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院是臺大最古老的學院之一，擁有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四個系所，以及三民主義、新聞學兩所研究所，1999年8月法律系所獨立成為法律學院，原有法學院更名為社會科學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也將改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現有教師108人，兼任教師60人，日間部學生2200餘人。

由於徐州路校地有限，無法呼應發展需求，社會科學院規劃分階段遷回校總區，第一期已在復興南路校門口附近空地興建完成部分校舍，陸續遷回社會系、三民主義及新聞學研究所，二期以後工程則在規畫中。

許介鱗教授於1996年12月獲選為法學院院長，上任後大力提倡「臺灣文藝復興」，推動校園環境及人心美化工程，他說這是他參選院長的目的，也是他此生戮力以赴的理想。

重塑人心美的情操

中世紀末以迄十六世紀的歐洲，都市工商繁榮，中產階級興起，從而萌生掙脫封建制度與神權思想桎梏，而以人為本的新人文主義運動；此一運動希冀從古希臘羅馬文化尋求新義，影響深遠，是為「文藝復興」。

時至廿世紀末，促成當年文藝復興的自由市場經濟早已席捲全世界，只是高度的物質享受腐蝕人心；有鑑於此，許院長提出「臺灣文藝復興」、「亞洲文藝復興」的呼籲，強調「亞洲本身有自己長久的文化傳統，未必要追隨西洋的模式，應該擁有自信，去構想一套屬於亞洲文化的文藝復興」。

基於身為教育工作者責無旁貸，許院長自許以推動文藝復興為終生職志，尤其臺灣學界長久以來重理工、輕文法，教育淪為知識教育或技能訓練，所謂知識份子一味追逐金錢、權位，「以法律系來說，大部分學生用功苦讀無非是為了考取司法官或律師，若能考取則收入豐厚，凌駕教授之上甚多，以致學生顯得心高氣傲，非但不懂得尊師，甚且知法犯法；培養如此能力優秀但心靈不美的人，非社會之福」。

因此，他認真思考：如何在知識的教育之外，培養「真、善、美」兼備的公民？不過，他也體認到真與善非一人之力可以做到，只好退而求其次，從美的追求做起，美化校園是他落實主張的第一步，他相信外在環境美化可以潛移默化人的心靈。

妝點校園風華之美

所以，法學院外牆牆柱上鑲嵌著陶瓷版畫，弄春池池水裏放置了高科技的生化磚（可分解魚類排洩物），垂垂老矣的柳樹再度甦活，只是通道的中庭變成論談沙龍，國際會議廳、辦公室、教員休息室、教室迴廊甚至廁所掛滿畫作……。若說校總區椰林高聳、腹地廣闊，像個堂堂書紳；那麼，位於徐州路上的法學院，垂柳輕擺、風姿綽約，宛如典雅仕女。

法學院前身為日據時代台北高等商業學校，建物歷史悠久，已成為台北市市定古蹟。日據時代所築的外牆迄今完好，惟光復後堆高的部分已腐朽，趁重修之便，許院長略加巧思，請來師生、校友舞文弄墨一番，將作品燒製成陶瓷，鑲貼在206根牆柱上，其中畫作、詩文各103幅，牆柱頂端還安上燈罩，入夜點燈，饒富古意。許院長語帶玄機地表示，陶版206幅與人體骨骼數目恰好一致，若無破壞，可以保存長達五百年。

此外，為了淨化弄春池池水及醫治病危柳樹，特地請來日本園藝師傅操刀，還慎重其事地為弄春池的重生舉行祈禱式；為了提供學生更多討論的空間，重新整理法學院中庭，期能在此摩擦出更多學問的火花。

「我與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於，大部分人不是汲汲鑽營如何攫取資源，就是以此作為卡位跳板，但我接任院長之後，除了把個人收藏品捐出來，還自掏腰包買畫，有人開玩笑說以後沒人敢當院長了。回頭想想這三年的付出，其實蠻有收獲，至少從前教員因意識形態不同而交惡的現象，因著校園氛圍的改變拉近距離，漸漸和氣起來」。

破除門戶科系整合

對於教學，許院長主張應破除系所門戶之見，進行課程整合，因此對前管理學院院長張鴻章教授主張大學部不分系的看法，深表贊同。他進一步指出，當前臺灣高等教育科系分化日趨專精，惟都僅止於知識教育，所學和生活沒有必然相關，心靈建設部分更是付之闕如，即使有學程和通識教育補救仍嫌不足；改善之道有三：一、減少必修課，開放更多選修，對學生是適性發展，對老師則有督促作用。二、系所聯合開課，以促進師生交流、加強知識統合，基於社會科學與法學關係密切，未來兩院仍應合作。三、臺大等國立大學應以發展研究所為導向，大學部則放手予私立大學。

研究方面，近年在院的主導下已成立三個跨系研究中心，促進科系間研究合作，如以政治系為主的中國大陸研究小組，以法律系為主的大陸法制研究中心、國會法案促進小組等。另外從1997到1998年間，院本部亦主辦多項國際研討會，如亞洲文藝復興、中國與東亞：廿一世紀的課題、臺灣與日本的現狀與問題、近代日本與臺灣、原住民的權利等；在在都是許院長於推動臺灣文藝復興的具體措施與努力。

憂心臺灣教改偏向

對於這些年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教改運動，許院長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一味仿效美國學制未必正確，尤其憂心近年教育預算刪減和學費自由化走向，已使臺灣教育面臨空前危機。「美國學制有他們的歷史文化背景，不能一概仿效，臺灣不論是推動小班教學或提高導師待遇，仍然以金錢為導向，而有些老師還是耽溺於股票市場；人心不改，教改註定失敗」。

許院長曾為文疾呼教育投資是臺灣最大的資本，然自從實施國立大學自籌一定比例校務基金以及教育預算15％最低門檻在1998年被撤消之後，國家對教育的投資已明顯縮減。身為研究者，對於圖書期刊經費的短少最是敏感，「一所好大學的評鑑指標有二：老師與圖書設備。本校從日據時期創校迄今，圖書期刊藏量年年增加，如今費用竟然被刪除，這是前所未有的事；大學做研究要有期刊，國家卻將錢拿去買戰機，實在太荒繆了；國家不重視新知，這是滅亡的前兆」。

對於學費自由化導致高學費，而可能排除優秀的貧寒子弟，他也深覺不公平。他以個人為例，由於家境不寬裕無法供他讀書，轉而唸公費的師範學校，畢業後擔任小學教員，並決定繼續讀書以求突破，考進臺大政治系就讀。因為當年學費、伙食費都低，才得以半工半讀完成學業，之後考取日本政府獎學金，到東京大學攻讀憲法，成為東大第一位憲法博士。若非國立大學的低學費政策，他自忖無法完成夢想。

這位法學院「末代」院長、社會科學院「第一任」院長即將於2000年7月榮退，任內最後一項工作要為社會科學院選出新院長，以便交棒。他期望新院長能接續他的夢想，把校園文藝復興擴大至全臺灣乃至亞洲，然後及於全世界，終結西方物質主義，廿一世紀要體現的是精神之美。

許院長（著西服者）與教職員生在慶生會上合影。（院秘書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