倬雲老師對我的影響幾乎是從第一天我進臺大歷史系就已經開始：那就是研究思想史一定應該重視思想發生的背景。這個見解支配了我一生治學的方法。當初我決定離開電機系、改學人文學術的時候，曾經考慮要去學哲學。後來雖然進了歷史系，我卻保持對思想的興趣，只因許先生這句話，我從此做的變成主要是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而不是傳統的哲學。

許倬雲先生近照。

基本上，思想或哲學的本質一般都是規範性的（normative），但是一個規範性的理念付之實踐的時候，往往不能完全實現理念本身所規範的理想。從瞭解歷史發展的立場來看，規範性的思想與它的實踐之間是存在著緊張性或矛盾。這個是瞭解歷史的核心問題，萬萬不可以忽視。

1971年秋天攝於延陵乙園。

我後來選擇用宋代教育與科舉作為我的博士論文，不免因此就要嘗試如何描繪教育思想的理想與教育制度的實踐之間的正負關係。我不能只是闡述宋代儒學（特別是道學）的教育思想或理想，而是必須也研究當時政治力量的運作和「日常化」與否的程度。後來，傳統中國教育的研究變成了我的終身志業。

許先生的生命哲學應該可以歸類為自由主義。即使到了今天，我相信他的整個價值系統除了中國文化居於第一之外，自由思想則毫無疑問是第二關心。這個思想基礎所表現出來的就是對理性的堅持。我記得在他的指導之下，我們閱讀了好多《古史辨》的文字，我們並不畏懼被譏刺說我們相信「禹是一條蟲」。我自己更知道必須要能分辨什麽是事實，而什麽是誇張的神話或諷刺。許先生的自由思想因此既合乎道德的自我反省，是「自反而縮，雖千萬人而吾往矣」的自我肯定，更是一種對理性的堅持。

許先生的告誡常常在我心中盤桓。例如我在寫得比較滿意的一篇文章中，就慎重地強調一個思想家對歷史和穹蒼的想象乃是建築在他旅遊世界、跋涉大漠和江海之後所篩瀝出來的。之後偶爾再讀這篇文章，就經常感受到它在我心中不斷跳躍的興奮，充滿了刻畫生命的美好氣息。

德日進在周口店與北平地址生物研究所同人（包括裴文中）合攝。

這篇文章是我翻譯的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人的現象》「中譯本導論」。德日進是中國地質研究的創始人。我當時正與許先生讀中國上古史，所以知道這個名字（明顯是取自《大學》）。不久以後，我得知德日進也是20世紀哲學裏非常重要的名字，因此感到特別的興奮。許先生知道我對思想一向感到興趣，因此就鼓勵我翻譯德日進的《人的現象》。雖然當時我的翻譯能力還很淺薄，不過我還是盡力去做這個極為困難的嘗試。後來這本翻譯就成為我的大學畢業論文。再15年，它終於由聯經出版社出版，成為現在臺灣還很多人閱讀的一本宗教（天主教）哲學的書。翻譯這本書最大的收獲就是從此更深刻地瞭解到為什麽思想史會茁壯成為20世紀以來比哲學更受到人們歡迎的學科。因為思想史反映的是對歷史背景的關心，在人們與時空不斷地交互對話中，讓讀者能切身感受到上面所說的「規範」與「實現」間的交互衝擊和咆哮。這樣的感受是很難從純粹哲學的作品裏得到的。

《人的現象》（聯經）第一版（1983）。

大家都知道，近代啓蒙思想興起以後，基督教思想家接受理性的思維方式，開始質疑傳統的神命論（providence）和神跡（miracle）的觀念。這就引發了保守的基督教徒的焦慮，連帶也對許多與《聖經》記載矛盾的科學思想都一概抗拒。達爾文的演化論就是最著名的例子。然而美國一些重視理性態度的神學家（特別是Rauschenbusch，the Niebuhr Brothers， James Pike等等）卻選擇接受理性的宗教信仰，勇敢批判傳統的教義。他們簡直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來與昨日之我抗爭。這一個20世紀思想的重要特色也引起了許先生的注意。大約25年前，有一次他問我為什麽美國主流的神學家對傳統信仰採取如此的批判態度？

這個問題一直在我的腦海裏翻滾。因為問題的本身實際上及於近代西方思想的廣泛層面。即使到了21世紀初，我的思想已經差不多完全定型，然而我還是不斷地在思索它。所以我曾經寫了一篇<罪，羞慚，與思想史>（見我的《想象「聲辯才博」》，頁69-79），試圖討論西方基督教思想中的辨證或吊詭性格。當然，現在看起來，我也還是沒有能提出滿意的解答。但是這篇文章充分地反映了許先生這個「大哉問」對我的衝擊。它成了我常常不斷思索的重要課題。

這其實也說明他為什麽在晚年開始對當前美國社會感到失望。他對近來自由主義思想走向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和全球化感到困惑和不滿。第一原因當然是因為美國（特別是川普總統）對於中國採取了敵對的政策；他擔心世界失去了和平的秩序。第二是他在思想上面本來就反共（這是20世紀普遍接受為合乎理性的選擇）。第三則是來自他無法逃避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宿命；中國文化是他安身立命的第一基礎。幸與不幸的是就先後的秩序來說，第三個實際上是第一。

對一些在美國的中國人來說，批判美國自由主義走向全球化（例如Manuel Castells，Joseph Stiglitz，David Held等人）及社會主義化（最近的Elizabeth Warren，Bernie Sanders， 更不說 Alexandria Ocasio-Cortez）幾乎等於是反對美國自己的文化，至少從生命的理想價值上來看，當然是如此。因此，在2018-2021年間，美國社會動盪，引發許多有心的知識人的擔心，許多在美華人更把這樣的分崩離析當作是美國走向沒落的徵候。這幾年，美國到處騷動，暴徒們組織的「占領自治區」（CHOP，CHAZ），呼喊種種極端的口號（假其名為「進步」），要求減少警察預算，甚至於要廢除警察制度。同時更有提倡一種與共產主義相互混淆的「真平等」（稱之為equity；其實是一種虛假的equality；可說是「[平]等有差別」）社會的呼聲，虛偽地接受「大取代」（grand remplacement）的現實。事態演變如此激烈，但很多人未能看出共產主義在這當中的割裂作用。他們幾乎是興奮地準備接受美國民主的崩壞乃至於告終。

2022年美國期中選舉，卻讓我們看見民主黨終於從這三年中的彷徨或自虐中做出初步的反省。美國民主（作為一種規範的思想）及制度（現實中的實踐）果然再一次由內在的折衝，產生內斂，而重新組合。這三年來的發展表現出她沒有喪失自我制約的本能和彈性，果然使得民主黨沒有輸給狂妄法西斯的川普主義。現在，我們就要再一次看見這兩方對決，不過毫無疑問地，美國又已經恢復到他們的民主傳統和和平競爭了。

上面的分析幾乎全部是我60年來從許先生那裏學到的總結：社會史背景和思想史的密切對話，以及觀念常常在規範和實踐的之間互相激盪與爭辯。這兩個方法的特色無疑是我受教於他最重要的核心；它們形塑了我開放的世界觀，堅固了我對理性信念信賴的基礎。

很高興倬雲老師今（2024）年榮獲唐獎，因此把這篇兩年前起草而沒有發表的文字整理出來，作為一種恭喜的禮物。我將繼續把這篇文章當作繼續向前探索的路牌、南針指引。（2022年九月初稿，2024年八月修訂於紐約華萍澤瀑布）

李弘祺小檔案

1968年歷史系畢業，耶魯大學博士。曾任教

於香港中文大學、紐約市立大學、臺灣交通

大學，也曾在本校、清華大學及北京師範大

學擔任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專攻中國教育

史，著有傳統中國教育的中英日德義文專書

及文章數十種，以《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

教育》最為重要，獲中國鳳凰衛視國學成果

獎及國家圖書館文津獎。日本關西大學《泊

園》學刊稱許為「當今世上治中國教育及科

舉第一人」。李教授也經常講授有關近代西

洋思想的課題，主持台積電及敏隆講座。現

與夫人退休於美國赫貞河畔的華濱澤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