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自理農學部分家、獨立為理學部後,地質學科的第一屆入學生。從我畢業迄今已過了半世紀,正所謂「宿昔青雲志,蹉跎白髮年」。

身為處於戰爭時期的學生,幸能為紀念臺大創立60周年所出版的回憶錄,記錄一下過去部分的學生生活。

地質學教室原本是個小家庭,正當期待迎接預備科的學生加入後會變得熱鬧之際,戰爭開啟了,實在非常遺憾。

我入學那年(1943)的12月,政府下達了大戰的詔書,進入戰爭時期的體制。與社會氛圍不同,我在地質學教室學術的氛圍中勤奮向學,度過了愉快的時光。雖然如此,到了畢業那年,有很多同學參戰,以及深夜待在研究室用顯微鏡觀察分析,突然響起了空襲警報須注意燈火管制等,慢慢地我發覺戰爭離我非常近,而不久後我也加入軍營,進到了與外界全然不同的軍旅生活。

臺北帝大地質學教室講座教授早坂一郎,曾任理學學部部長。(取自東北大學綜合學術博物館,http://www.museum.tohoku.ac.jp/past_kikaku/ammonoidea/tohokuUniv/tohokuUniv4.htm)


在學期間,地質學教室以早坂御大(按:早坂一郎教授;日語「御大」為老大之意)為首的市村、富田、丹、丸茂、金子等年輕有為的教師們以及地質學教室的畢業生們組成,既是鋼琴家也是初次嶄露頭角、銳不可擋的新人,廣受學生們敬愛的石崎老師(於何波丸離世),還有石匠的高橋及御大秘書小姐。

學生入學時,一年級5位、二年級1位、三年級1位共計7位學生,畢業時,一年級5位、二年級2位、三年級2位共計9位學生。入學時的5名同梯次畢業的同學有2位,於此不得不感受到戰爭帶來的傷痕。

慢慢地記憶已逐漸淡去,往事模糊不清,但初次前往地質學教室當時的景象,恍若昨日般鮮明地浮現眼前。在5名新生面前,以和藹可親受到青睞的早坂、市村老師分別說著「讓我們享受地質學吧」、「讓我們像家人一般做研究吧」,於我在學期間這兩句座右銘始終貫徹如一。每次一有機會,老師們就會招待學生到他們家裡,愉快地談話同時也請我們吃飯。繁忙的早坂老師有空閒時,常常找我們去他的學部長宿舍,在宿舍為我們授業解惑。依照慣例,老師們於午餐時間在三樓北邊的大房間共同用餐。學生如有帶便當時,也會落座在末席吃飯。席間談笑風生,話題自地質學閒聊開始,到批評社會、藝術、哲學等廣泛的層面,時而尖銳的挖苦嘲諷,我們學生常常被取笑。大眾傳播媒體教育之下,對師生接觸日益減少的現在的學生們來說,這是難以想像的受惠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之中,我們得以充分瞭解與課堂中全然不同的觀點,學術尊嚴、探討學問的嚴謹以及快樂。

此外,記錄下二到三則老師們為學生們著想的情誼。

腕足類化石Spirifer,中文名「石燕」,取其形如燕子展翅。生存於石炭紀3.3億年前石炭紀的無脊椎動物。圖為尖翼石燕,取自維基百科。


地質學教室每二到三個月會舉辦一次研討會(主要介紹論文),高中的齊藤老師、預校的石島老師或地質調查所的技師們偶爾也會在這個會議露面。有一次,我被指派發表Hermann von Wissmann[註1]的「更新世冰河現象——以中國為例」,研討會發表結束後,要我整理原稿內容後提交,結果我忘了,而早坂老師卻說:「你已經投稿了」,然後給了我一本地質學期刊。雖說在當時,也是有著名的學者們在論文中使用摘錄,但這篇文章卻用了我的名義發表。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被印刷在學術期刊上,回想起來,當時的我是又驚又喜又感到有些不知所措。還有一則類似的經歷。因著古生物學的實驗,早坂老師自東帝汶帶回了腕足類化石Spirifer  (石燕),而我被指派寫兩至三則論文。正當寫好概要姑且想先提交的時候,老師回國幫我把稿件帶了回來,為當時在札幌任職的我,指出文章中很多不完善之處,讓我修正,指示我重新寫過後再寄回給他。我立即依照指示進行,但稿件卻遲遲無法過關,往返送了一次又送了第二次,到了第三次我自覺力有未逮,請臺大預備科出身北海道大學學生的末富先生幫我修改,終於通過了。不久後,在仙台的Short Paper上,我與老師聯名發表以Spirifer為名的品種,這篇文章單獨重印出版了20份,我非常感激。

我的畢業論文是關於台中州南投當地的地質。野外調查研究在石崎老師的指導下開始,進行到一定階段後,則由丹老師、早坂老師直接指導。丹老師的場域地層調查一絲不苟的樣子,以及他判斷岩石特徵熟練的技能,對忙裡偷閒不專心的我來說是相當大的衝擊。在調查期間,我收到對老師來說很有價值的徠茲放大鏡,但在老師回國的第二天就不幸遺落在山中,實在抱歉,終究沒能在老師生前向老師報告此事。

地質學系館藏岩石標本,展示於穿廊間。(攝影/林秀美)


戰後的地球物理學和地質學可謂是一場革命,特別是最近關於地震預測,屢次在新聞版面上大為刊載的板塊構造理論,是根據1910年至1920年代德國的Alfred Wegener提倡的「大陸飄移說」,在1950年代末又復興的理論。在1930年代,無法移動的大陸如地球般可以移動的理論被認為是荒謬的,在學術界許多人視其為異端理論而被置之一旁。根據竹內均[註2]的「地球的科學」,1930年代末期人們對這項假說失去興趣,大學的課堂也幾乎沒有談到此事。但是,我們對富田老師的大陸飄移說的課非常有興趣而參加了課程。之後,我們到美洲、非洲、阿拉伯、澳洲、印度等地進行調查,尋找鋼鐵原料和副原料的時候,屢次回想起在二號館2樓的階梯教室富田老師的大陸飄移說的課,以及上課當時的情況。

畢業的時候,我原被內定要到總督府地質調查所工作,但早坂老師不要我去上班,而是留下來整理化石,於是我就賦閒在研究室。當時臺灣總督府的技術人員初任職的薪水為日本內地帝國大學畢業5級薪俸,而臺大畢業則為6級薪俸(按:級數越高,數字越小)。老師對於這樣的差別待遇感到憤怒,主張不會讓我的學生到那種地方工作。對老師來說,他認為這與成立臺大原本的意義相悖。收到任免臺灣總督府技術人員5級薪俸的委任證書,到我開始上班花了2個半月的時間,想必讓當時的臺灣地質調查所的大江所長感到相當為難吧。

今之地質系館一隅。館內研究室格局如前,惟不知早坂一郎教授和師生們天南地北暢談的所在。(攝影/林秀美)


兩年半前前往臺灣的時候,我拜訪了研究室的王源教授。等待王教授期間,我與年輕的助教談話中得知,王教授運用日語、英語、德語講授具吸引力的課程,學生也十分敬愛他。

王教授是地質科學的主任教授,在我們的談話中,他表達了自己能在地質學這條路上鑽研多虧有早坂老師,至今仍非常尊敬早坂老師。

戰後,臺大地質學教室由馬庭英教授承繼,之後由王教授接手管理之職。


屬於我們的地質學教室已經消失了,但早坂老師創立地質學教室時的理想與精神,由嶄新的臺灣大學地質學系傳承下去,相信未來地質學系會持續發展,培養出許多有能力的人才。但願如此,拙文於此擱筆。(本文譯自《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創立六十年記念》,1988。譯者吳智琪,臺大圖資所畢業,現任職於技嘉公司。)

註:
註1:Hermann von Wissmann(1895-1979),德奧裔阿拉伯探險家。1931 年至 1939 年間,多次前往南阿拉伯探險,該地區後來成為他研究的主要重點。他致力於研究該地區的古代地理和歷史,並為古代南阿拉伯制定了年表。也曾對中國南方的雲南省進行過一段時間的探索。
註2:竹內均(1920-2004),日本地球物理學者、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理學博士、科學啟蒙家。科學雜誌《牛頓雜誌》首任主編。

 


關於早坂一郎教授(Hayasaka Ichirō,1891-1977)
生於宮城縣仙台市。1912年進入東北大學理學部地質學科就讀,為第一期生,1915年獲地質學士,研究所以「支那地理之研究」為題。1919年升任講師,1920年取得東北帝國大學理學博士學位,翌年升任助教授。1926年,轉任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今國立中興大學)教授,隨即以「在外研究員」身分赴歐美研究2年。1928年受聘為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地質學講座教授,並在1940至1941年間擔任理農學部長。戰後留任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至1949年。1949年返回日本後,曾任金澤大學、北海道大學教授,1958年擔任島根大學校長。曾任日本地質學會會長。
鑽研古生物學和地質學,特別是對東亞地區第三紀動物化石卓有貢獻,以早坂一郎命名的早坂犀牛,現存於國立臺灣博物館。1935年(昭和10年)4月21日臺灣中部發生大地震,造成當時新竹州及臺中州(約今新竹縣市、苗栗縣、臺中市一帶)3,276人死亡,災情慘重,觀光景點「龍騰斷橋」極為該次地震後殘跡。早坂一郎教授於震後至災區現場勘查並完成「新竹臺中兩州下の大地震」報告書。


青年時期早坂一郎。(取自東北大學創立100周年紀念網站,http://www.museum.tohoku.ac.jp/science/person.htm)

1935年臺灣中部發生大地震,早坂一郎教授於震後至災區勘察。圖為早坂一郎教授在獅潭災區現場留影(左),右為當時獅潭庄長。(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