文學和數學是自然科學的範疇，清人治儒學而兼研數學、天文學，這就凸顯了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融通的問題。又如自魏源《清經世文編》以降，出現了十餘部《經世文編》，其中多論及社會和經濟的改革問題。這些《文編》收錄了大量儒者的論文，儒家思想十分濃厚，這又涉及了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融通的問題。人文、社會，和自然科學彼此之間如何融通，於今仍是各領域絕大多數學者無法或不敢碰觸的課題，但在清代學者，則早已將之視為一個整體，並踏出了整合的步伐。過去胡適曾特別提出「科學方法」，作為清代學術的重要精神，可能就是覺察到清代學術不是只有純粹人文學內容的緣故。當然，胡適「科學方法」的提法，是否能夠百分之百有效地解釋清代學術的特性，尚容討論；但清代學術對於當代人文科學研究而言，充滿了啟示性，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講到清代學術，一個必須弄清楚的是斷代問題。所謂「清代」，從朝代起迄上講是指順治元年（1644）1至宣統三年（1911）。梁啟超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首先提出1623至1923為「近三百年」的概念，他接著說：「若稍為概括一點，也可以說是十七、八、九三個世紀的中國學術史。」其實1623-1923本身已經是概括的，因為這已超出了1644-1911這個範圍。不過梁任公的斷代其實很合理，因為學術思想的變遷，毋須以朝代興亡為標準。而且知識分子往往是時代的先知先覺者，將起始年代稍稍向前推，可以觀察到政治激變以前，學術研究所反映知識分子的敏銳觸覺；將終止年代稍稍往後推，也可以探索出朝代結束以後，知識分子如何以學術研究來開創新風氣。後來清代學術的研究者，多依從梁氏的標準。其後又有「晚清」、「近代」等概念，專指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至1912年民國建立以前的中國。（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以1800-1911為斷限，旨在探索鴉片戰爭亦即中國遭遇激變以前40年的歷史情況，作為背景描述，並不是說該書對「晚清」的起始年有不同的定義。）研究者在一個完整的「清代」之中，又區分出一個「晚清」來，更適切、精準地往下連接了二十世紀。從這裏可以看出，真正瞭解清代學術重要性的研究者，必然會將其關注點推展到二十世紀，而不會保守地只以研究清代為務。

清代學術研究一般給人的感覺就是古典的經學研究，即使考據學或小學（聲韻、文字、訓詁之學），原也是從經學研究發展出來的學科。其實，經學研究固然是清代學術的重要內容，但清代學者的成就，卻也有許多「非經學」的部分。以下我舉三個例子說明：

1. 文學：在古典詩、詞、散文、小說研究方面，清代學者所取得的成果，許多方面都是遠遠超越前代的。《紅樓夢》在乾隆年間刊行時，已開始有人撰文論述，顯示波瀾壯闊的「紅學」，幾乎是與《紅樓夢》同步出現。

2. 方志學：清代學者的方志研究成果極其輝煌，不但為宋明等前代所不及，也奠定了當代方志學的基礎。二十世紀如傅振倫、黎錦熙、李泰棻、來新夏等著名的方志學家，無不廣自清代方志學汲取資源。今天我們修地方志，大至省志，小至鄉鎮志，仍然可以、也應該取法清儒的理論和方法。

3. 先秦諸子研究：清儒先秦諸子研究專著，在各種目錄中至少著錄有二千餘種，數量繁富。它們蘊藏了清代學者孜孜矻矻逐字逐句探索先秦諸子哲學文獻的心血結晶。而1973年馬王堆帛書文獻出土，1998年湖北郭店楚簡文獻正式刊佈，2001年上海博物館刊行第一冊《戰國楚竹書》。這些文獻多屬先秦諸子著作，涉及中國古代思想史極重要的一個環節，而為海內外學者所矚目。然而，過去學界展開研究時，卻顯然沒有上溯並汲取清人數百年研究先秦諸子所累積的成果，使清儒的先秦諸子研究和二十世紀末的先秦諸子研究，被打成了兩截。因此，這方面的研究工作仍是有待努力的。

以上三個領域，嚴格上說都與經學無關，但都十分重要。

自1987年起，我從研讀清代浙東學派學者（包括黃宗羲、毛奇齡、胡渭、萬斯大、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的著作入手，開始研究清代學術（除學位論文外，已發表論文11篇）。1998年，開始撰寫「清代儒學思想」系列論文（已發表論文2篇）；翌年又開始撰寫「乾嘉學者治經方法及晚清諸子學思潮」系列論文（已發表論文6篇）。2000年1月起，我參加了本校歷史系黃俊傑教授主持的「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研究計劃」（「大學學術追求卓越計劃」），負責分項計劃「中國近世儒者對《易經》的詮釋」。我從研究清儒胡渭《易圖明辨》一書入手，撰寫了一系列相關論文，並輯成《易圖象與易詮釋》一書（臺北：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年）。該計劃共執行四年，將於2003年12月結束。

至於個人研究清代學術的心得，簡單可分三點來談：

1. 清代是歷代各種學問的一個總匯時期，也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的一個重要背景和源頭。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任何生活在中國文化體系裡的人，若要了解自身的歷史文化背景，都必須回顧清代學者的學術思想。

2. 因為清代學者前有所承，而後有開創，因此我們研究清代學術，應該同時向上追溯宋明理學的核心問題，並向下探討清代學術在近現代的轉變。已故中央研究院院士嚴耕望教授曾說：「研究一個時代或朝代，最少要懂三個時代或朝代。」（氏著：《治史經驗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4年第4版，頁12）這些年來我的經驗告訴我，這是顛撲不破的道理。

3. 前述三個領域之中，「方志學」和「先秦諸子研究」兩個領域是最迫切需要大大提倡的。「方志學」直接關係到地方歷史文化如何保存、以及保存工作的優劣成敗等重大問題，可惜數十年來一直被國內學界所忽略，近年始稍予注意。至於清儒的先秦諸子研究，我近年已發表了數篇論文，指出其重要性，也已擬訂了相關的研究方針。

展望未來，我深盼更多有志於清學的年輕學者加入，開發更多、更新的研究課題，為清代學術作出貢獻，開創新猷。

參考文獻：

一：清代學術的參考專書

1.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9。

2. 錢 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3.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1983。

4.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5. 王 茂：《清代哲學》，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

6. 鄭吉雄：《清儒名著述評》，臺北：大安出版社，2001。

二：個人近年發表的清代學術相關研究論文（部分）

1. 〈《先秦諸子繫年》與晚清諸子學思潮〉，《紀念錢穆先生逝世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0年，頁443-477。

2. 〈乾嘉治經方法中的思想史線索──從治經方法到治先秦諸子〉，「乾嘉學者之義理學」第四次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12月16日。

3. 〈中國方志學的跨世紀展望〉，「第二屆中華文明的二十一世紀新意義學術研討會」，美國史丹福大學，2001年3月31日至4月1日。

4. Inter-explanations of Classics: Method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ve Classics by the Qing Scholars, Interpretatio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ermeneutics, 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Rutgers University, October 4-6, 2001.

5. 〈乾嘉學者經典詮釋的歷史背景與觀念〉，《臺大中文學報》15期，2001年，頁241-281。

註

1 該年即為崇禎十七年，亦即滿洲人進山海關、旋入北京之年。

2 讀者可參一粟《紅樓夢卷》。不過，可能有人注意到一般講清代學術的研究者往往不論及文學。這是其來有自的。梁啟超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就不講文學，原因在於，任公對「學術」一詞有其特殊定義。他說：「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其所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學與術〉，收入《飲冰室文集》）換言之，任公定義「學術」一詞，是重在明事物之真理與致事物之用途，與文藝創作的精神頗不相同。

3 我所說的「方志學」，不是指單純的編修方志，而是指學界在大量編修方志的實務基礎上，針對方志的性質、理念、源流、類例等原理問題，以及編纂方法、架構等技術問題，進行深廣的研究，使之成為一門專精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